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郑也夫携新书《吾国教育病理》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就教育问题以及针对当下中国教育失范与以及创造性人才的匮乏问题的与读者进行交流。参与嘉宾还有，北师大的陈彬莉老师和哈佛访问学者陈默。三个人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知识视野，和读者朋友们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交流。

郑也夫认为，中国教育的失败在于应试教育以及统一化选拔的标准，造成了对于广大学子智力上以及兴趣上前所未有的戕害。而罪魁祸首就在于缺乏分流的观念，以及职业教育的失败，使得高考的人数急剧增加，不得不提高考试之比重。而结果只能造成现行教育体制既无法体现个性，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竞争。郑也夫举了德国与日本的例子作为当今中国的镜鉴，德国的职业教育造就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同时也有力的保证了传统大学的独立与学术性。而日本职校的直通车，既减轻了学校竞争的成本，也使得工厂获得了具备专业技术训练的工人。而中国分流的最大问题即在于学校间教育资分配源的巨大差距。

陈彬莉认为，分流有没有可能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通过这个制度的设计，有一部分人主动选择非普通高中的教育形式，但是如果按照目前体制内形式上分流的，那一定是淘汰而不是分流。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一定让学生有选择，一定是让他真的想上非普通高中的那种学校。

陈默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与经济学知识就现下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竞争的激烈根本因素在于人口的巨大基数以及以及政府功能的缺失、民众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有阶段，但是针对由减轻竞争压力所实施的分流的关键在于我国的职校能不能做好，职校的钱谁出，职校能不能培养学生真正有用的技能。

下半场的话题由“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级人才”展开，郑也夫将杨小凯与索尔仁尼琴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犬儒主义心态导致了全社会盲目崇拜财富与权势的心理。所损失的不仅仅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知识人的自我设限以及社会性的道德力量的萎缩。

而陈默认为，所谓“大师”的标准，应该放到当下社会的标准进行重新的审视。大师的产生，是传统中国只是垄断导致底层不得不对“知识”产生仰视的结果。既没有必要对民国时期进行过度的消费与美化。而民国时代的“大师辈出”既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对当下教育失败的反思。而在当下真正有意义的是应该加强对于教育与科研的重视，尊重人才，尊重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人才无法通过规划与命令产生，而需要宽松与自由的学术氛围与讨论环境与尊重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