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刘刚

新权威版权术

“筹安会”成立后，以研讨“共和政治得失”为名搞新权威主义。杨度公开发表的《君宪救国论》，就正式发出新权威主义的帝制信号，谓我国拨乱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并请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

袁的亲信段芝贵、梁士诒等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帝制沸沸扬扬。他们密电各省将军、巡抚使，以各省公民名义呈上改变国体请愿书；于是，十九省将军闻风而动，纷纷呈请总统，毅然舍民主而改君主。但袁氏还是心有余悸，他还要投石问路。

他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声明改革国体应征求多数国民公议，表示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操急则难行，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自认为改国体为不合时宜。话一转，又云：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

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云：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遂令内务部关于君主民主议论应具界说，明定范围，以示限制。故政事堂知照内务部，筹安会只限于国体讨论，不得涉及其它。

然，袁又曰：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大公子袁克定对老爷子的“不合时宜”的试探性宣言极为不满，当杨度赶到汤山向他汇报是严修作怪时，他气急败坏。“皇大储君”的金印早都刻出来了，怎能让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头给搅和了。他大发雷霆，严修得知后，却气沉志定。此后，袁世凯多次具书，邀其入京，他就是不去。

严修不来，袁克定放心了，至少老爷子身边少了一位能够“耳谏”之人。此时，连他的兄弟们也不敢多嘴，为敦促老爷子快下决心，他居然造假。

北京有一份报纸，叫做《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于1901年创办的汉文报纸，基本反映日本对华立场，“二十一条”以后，成为袁氏每天必读的报纸。袁克定纠集一班文人，每天编制一份假版《顺天时报》，按时送给袁氏。袁家其它儿子虽然知道此事，但或因不关心政治，或惧大哥的威慑，都装作没看见。袁氏做梦也没有想到，从八、九月间开始，他看的《顺天时报》，居然都是假的。

不光袁克定造假，连杨度也造假，其师王闿运，素负帝王学，遂起念，自拟一电，代师立言，这在帝王学里，便是“圣人可权”，既以圣人自居，何妨一“权”？故致电袁氏，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世凯。各省劝进，均未电复，惟此有复，乃为异数。

做皇帝装孙子

筹安会成立后，仅两月，便告歇业，另起一炉灶也。

当其初起，趋附之流竞攀，迨梁士诒请愿联合会出，该会始歇。又通电，重申其“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之宣言，宣告中国的希望，就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强调“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若国“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政“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问题，将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政体问题，宜加以讨论，务求立定国体之后，即行宪政，以期速定国是。

筹安会，原是研究国体的，目下，国体研究当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转向政体研究，所以，将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对外，换了个名称，以示转型，其他一切，概仍其旧。

筹安会成立之初，曾召各省代表来京，欲往参政院请愿，那时政体变脸，已由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故往参政院申请国体变更。又因其开会在即，各地赶来不及，便改由各省旅京人士临时以“公民团”名义，分别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故开会之日，便有“各省代表”呈递请愿书。期间，袁氏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到院，代表他对于变更国体请愿，作如下宣言：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副总统黎元洪，那时兼任参政院院长，这天出席了会议，杨士琦一读完，他就说：大总统认为变更国体不合时宜，确有至理，一班人士不知利害，轻率倡议改共和为君宪……黎之话未说完，便被打断了话头，杨士琦抢话说：副总统误会了总统的意思，大总统认为总统本为国民公举，因而共和抑或君宪也应听之国民，并非绝对的不赞成。梁士诒接言：我以为大总统的宣言，无非以民意为从违，现在民意趋向君宪，要大总统正位名分，所以纷纷请愿，本院也应尊重民意。黎氏无语而退。

袁氏宣言一出，国体变更便由“国民公议”进入“国民公意”阶段了。

老爷子还在端拱，垂钓民意，儿子却忍不住了，只争朝夕。梁财神出手后，陆军总长王士珍、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等呈请袁氏，谓中央及各省军界一致拥护君主立宪。朱家宝等各省巡抚联名电请改变国体；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及各地警察厅长联名电请改行君主立宪。参政院将第一次、第二次请愿人数汇总后送总统秘书处，共83件，3530人签名，并发表收到变更国体请愿书目录。

袁氏亦电召各省将军分别来京述职，谈话间，袁氏问他们“共和办得如何”？这些人都说共和不行，办不下去了，请总统多负责任。外交方面，亦曾投石问路，自认为可以无虑。日首相大隈声称，中国国体还以君主立宪为宜，袁氏为中国皇帝，日本愿助之。美国认为，改变国体是中国内政，袁氏乃中国定力，应予扶持。德国亦如是。英国本希望袁氏勿在欧战期间改行帝制，勿予日、德以可乘之机。但袁已箭在弦上，英国也就同意。在当时北京外交圈里，袁氏确实未听到一句反对声音。

我们再来看张维翰《民初文献一束·袁世凯与朱尔典讨论君主立宪之笔录》。英使朱尔典会晤袁氏，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表示欢迎，且看两人一番对话。

朱说：君主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欢迎。又说：中国现时政府，一人之政，仅系于大总统一身。现行之共和，既非共和，亦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断难永远持久。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相符合。袁氏云：我曾发誓维持共和，如今一变君宪，岂不出尔反尔？朱说：国民议决共和，选你为大总统，当然发誓维持共和，倘议决君主立宪，再举你为皇帝，不仍然是顺从民意吗？袁氏云：即使改君主立宪，也须另选皇帝才行啊！朱说：再选满人为皇帝，除大总统外，各国必不承认。袁氏云：当时提倡共和，不知共和为何物，如今不知君宪为何物，又要改立君宪。然此问题仍得移归各省被选人员议决，方合正轨，若有人决于武力，余必以武力制之。

中国有两本兵法，一本是有书的《孙子兵法》，还有一本是无书的“装孙子”的兵法。《孙子兵法》是打天下的兵法，“装孙子”的兵法是做皇帝的兵法，袁氏做皇帝，就得“装孙子”，要装“民意”的孙子。因此，要使国民被“民意”化，先是被研究而“公议”，接着被请愿而“公意”，最终还要被投票而“公决”，而袁氏，就躲在那莫须有的“民意”的背后，去玩他那“装孙子”的兵法了。

民意是个马甲

袁氏深谙中国传统，他要等，等“民意”推他做皇帝。

为此，他授意拟出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欲行“国体投票”；他还将自己与英使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并油印，发到各级政府，给官员内部传阅，以示外交问题已经解决，故梁士诒、杨度等人，乃命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提出“总请愿”。请愿要求“另设征求民意机关。立法贵简，需时贵短，以定国本而固邦基”。参政院当即表示“尊重民意”，咨文总统府曰：“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

于是，由参政院成立“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统筹办理选举事项。

又据参政院咨文，袁氏发布申令，订于1915年11月20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国体，同时，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袁申令曰：“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从10月8日起，就开始推戴，先选举国民代表，再由国民代表“议决国体”。事务局和10人组通过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指示，详细规定过程中每一步的具体做法，执导了全过程。这些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后发出，重要的由袁氏亲自审批。

为了向国际表明他做的是“共和”皇帝，他还要继续制造“民意”，又命朱启钤、周自齐密电各省长官：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需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对初选当选人需用种种方法，示以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总以必达目的为止，国民代表大会为决定国体请愿事件而设，不能不密筹操纵之方。并一再告诫，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务派亲信严密保管。

10月23日，朱、周再次密电各省长官，国民推戴书中须有：“谨以国民大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字样，还特别强调“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还将国民代表“表决国体”，安排在从10月25日到11月20日期间，在各省分别进行，而且将“表决国体”和推戴袁氏做皇帝毕其功于一役。

时人记述如下：当各代表齐集省城，即有军民两署派员前来接洽，嘱以必赞成帝制必举袁世凯为帝。及投票之日，军署自大门以至投票处，军警夹道，背枪荷戈，各代表于刀枪林立之中鱼贯而入，其心已不能无惧。及入场，所谓将军者又戎服登坛，慷慨以谈帝制之有利于中国，投票纸上又仅有君主立宪字样，并非谓帝制与共和并列，此“反对”二字遂愈觉下笔为难矣。投票既毕，即由职员捧出预定之推戴书。各代表哄然聚观，职员又厉声谓：“诸君何必纷扰，一言以蔽之，举袁世凯为皇帝而已。为时已晚，望诸君从速签名，不然者，恐今日将不及出门矣。”诸代表无法，遂一一遵教，到底未尝知推戴书中如何措词也。……且闻浙江直隶二省代表，确有当场明明书“反对”字样，而一转瞬间竟变为赞成票矣。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人，如演傀儡戏。然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蠕蠕而动，皇帝出矣。

袁命外交部密告各国公使，不料，各国出尔反尔，同至外交部劝阻。袁氏拒绝劝告，表示国体依民意决定，各省均能确保治安。朱、周密电各省：日、英、俄劝告乃干涉内政。改建帝制绝无缓办之理，请速推戴，以示决心。帝制犹在弦之箭，不能不发，可发出的后果，已不堪设想。

大典筹备处在天安门内成立，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通电宣布各省决定国体投票的结果：“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准备得轰轰烈烈的“国体投票”，却如此简单地结束了，多少有些令人扫兴。

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一致推戴袁氏为皇帝。于是，全体劝进上推戴书，袁退复推戴书，参政院再上，乞速正位登基。反复多次后，袁氏宣布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通知各省，将有关改革国体的往来电文一律烧毁！因为函电中不免有出于法律之外的东西，倘为外人所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称流传遂留开国缺点。次日，袁氏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乃出于民意，若有好乱之徒生事，严惩不贷！

他很牛，因为他有枪杆子。可“民意”是个什么东西？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都跑出来了，它们是群众团体，都自称民意。穿上民意的马甲，他就这样做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