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林密 1929年出生的高尚全，今年已84岁，现在的职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除了有特别安排外，这位儒雅的老人每天仍会按时去办公室上班。他曾说自己这50多年来岗位在变，但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改革”。
1982年3月，国务院在向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机构改革方案报告中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同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同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
国家体改委成立仅一个月后，高尚全就调入了这个机构，开始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之路。他先后任体改委调研组副组长、组长，后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1985年5月，他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他曾先后六次参加中央决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三次是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很多突破性理论。
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成立了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领导小组，组长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起草小组下设若干专题，高尚全是市场体系专题的负责人。起草小组在讨论“劳动就业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时，有人以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为由，不赞成提“劳动力市场”。高尚全则坚持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必须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93年8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决定》，高尚全列席参会。当时，他打破常规申请发言，一口气讲了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的五个理由。经过时任起草小组组长的温家宝的努力，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最后顺利写进了《决定》。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高尚全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的几个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曾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他从各个层面提出这种表述不够科学。后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接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提出，“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中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怎样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领导层的全面部署。过去三十多年，平均每十年中央作出一个改革的决定。从2003年到现在，又是一个十年，正是中央作出新的改革决定的时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高尚全也提出了自己关于改革的想法和建议。
行政体制改革是突破点
经济观察报：你曾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决策文件的起草，长期关注体制改革，你认为现在面临的状况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高尚全：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改革的进展也不一样。现在改革面临着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所以难度就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改革进展比较顺利，为什么呢？动力比较足，从上到下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长期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困难时，过年过节才三两油，半斤肉，半斤花生，迫切需要改善生活。从领导的角度来说，会思考为什么搞社会主义搞了那么长时间，社会主义优越性都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就想到出路在改革。
另外，那时利益集团没有现在这么厉害，比较少。那时，改革大家都是受益的，推进时阻力就比较小。现在就不一样了，既得利益群体很大。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现在增强动力的突破点在哪儿呢？
高尚全：我认为关键是下决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具体从哪些角度入手呢？
高尚全：就需要限权、放权和分权。限权要以推动法治建设为核心，以建立公开透明政府为目标，需要司法体系的配套改革。公权力的有序运行，不能单纯依赖官员的自觉自醒，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司法震慑。要保障法院、检察院能够根据《宪法》要求，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能。要根据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尽快扭转权大于法的现象以及公权力任意削减律师、公民权利的行为。
放权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就是政府向市场和企业放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包括垄断行业经营权向社会开放、减少资源要素价格行政管制、减少过多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自主权力等。
另外，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也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推动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社会公共治理，具体包括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推进官办社会组织转型、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等。
以放权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需要中央向地方合理放权，中央对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干预较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不匹配，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能划分不清晰等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矛盾，也是当前地方债务升级、地方依赖土地财政的重要诱因。在中央向地方放权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防范地方截留本应当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权力。
亟待顶层设计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关于重设“体改委”的呼声不断，你也多次提过这点，能详细说说你的建议吗？
高尚全：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提出了“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的看法。这个观点，已形成共识。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关键时期，得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需要建立这样一个高层次的权威性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所以，我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中央和国务院相关负责人为组员。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查、评估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要性不亚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它涉及的面更广泛、内容更深刻，对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要求更强。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否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
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可以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但全面深化改革的名称不能没有，因为财经包含不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改革。
改革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最后，能谈谈你对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体会吗？
高尚全：我体会最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进而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
第二，邓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在计划与市场的激烈博弈中，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自上而下推动的。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推开。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明确的。
第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老是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标准往往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没说过。比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这才有勇气去推行。
反过来看，假如马克思没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100多年以后的事？中国经受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也不许农民买手推车，因为牛和手推车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不管社会主义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个别国家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不让个人养牛，这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35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