作者，赵越胜，人文学者，现居法国。1979年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参与筹办《国内哲学动态》，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核心成员。作品有《暗夜里执着的持灯者》《我们何时再歌唱》《带泪的微笑》等。《燃灯者》讲述了一段最朴实最感人的师生情，一曲千回百转感人肺腑的精神长歌，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 厚重如山，空灵如诗——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思想启蒙史。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9月
定价：32.00元
文章目录分为两部分，本连载内容为“辅成先生”部分
辅成先生
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聊与梅花分夜永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上的灯。他照亮了一家人，这家里有求善问道的莘莘学子，有漫游精神世界的读书人，也有辛劳于野的大众……
辅成先生
五
一九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一九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
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椅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一九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
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流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报刊，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做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上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
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一九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一九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