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Jochen Pioch/文 在向司机出示了一张写着“北京南站”的中文纸条之后，我开始在出租车后座焦虑地频频低头看表。这全怪我。对于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来说，在中国旅行，且不说到乡下，即便是在首都北京，也是一场冒险之旅。刚来了中国几天，我决定离开北京开始旅行。但出门的时间太晚了，我怀疑自己能否赶上火车。最后，出租车驶出了高速公路，驶向一座巨大的椭圆形银色建筑，外表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这里一定是飞机场！”，我顿时惊呆了。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司机误解了你的意思，你又一次搞砸了！”我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旅行泡汤了，我只能买一张第二天的车票。但当我走进眼前的这座建筑，才意识到原来一切都很顺利。我正站在北京南站的中心，一个足以让所有欧洲机场黯然失色的巨型的火车站。

一面自嘲，一面奋力在排队的人群里前进，取了车票，然后漫步在大厅之中。这座建筑的规模让人目瞪口呆，我想起了几年前投入使用的德国柏林的中央车站，那也是一座超现代的大型建筑，更是德国建筑师眼中的骄傲，评论家们曾称之为“移动的大教堂”；我还想起了“旧欧洲”最大的建筑——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尽管没有做过具体的计算，但我认为这两个建筑都能轻而易举地装进北京南站，并且还能给成千上万赶火车的中国旅客留出足够的空间。一共有24个站台，

每个站台都有两个入口，每个入口处都有两个穿着像空姐制服的工作人员。“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其中的一位从我手中拿过车票，将车票放入控制闸机开关的检票口中，我才恍然大悟。相比之下，乘坐北京地铁时，这一系列的动作都由乘客自己完成，这真让人受宠若惊。而在我的国家德国，火车站是一个必须自食其力的地方：如果你能读懂指示牌，会使用那些机器，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不会，那就糟糕了。在德国，想要咨询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可是漫长而绝望的寻找过程。在北京，每一个站台都有四个工作人员，一共有96位工作人员为确保每一位乘客通过闸机而提供服务。

看到高速列车让我兴奋异常。我一直都喜欢乘火车旅行。在德国，看到高速列车缓缓出现，驶入普通列车和地下铁之间的轨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此，不难想象当我乘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看到每一条铁轨上停靠的白色高速列车是多么惊讶——那些行驶缓慢、外形欠佳的普通列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这些由中国和西门子公司合作制造的CHR3型高速列车（和谐号动车组），虽然原本是为德国铁路设计的，却在中国非常热门。从明年起，德国将开行17辆这样的列车，比中国晚了整整三年，而且，中国已经订购了超过300辆同一型号的列车。

坐在这样的火车上，我再一次感到其实我在乘飞机旅行。工作人员穿着合体时尚的制服走来走去，出售饮料、玩具和火车模型。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干净，充满高科技的质感。列车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分毫不差，即便在行驶路程遥远的中国也居然如此，这对于每一个欧洲人来说都是奇迹。驶离北京5分钟后，列车时速达到300公里/小时，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最高陆地时速。每一座经过的车站都和北京南站很相像，有的甚至规模更大。这让我身处一部科幻电影之中，甚至为这些部分都源自德国工程师的设计感到一丝自豪。与此同时，我又有些沮丧，因为我的国家大都将这些技术销到国外，而很少在国内使用。

在接下来的几周的旅途当中，我发现中国文化广博而多样，这包含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学会了从出租车下车之前查看路况，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乘坐过三轮车，坐在车后部一个金属盒子里，紧紧地抓住每隔两秒钟就会自动弹开的门，终于明白了原来交通法规纯属建议。

为了发掘北京的新鲜地带，我买了辆自行车，开始街头行。欧洲人大都习惯于小而安静的城市，而中国首都则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宽阔街道。如果不是被拥挤的机动车、自行车和摩托车所占据的话，这些街道应该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大的空间。我戴着防尘口罩，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片混乱之中。这体验激动人心，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避免发生事故和仔细观察中。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就像玩电玩一样、像一只鱼游弋在车流人流中。

在长沙逗留几天后，我决定去游览湖南著名的乡村，乘坐汽车看起来是最佳选择。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好应用软件后，我说服了一位出租司机载着我前往汽车站，当时正值出行高峰，出租车在这个拥有700万居民的城市里穿行，当我最终站在“长沙汽车东站”前时，才发现这个城市有三个汽车站，而我却来错了地方。

几个好心人帮我在纸上写下了“长沙汽车西站”几个汉字，当我向数位出租车司机出示了这张纸片后，他们只是嘲笑地看着我，张开双手，摇摇了头，示意我说那儿太远了。最后，我终于说服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载着我前往目的地。半小时后，坐在摩托车上的我开始感叹这个城市之大。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摩托车司机开始停下了向路人问路。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太阳下山，我的手机电池也消耗殆尽，焦虑不安涌上心头，正在这时，摩托车停在了长沙汽车西站前。

和北京南站不同，这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飞机场，但也不乏相似之处：这儿也很大，有成千上万的人提着红色礼品篮。这儿也有许多想为我提供帮助的人，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他们没有穿着制服，看起来也不像乘务人员，他们试着向我兜售汽车票，或者递上当地夜总会的传单。我笑着说：“不用，谢谢”，走向售票处，登上了开往凤凰的大巴。

和高速列车一样，中国的公路大巴和我在德国乘坐的差别也很大。在德国，如果我想花很少的钱从柏林到汉堡，我就选择一辆安静舒适的长途巴士，好像乘地铁一样安静地坐上两个小时，和身边的人没有言语甚至眼神上的交流。而这辆开往凤凰的大巴给人感觉，就像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坐在拥挤的校车上。脏乱吵杂，还散发着阵阵臭味。人们似乎都相互认识，互相分享着食物和饮料。他们很快接纳了我，向我喊着“Hello”，并询问我的名字。他们和我分享烤熟了的玉米棒子和泡椒凤爪，我和他们交换微信号，听取他们关于旅行的建议。

当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我又一次想起了高速列车——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行驶速度如此之快的大巴。起初我被刺耳的喇叭声、道路的坑洼还有那些载重超标的大卡车吓得心惊胆战，但过了一阵，我发现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本该不幸身亡的我却安然无恙。司机显然很在行，于是我放下心来，开始和周围友善的人们练习基本的中文，甚至还有好几小时的时间欣赏美丽的湖南风光。

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小城，想起了那挂着“晚点20分钟”标识的小火车站，那些没人交谈的整洁的巴士，想起那冷冰冰的平凡无奇和那种认为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的感觉。而此刻，我身在中国，面对着最新鲜和最古老的事物，面对高科技的动车和满是尘土的巴士，激动不已，我着迷了。当我抵达凤凰，从车上走下来后，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辆由梅塞德斯·奔驰公司生产的老巴士，可能产于上世纪70年代。车身的一侧有一个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乘客都不认识公司的标识，这是一个德国本土巴士旅游公司的名字——德国人把旧巴士卖给了中国。从北京南站到凤凰遥遥数千里，但此刻，我感觉仿佛回到了故乡。

（Jochen　Pioch居住在柏林，在今年9月开始中国之旅，他是《明镜》周刊、《GEO》和VICE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