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亚月/文 2013年9月份，我们夫妇合译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翻译托马斯·索维尔这本力作的过程中，书中关于理念、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相影响、互构关系的精彩分析，又强烈地勾动了我近几年来对于社会建构论所培养出的浓厚兴趣。由理念到现实的影响、由不同构想到不同世界观的殊异，也正是托马斯.索维尔在这本批判知识分子的力著中所着力体现的，因为理念和构想都是知识分子的产品。当然，索维尔在此书中有其偏颇之处——他眼中所见的多是谬误理念和不恰当构想的强大破坏力，而忽视了恰当良好理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建构力，更忽视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离开理念这一事实。

理念太飘渺，所以先从生活说起。我脑海中关于洗衣盆的理念，核心特质就是圆形。但来美后这个理念遇到麻烦：逛遍了住所附近的几大超市，全然没有圆形洗衣盆。“洗衣盆必然是圆的”，这一过去对我来说天经地义的理念，在我应对现实时带给我严重束缚；费力突破此理念的金钟罩之后，我才发觉原来也并不必须执着于此。这个经验让我勾起许多相关联想，比如想起在多年前我们社会所熟知的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充其量只能喂喂牲口，人尽管屈尊去吃也无法活命。这一基本事实，却因为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形状、不同色彩、不同温度的理念加以修饰，草就完胜了苗——这在今天看来是笑话，但在不算久远的过去，它就是真理。

但理念要想真正胜利，还要看它在现实中是否具有长久性——能够长期存在的理念，不一定必然正确合理，但至少其与现实有着良好的卯合性。草苗之辨逞了一时口舌之快，但口舌也需要营养需要粮食，于是这一伪真理很快就在现实中显示出了其彻底的荒谬性；可惜代价也是极惨重的。如果在理念层面刻舟求剑，那么现实中就会一败涂地。

于是后来有了这样的转变：“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思路，但都只是具体的方法而已，不能暴涨至社会方法论的高度。因为具体问题经常可以不涉及价值、伦理和秩序，所以解决具体问题时可以如猫论般持一种后果论的态度、只以功效论英雄。但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却必须要饱含极其充沛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导向，并且一定要是健康、理性、良善的价值，否则就会贻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

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都会荼毒社会。谬误的理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往往与现实完全不卯合，坏的理念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邪恶的价值和目标，这也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所极力说明的方面。索维尔还详细列举了因为代理决策的中央计划经济而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为了论述集权式计划经济的荒谬性，他甚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但很不幸，恩格斯很早就预见到的问题，却在苏联时期全面成为现实灾难。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虽然在灾难性后果上堪称伯仲，但它们二者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可以算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好的愿望本身，并不必然能保障好的结果。

好的理念和构想，能为社会铺就宽阔坦途；但在踏上坦途之前，社会可能要在理念的重重蛛网中挣扎和彷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理念方面吃的亏实在是太多！

那么能否换个思路：不要理念，只从现实出发？也许偶尔行得通，但大多数时候是不行的。一个社会要想稍好一点，想过得幸福一点，那么理念的生活必不可免，不管其以宗教的形式、政治狂热的形式还是伦理的形式出现。

越具体、越简单的事情可能越不需要理念，但稍微复杂的事情没有合理恰当的理念指导，就会越来越麻烦。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中的儒教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伦理秩序，正是它帮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结构。

没有好的理念指导，没有灯塔和理想，会迷路。回想过去几十年，仅仅由于理念层面的朝夕变迁，我们社会中就时而尚贫时而崇富，财富的拥有和家庭出身时而让人荣耀时而让人惴惴度日。不可预期的社会是不可能让人民幸福的社会。因此，国家、社会、民族需要稳健的哲学、真正的方法论、好的伦理精神和安定的人心秩序，以及许多良善价值。

理念任务本身是艰巨的，与现实问题纠缠一起就更是常常让人如坠雾中。各种立场的人们自说自话、形不成社会共识，一边厢大堆理念兀自缠绕不清，另一边厢围绕着理念的现实建构却刻不容缓——被动、后发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来不及细想、仓促应战，意味着先顾及眼下、不考虑长远，也就意味着工具理性会轻易占据上风，甚至对理念体系的选择也是如此。当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哪种理念体系能够尽快将散沙般的民众聚沙成塔、形成钢铁般的民族意志从而实现救亡图存，哪种理念体系就是最好最伟大，于是五四之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精英就选择了激进的道路。

但之所以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反复提示工具理性的危害，正是因为它虽然有切近的显著功效，却总会带来长远来看更大或极大的副作用。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于那种只顾眼下的短期理性，给出了最生动也最痛心疾首的描绘。价值理性要以终极性的价值作为行动的最高导向、也是以最简单质朴的真理作为最高目标。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因为痛感于谬误理念和其灾难性后果，所以索维尔对理念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有点矫枉过正。但索维尔没有看到的是：理念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指导下过一种区别于禽兽的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人类的宿命。如李泽厚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永远要面对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需要选择好的理念，来合理建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虽然关于何为“好”在知识分子层面很难有共识，但社会大众的共识却始终在那里：较好的物质生活，良好的社会治安，人心有秩序，精神有安顿，贪污腐败要少，公平正义要多，社会贫富差距不要太大，最好个体还能有较多自由，等等。此外还有自然环境不要持续恶化、转而能逐渐恢复。这样的社会，也许并不难，只是第一步就要先从选择合理正确稳健的理念做起。

如索维尔本人所不得不默认的，某些知识分子的理念工作最终带给了世人以极大福祉：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启蒙时期那几个杰出知识分子所构想出来的理念的逐渐展现；当然还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过程：更多知识分子被那些理念中的良善道德价值所触动，继而领悟和推崇，并广为传播；某些政治精英采纳了这些价值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最终由社会中的制度来捍卫这些价值，并因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拥趸——在道德价值观的进化过程中，被进化过程选择的价值观总是造福于越来越大的群体，因而总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拥趸——曾经的理念就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真理，如平等、正义等等这些理念。

世界上本无社会真理，因为其中总会渗透有人类自身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判断，所以不符合真理所要求的绝对客观、不以人的主观信念为转移的标准。但当社会中有太多的人相信某种观念时，那种观念就成为了所谓的社会真理。当然，理念上的成功未必肯定能够赢得现实的成功，因为毕竟知识分子精英只是这个漫长生产线上的头一道工序；后面还有一个同样至为关键的工种：政治家。想当初，要不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那几个敢吃螃蟹的人，把头脑里、书本里的理念，变成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制度精神，才诞生两百多年的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强国。对中国来说，一百七十多年前，爱国士人龚自珍就在为中华民族痛心疾首并求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呼唤迄今依然迫切。只是天公若怜中华，务必要精准行事，因为最缺的并非理念人才。

最后，仍然要为被索维尔极力贬斥的知识阶层说句公道话：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又有好些个要么昧着良心、要么比大众还要愚昧千百倍的所谓教授和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大放理论烟雾臭弹，但整体而言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社会中最具良心、最有辨识力和最能够自我反思的人；否则，我们过去就不会有林昭、顾准，世界今天也不会有索维尔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