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一战

徐蓝/文

世界格局的变化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这场主要由于欧洲列强的争斗而引发的世界性战争，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并预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1914年秋，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大战的厮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就曾沮丧地说道：“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且其正确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要大得多。

尽管从表面看来，当时的世界好像仍然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英法等战胜国是战后和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它们因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而使其殖民帝国再次扩大；它们由于操纵了20世纪第一个全球主权国家的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而加强了欧洲对世界的控制。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形势却完全不同，因为没有一个发动战争的欧洲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

战后的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减弱。战争使参战各国的经济惨遭破坏，欧洲不仅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投资，海外市场也不断萎缩，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工场和世界银行家，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在向美国转移。大战还给欧洲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损失：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达900万，受伤者2000多万，终身残废者350万，而德、俄、法、奥的伤亡人数就占全部伤亡的66.6%。战争使欧洲失去了几乎整整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在根本上损害了它的经济发展前景。

战争对欧洲的政治打击同样沉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各国人民，并引发了战后欧洲的革命高潮。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欧洲便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被一分为二了。

战争给欧洲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创伤也极其巨大，它使欧洲人第一次深深怀疑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并引发了极大的精神危机。在学术文化领域，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也促进了欧美反战与和平运动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与欧洲的逐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

美国作为一个“参战国”而不是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不仅使这场战争进入了真正的全球阶段，而且完全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保证协约国集团取得最后胜利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战后的美国，挟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优势和政治上的威望，走出美洲，参与国际事务，不仅要与欧洲分享战后世界秩序规划者的角色，而且要领导世界。威尔逊总统提出的《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原则（主要内容有：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实行民族自决和门户开放政策；消除苏俄影响；成立国际联盟等），就是美国企图领导世界的第一次重要表示。

与此同时，在欧洲另一侧的俄国，则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使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一些欧洲人期待着威尔逊的指导时，生活在世界东方的一些民族则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进行着自己的革命斗争。

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几乎同时崛起但又主张不同制度的力量不断发展，不断将追随它们的力量集合在它们各自的旗帜之下，使19世纪争雄世界的欧洲列强相形见绌，使以美、苏为两大力量中心的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尽管它在当时还很不清晰。

除此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战胜国为重新瓜分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而对世界作出的安排，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这一和平安排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仅仅20年之后，更大规模的战争就再度来临。致使和平如此短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弊端。

首先，关于战争的罪责问题，它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强烈复仇心理。一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挑起的，但是战胜国却根据强权政治原则，明确规定德国及其盟国应当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这自然就给它们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这一条款，战胜国对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

因此，战败国认为，以《凡尔赛条约》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方案是一个“强制的和平”，这个“从德国勒索而来的签字画押在道义上对德国没有约束力”。不仅如此，它还在战败国中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德国虽然被迫接受了《凡尔赛条约》，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该条约充满仇恨。巴黎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

与此同时，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也由于被迫接受了《凡尔赛条约》而成为被仇恨的对象，从而造成了共和国的脆弱。人们怀念帝国，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正是在整个德国社会各阶层中不断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持续高涨的复仇主义，形成了纳粹党发展的土壤，并成为30年代希特勒得以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凡尔赛体系的领土安排，在引发新的民族矛盾的同时，却实际加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的潜在战略优势。战胜国一再标榜以民族自决原则处理领土问题，并为此而几乎改变了欧洲的每一条疆界。但它们主要是根据掠夺战败国和自己的需要，包括满足战时签订的各项密约来实行这一原则。因此尽管一部分欧洲国家的领土基本上在民族的基础上重新加以划定，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都产生了诸多的民族矛盾，从而造成了中欧的巴尔干化。这种情况，显然将成为东山再起的德国为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实际上纳粹德国正是倚仗自己的这一优势，利用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不断挑起事端，使新的大战步步迫近。

第三，美国退出欧洲政治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美国作为20世纪迅速崛起的重要大国，在建立凡尔赛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问鼎世界领导权的努力却受到了极大挫折。从此美国置身于凡尔赛体系之外，对欧洲实行了在政治上不承担义务，但力图谋求经济利益的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挑战已对和平形成现实威胁的情况下，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及时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该体系对苏联的根本排斥与敌对。苏俄作为一战后崛起的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影响凡尔赛体系建立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列强最初以消灭苏俄为目的，继而以孤立苏俄为目标，从一开始就把凡尔赛体系变成了反苏反共的工具。

这种敌视苏联、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影响的根本宗旨，在以后20年中并未改变，从而使西方民主国家在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失去了在东方钳制德国的这一最为重要的国际力量。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

第五，该体系实际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潜在军事战略优势。英美在战舰基地方面对日本的让步潜伏着相当大的危险，造成前者丧失了在靠近日本水域拥有有效作战基地的可能性，而日本海军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实际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香港和菲律宾就会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这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胜利，并为后来的战争所验证。

正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生俱来的上述弊端，使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该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胜利成果中生长出来的”。

大战与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就被逐渐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当中，饱受民族屈辱和苦难。列强围绕瓜分中国的争斗和中国人民的抗争，也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带来了机会。日本借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天赐良机”，几乎独占了中国东北的市场，并以“英日同盟”为由很快对德国宣战，迅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青岛和所谓的保护领地胶州湾并拒绝交还中国，随后又以自己已经陈兵山东的有利时机，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

但是，这场大战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几个重要变化：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得到启蒙，民族主义得以在中国快速传播；自民国以来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外交家开始走上外交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以工代战”的方式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不仅使中国能够第一次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相继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大型国际会议，也使中国开始成为构建战后新的亚太地区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巴黎和会是中国新外交的第一个舞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开始以国际法为武器，为恢复国家的主权与列强斗争，并在收回山东主权未果的情况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坚决拒签凡尔赛和约。这是中国外交的第一次大进步。

华盛顿会议是中国新外交的第二个舞台。中国不仅收回了山东的主权，而且在涉及列强对华政策方面，将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原则写进九国公约，成为以后中国反对日本侵略、争取国际援助的国际法基础。从此以后，中国继续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完全独立的道路上前进，崛起之势不可阻挡。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崛起的转折点。今天，在亚太地区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国，应该成为推动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正能量。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