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至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一九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ter 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

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窠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 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

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

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一九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杖就远去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