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新望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将正式挂牌。从压缩政府开支到减少审批项目，再到设立“上海自贸区”，我们看到了“李克强经济学”的大体脉络。“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我们就要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出现。”这是厉以宁教授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讲的一句话。厉教授是现任总理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他的话可以看作是对“李克强经济学”的最好注解。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一石二鸟之效。贸易自由必然伴随着金融自由和服务业、人力资本管理的一系列突破，自贸区肩负深层次制度创新的重任。自贸区真正的突破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改革。因此，这将是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新起点。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也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升级版，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一两年，美国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前者涵盖大部分欧洲国家，后者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越南等泛太平洋十多个国家。这两个协议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不仅零关税，而且还将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无例外自由贸易协议。即将出现的美欧、美太两大超级自由贸易区，覆盖世界贸易量的2/3、全球GDP的3/4。届时，中国将处在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包围圈之中，中国再次被边缘化。中国面临“二次入世”的严峻局面。

有人一度以为“入世”标志着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头或走过了头，其实我们继续开放的空间还大得很。从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国内奢侈品价格普遍高于国外，国内高档汽车价格甚至是国外三倍以上。对外开放的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福利。相比TTIP、TPP这样的世界级超级自由贸易区，应当说，上海自贸区还是初级形态。前者是“大区”，后者只是“小区”。

国内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畸形垄断，国进民退，劳动力、环境成本上扬。东南沿海外向型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际资本开始向新的洼地转移。有两个鲜活的例子，1981年，耐克开始在中国大陆生产运动鞋。其后30年，中国大陆一直是耐克运动鞋的最大产地，但到2010年，中国被越南取代；今年，华人首富李嘉诚大举变卖大陆资产向欧洲转移，这也是国际资本的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中国原有的开放政策边际效应已大大递减。

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看重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上海自贸区最大的突破和亮点是第一个在中国领土内拥有法律豁免权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从政策层面走到了法律层面，国土开发迈出了崭新步伐。

从特区到综改区、新区，一直存在的一个困惑就是法律豁免问题。深圳虽然有立法权，但权力有限，只能在国家一级法律之下。此次全国人大的授权，巧妙地回避了国家法律主权问题。据我所知，学者们最初提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原意是设立“WTO巡回法庭”，但后来因为牵涉到主权问题而作罢。

我们希望，有些人不要像当年批评特区是“租界”一样来批评自贸区是“法外治权”。时代变了，不改不行了。

我们希望，如果上海自贸区试验取得成功，全国人大应借此机会，以自贸区原则彻底对照清理一下相关法规，审读陈旧的法律，将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法律条文尽早列入修订议程。

我们还希望，如果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不应该只是在全国再多办几个自贸区，将授权扩大。那种划片、画圈的“特殊地区特殊政策”模式已经不灵，全面的对内开放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