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刘刚

革命革反了头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正名，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例如，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但不可以贷款。

“打土豪，分田地”非舶来品，乃国货，像打摆子一样发作。可是，把“打土豪”当作“阶级斗争”，以“分田地”搞“土地革命”，则是中国传统变成马列主义，中国方式被苏俄化以后。民元时，孙中山对这一套还不懂，他的做法，既有中国帮会一套，还有英美传统一套。帮会一套，乃“反清复明”之续，用来“驱逐鞑虏”尚可，用来搞民主就不行了。当时搞民主，得以英美方式。可孙用了英美那一套何以未能得到好报？那是因为他革命革反头了，本来是为民主而革命，结果却为革命而民主了。

英美立国，除了民主政治制度，还有资本主义基础。民主革命，多半是有产阶级的革命，跑到议院来开议会的人，只要会议作了决定，总还是能拿出钱来的，哪像民元时各省代表齐集南京，都来找孙中山要钱？当孙说自己不名一文，只有革命精神时，他已自觉不自觉将革命逆转。

何谓“逆转”？本来，民主为目的，革命乃手段，革命之缘起，是为民主而革命。可革着革着，命就转了，转向为革命而民主，手段与目的换位，本末倒置了。这世上，一个自称“只有革命精神”的人，是最可怕的人。革命，非日常茶饭事，乃不得已而为之，不能拿革命当饭吃。可孙某此来，非以共和精神宁人息事，欲以民主为名，将革命进行到底。

果若此，他就应该在“不名一文”之后，再补充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此一句，底气便足，就冲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生死路。你可以说民主是王道，王道行于中国，中国便是王土，而我就是民主。你敢这么说，中国人就服，不光中国人服，连老外都得服，老外已经习惯了跟中国的皇帝打交道，还不习惯跟中国的民主打交道，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民主，恰如邯郸学步。

这时候，老师们想的，不是中国需不需要民主，而是那个民主不及格的学生怎么能在中国搞民主？与其跟夹生饭的民主打交道，还不如按照老方式，跟早已熟悉了的袁氏打交道。

各国公使团自然以老师自居，不断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号称“共和”的新政权，巡视着尚在襁褓之中且嗷嗷待哺的临时政府，若他们肯承认这婴儿的国权，只要将海关“关余”那口奶转移过来，共和国的婴儿就能成长起来，可偏不。中国没有民主的时候，他们对中国人说，民主有多么好，当民主真的在中国搞起来了，他们却老是皱着眉头，说中国民主搞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而各国银行团，那就更是嫌贫爱富了。它们本来是为了清末铁路贷款设立的，先是英、法、德、美四国，后来，清室退位，改为善后贷款，日、俄又加入进来，变成六国，接着美国退出，又变成五国，对新政权的善后贷款，最终由五国银行团承担。美国何以退出？据说有两点，或曰美国看出五国对中国都有政治企图，或曰俄国进来后，拉拢德、法，在银行团里搞了个小欧盟，排挤美国。美国声称道不同，所以退出。欧洲已经老了，老是鼓捣那地缘政治的江湖，而美国还年轻，它不愿意掺乎。

没了美国，银行团更加贪婪，各自打着瓜分中国的算盘，还你争我夺，眼里只有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哪有半点儿民主意识？更何况欧美各国，都奉行三大主义，市场经济奉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奉行民主主义，国际关系奉行民族主义。就中国问题而言，它们当然都希望中国被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天朝放下了意识形态的身段向西方看齐。可你一旦被民主了，别以为就成了亲兄弟，接踵而来的就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这三大主义犯冲，它们首先放下的就是民主主义，而非国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问题上，各国就如此，若以民主优先，它们理应支持孙中山，如以资本为重，当然选择袁世凯。可这世上，有哪一个资本家会去支持一个自称“不名一文”的江湖革命家，而放弃一个号称王朝遗产合法继承人呢？即以民主言之，这当然是一个前提，但袁氏并未公然反民主，且愿意被民主，这就够了。至于民主思想方面，孙、袁之差别，不过五十步与百步，都很幼稚。但孙毕竟还有着民主的理想，还在做着民主的中国梦，并且充满了共和国的青春气息，可这一切，能给资本家的资本带来利益吗？所有的资本都要有回报，民主也有成本，一个天天闹钱荒的政府，还有什么资格搞民主？

不名一文，只能闹革命，硬着头皮，闹破了脑袋，怎么也闹不出民主。孙以革命开国，且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结果呢？革得清室退位了，可并没有革出民主，还要继续革命。于是，有二次革命，革命的对象，从清王朝一变而为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准备让位的同时，没有预备立宪，而是预备革命，其单边对袁氏所做的顶层设计和采取的限制措施，预伏了二次革命的引线，只待时机点燃。

对此，孙竟然无自省，亦不自知，作为革命的发动机，其革命思想一刻也未停止，开国前，革命针对清室，开国以后，革命转向袁氏，不仅为革命而民主，还以革命的名义去贷款。

救国跑错了道

孙曾致函美国友人，声称：如得财力支持，绝对能控制局势。可他从美到欧，转了这么一大圈，跨越两个半球，绕地球一周，也未有财力支持。不是说“得道多助”吗？为什么没有一国助他呢？不知他这样想过没有，总之他就这样回来了。

其时，革命军尚与清军对垒，各国号称“中立”，使他空手而归。如此说来，实乃托辞，究其缘由，为“利益”二字，说到底，还是站在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的立场上。在此立场上，孙某救国算是跑错了地方。

这般疑问，在礼乐文明里，叫做势利，在资本市场却是资本的正义。被礼乐文明熏陶，人们会向“革命的精神”敬礼，但资本不会，只对利益敬礼，对于“不名一文”，不会怀有丝毫敬意，有的是唾弃。此于资本文明，当为常识，孙应懂的。

可孙无分文，还要去贷款，难道他真的把银行当成了慈善机关？即便就是慈善机关，恐怕也轮不到革命来吃救济的份儿吧？不过，有时候，事情就这么难堪，革命进了鬼门关。一群自诩救国的好汉，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最需要被救济的人。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最好别拿什么“人心不古，英雄末路”来解说，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通常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者，其实都是些喜欢对抽象的天下负责，而对具体的个人包括己和人都不怎么负责任的人。

总之，还是救国容易自救难。自救只能自己救自己，他只能是他自己的先知。而救国则不同，救国可以装，可以当作口号喊，还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发动群众，被群众拥护登上权力的神坛，他必须是民族的先知，是天下的先知。在中国传统里，“我是我的先知”这一先验的频道从未被开启，却在与天命往还的天下兴亡的先知之路上寻寻觅觅，尚未“认识自己”，就以天下为己任了。

近代以来，民主在中国刚兴起，尚属稀奇，故孙在中国，堪称民主的先知。这一回，民主终于开国了，孙却没有赶紧回国，而是跑到欧洲去，欧洲是民主发源地，谁还把他当回事？他去干吗？他说，他去救国。救国，为什么不赶快回中国，还去欧洲干什么？他说，救国需要钱，要去找钱。要多少钱？返程中，他对邓泽如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居然要这么多钱！看来，他此次回国，不是回来过渡当个临时大总统的，而是准备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当正式大总统。他回来的使命，还不是与袁氏既定方针的南北和谈，而是要继续革命。如欲和谈，理应尽快回国，无须往欧洲跑，因为和谈，本来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钱；若为革命，贷款就是必须的。回上海时，孙曾对日本友人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

孙在海外，和谈已然开局，归国后，其历史的使命，本就是成就这个和局，以和谈开出共和国。然其胜负心尚在，革命思想尤然，虽入和谈之局，但仍积极备战，总想放出胜负手。

故其欲以战争求统一，而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就在于借款，若今后两个月内，能够借到二千万日元，他就能直捣北京，把握战争胜负的关键。可笑的是，一个自称“不名一文”的人，竟然如此这般的掉进了钱眼，连民心都不提了，只提钱，对于民心向背，故意视而不见。

他的算盘是，一面与袁氏议和，一面筹措军饷，一旦借款到位，即“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继续排袁”，“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一个连和谈都无诚意的人，怎能指望他“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孙某救国跑错了道，又跑到王权主义的老道上了。要是打打杀杀就能定天下，袁氏早就长驱直下了，其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他还在祈望民心所向，民心厌战，他就和谈，民心要统一，他就搞共和。共和国的本质是共和，以共和统一中国，不是打天下，不能以打打杀杀来统一中国。

然，孙求统一的实际情形，如其《复章太炎函》所言：“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军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现金太少，无以转换；虽强迫市人，亦复无益。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有了“巨宗”又如何？跑错了道依然“立踣”。

资本投了选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跑错了道呢？那就爱莫能助。民主是好东西，当以共和得之，统一也是好东西，也当以共和得之。若非以共和得之，好东西也会变坏。例如，革命革出来的民主，会变成专政；打出来的统一，会变成大一统。

同样是为了民国贷款，贷款的名目不同，用途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通常，各国银行，都愿意为新政权贷款，贷款的条件，除了基本的抵押物以外，贷款的名目及用途也很重要。孙对此，似乎从无反省，贷款失败，一而再，他都没想到过贷款名分和资本正义。贷款，若以革命名义，用于北伐战争，那就名不正，言不顺，款自然也就贷不成。资本趋于和平，远离革命，在流通中，呈现出契约精神与共和属性，袁氏为和谈贷款，为共和善后，故资本选择了袁氏。

须知资本的第一要义，并非逐利，而是安全，尤其银行资本，更是安全第一，此为其正义之根本。孙本人，还有他的临时政府，就没给资本以安全感，而资本选择袁氏，即选择了安全。

袁氏在金融上已然先胜，可孙也应了“越穷越革命”的老话，反正穷命无人革，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他也就顺着革命的逻辑往前推进了，但他毕竟还有民主思想，还懂得革命的分寸。所以，他一面声称“中央财政匮乏已极”，还一边下令“目下筹集军费，最为第一要着”，结果是，头一天，他还在跟日本人谈贷款，还在说只要贷款到位，他立马停止和谈，准备北伐。可第二天，一宣布清室退位，他紧跟着，就在次日，提出辞职咨文，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了袁氏。

这是孙最可爱的一面，不管自己原来怎么想，只要达成协议，他就立即执行，不管自己主观愿望如何，只要成为客观事实，他就接受。当然，他还有不怎么可爱的另一面，那就是，他还要附设种种条件，乃至于设置一道又一道门槛，而这一切，他本应征得袁氏的同意，或作为对袁氏的建议。

本来，古有明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当总统时，认为总统制比内阁制好。可袁氏要当总统了，他就把政体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把政体当作权术来用，此举，成为一个恶劣的先例。也许，那时袁氏便在心里想，你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政体——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以后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国体——将共和制改为君主制，此二者虽有不同，但方式何其相似！

孙以最好的一面，一度感发袁氏良知，二人携手，共襄中华民国之举，以“光荣革命”的方式，回应了“我民族三千年来之巨变”。正如其时一位美国传教士所言：在最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整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就要求黄种人要像白种人一样思考，而这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过。

这意味着，中国要与广阔的世界展开自由的交流，而他们四百年来一直顽固地拒绝迈出这一步。这意味着，世界上最骄傲、最独立的民族现在必须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绵延四千年的历史和骄傲将随风而去，他们需要谦卑地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再只有一个皇帝，四亿人每个人都是皇帝，四亿人将担负起个人和民族的责任，他们将进入世界的舞台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当然其中不乏荣誉，但也有耻辱！他们要拥有对事情对错与否的发言权，他们要放弃父亲、自身和儿子这个根深蒂固的三位一体概念，转而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崭新的自我。这位传教士，从民主的中国，居然看到了全人类的希望，他如此赞美中国，虽令我辈有愧，但我们不该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