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新望 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今年三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所强调“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要壮士断腕”。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中着墨最多的是减少政府干预，释放市场活力；9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山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演讲中劝告政府“不能以宏观调控代替改革”；另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7月15日的《解放日报》撰文《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呼吁尽快改变“强势政府加海量投资”的经济驱动模式，重启改革。

种种迹象表明，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深水区的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将迈出实质性步伐。一些国外媒体将之称为“断腕工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基本问题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前者解决资源配置，后者塑造微观动力。经济改革当中的其它问题，诸如转变发展方式、国企改革、城镇化、收入分配、资本市场等等，都是这两大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但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讨论的是“计划与市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截止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现任国家领导人当中有多位曾参与这场大讨论，如1981年王岐山与朱嘉明、翁永曦等合著《关于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1991年李克强、李源潮与厉以宁、孟晓苏等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些财经界的领导也是在那场讨论中开始展露身手，如周小川、楼继伟、刘鹤、陈锡文、郭树清、吴晓灵、李剑阁等等。

应当说，现在讨论的“政府与市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讨论的“计划与市场”，思路是连贯的，理论上是相通的。只不过近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有所放缓，一些关键领域改革甚至出现倒退，以至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某些内容在执行中被落空。目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市场力量被抑制，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

当然，今天我们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比当年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有意义，理论上也更为彻底。计划与市场的讨论还是把市场当作政府手上的工具，而现在，政府与市场是平等关系，市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抬升。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世性古老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斯密论证，这只无形之手使“人人为我”最终变成了“我为人人”。他提出政府除了提供国防、治安、维持和执行合同这些最基本的公共职能以外不应该再过多干预经济活动。

与看不见的手、无形之手相对应，经济学家把政府这只手称为“看得见的手”、“有形之手”。有形之手又有三种情况：无为之手，扶持之手，掠夺之手。

与斯密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当成为“无为之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曾指出一个现象：“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许多时候，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无为之手与中国道家治国理念不谋而合，无为者，无违也。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学派主张政府干预，这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概念，认为政府应充当“扶持之手”，调节供给、创造需求以克服疲软、解决就业、改善居民收入。

然而，如果缺乏民主法治的约束，政府的“扶持之手”则可能变成“掠夺之手”，这一度成为苏联等国家的噩梦。时至今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与政府这只手与民争利和权利寻租有密切关系。

越位、缺位、错位是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经常出现的情况。重新定位的意思就是：缺位的地方要补位，如公共服务；错位的地方要正位，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位的地方要让位，如放开准入、放弃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形象一点说，重新定位就是举起“无为之手”，用好“扶持之手”，截断“掠夺之手”。

壮士断腕，体现了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该断不断，必受其乱，断掉该断的，得到的将是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