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东/文 终于熬到《人文与社会译丛》的第一百种了，那些曾把我们给一时唬住的各种西方新奇理论到了“九九归一”的时候，也就算是到了向我们“祛除巫魅”的节点上了。

一

回想起来，在那个封闭的国门刚刚开启、西方还神秘得什么都能有的时候，这些一窝蜂地压将过来的新奇理论，还真是把我们一下子给震住了，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显得似是而非，但又基本上都能够振振有词。当然，为此我也曾经发出过抱怨，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跟风的时髦，就好像人家巴黎刚刚打个喷嚏，加州那边就开始感冒了，而中国研究领域则干脆发起烧来。——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只是在研究中国的人，也就变成了总想要摆弄中国的人：

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

当然平心回想起来，出现这种情况也属于难怪，——只要学术界还希望进行跨越式的对话，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会是他们共同的语言，或曰通分他们的公分母。否则的话，同时拥到一个国际会议上，你所讲的涉及这一个具体领域，我所讲的涉及那一个具体领域，他所讲的又涉及第三个具体领域，彼此之间到底又该如何交谈呢？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理论、以及由理论所表达的立场与倾向了，——那才是大家能够共享的东西，也才是能把大家连接起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框架”之于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来说，正如“数学”与“模型”之于经济学家一样，都属于这个共同体的语言纽带，或曰沟通人们的联络暗语。

然而，这种跨国传染的理论时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吞活剥、强作解人，到底给中国的心智带来了多少麻烦，却构成了笔者多年前很感忧心的主题：

人们很可能只是从宗教的信徒半信半疑地蜕化成了理论的信徒；他们是在明知这种（那种）理论并不完全可靠的情况下，就不经洗礼地谈笑风生地归宗了此一（彼一）门派，而从此之后便只顾贪图口舌和口腹之快了。由此一来，尽管现代社会看似更为多元和丰富，但这个被几条干巴巴理论掏空的生活世界，反有可能比古代文明更为浮薄、浅陋、卑俗和蒙昧，——既然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生存意义的敏感，只会念几句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轻飘飘的套话。

理论确有可能把人越弄越呆，只可惜呆子本人总是缺乏自我意识，还以为只要一朝理论在手，就准会比别人高明和聪明。他们并不认为外来的语式一定要跟原生的语言共同体进行调适，甚至发生微妙的位移，倒觉得只要现实的言说不合外语语法，就准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基本语病。在这种思想的暴力与暴虐下，心智的其他要素统统哑口无言，包括种族经验中最为惨烈的记忆。所以，如果福柯曾把培根的名言发挥成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那么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这种话语就主要表现为理论话语，而且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正是福柯本人的理论话语。

回想起来，其实当我撰写上述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特别讲明这种新奇理论的突然泛滥，又主要是源自一个当代西方的学科史问题，——也就是说，是由“文学”这门西式学科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致。

二

具体而言，由于结构主义与新批评的同时“过气”，且又分别被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所取代，人们在这种西式大学的文学系里，就不再能沿着“作家、作品”的老路，去展开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研究，否则就会被视作“落后”或“过时”。于是，原本安居于这个行当中的从业者们，也就纷纷选择了尽量速成的改行，他们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历史的，而从家门上投奔了历史系，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理论的，而从思路上投奔了哲学系。

只可惜，这些懒人又从哪边都学不太象：君不见，冒称自己属于历史系的，也并无真正史家的体会，只能勉强把所谓文学史（或思想史），也勉强冒充作历史的一种；而冒称自己专攻思想的，也并不能真去恶补什么柏拉图和康德，只好拣一些浅显的文化批评，哪怕只读过几页相关的书评，便去贩卖其立场，或硬套其框架。

这已是多年来所见到的“怪现状”了，本来也以为就会长此以往下去。然而慢慢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所谓“搞理论的人”，已经没办法再这么唬住人了，他们的桂冠也好像是变成荆冠了。甚至，还在自称“专攻理论”的人，其名声若不是带着臭味，也至少会裹来一丝莫名的嫌疑，很容易给人留下拘泥于书本、强词夺理、攻其一点的印象，——哪怕这种往往屡试不爽的印象，有时候也会冤枉哪位无辜者。

回想起来，我这辈子虽还不算很长，但也已是经历过很多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而在这中间，有些转折当然是伴随着急风暴雨，由此才发生了南辕北辙的陡转，并给人留下了深刻乃至惊悸的印象。而另外的一些并不更小的转折，比如对于美学的普遍厌恶，或者对于国学的普遍热衷，却是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不知不觉地就斗转星移了。而这一次理论的祛除巫魅，似乎也是同样如此，——仿佛只是在一觉醒来之后，理论就没有那种眩人耳目的魔力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原本满嘴某种理论，可你一旦沿着他的热衷，把那本书给原原本本地翻译过来，他反倒从此就缄口不谈此书了。——这时候，你才醒悟到他不仅没有看过原文，就连其中文的译本也懒得看，根本就只是凭着道听途说。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出版百种”的节点上，望着如此卷帙浩繁的理论名著，我才更加切身地反思到，原来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种转折的过程。也可以说，也正是因为那些理论当初曾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才发狠要把它们都组织翻译过来，好让它们的本来面貌全都大白于天下！

由此，就要把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一旦把它们全都翻译过来，人们反而对此又不以为意了，那么我该觉得多么失望呀，岂不是很多辛苦都白吃了么？所以，正因为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项“理论事业”，在这个作为节点的转折处，我又必须坚定而明确地提醒，不要因为理论的魔力又被看破，大家就觉得从此就可以看轻和小觑它了。那些迻译进来的理论著作的重要性，仍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嫌过分的，只不过大家眼下读得多了，其代表作也大多都变成中文了，它才不再显得那样神秘和炫惑了。然而又必须警觉：如果仅仅因此就反而轻视了它，那么，我们的仍自简陋而苍白的心智，也就丧失了向上攀越的坚实阶石。

的确不错，在通过理论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中，总难免要出现一些想来取巧的南郭先生，而他们一时间也是占足了非分的便宜。——这是因为，尽管理论总是要结合实际的，但在中间，却只是有些人才是真正地结合了，而另外的一些投机分子们，则只是煞有介事地装作自己也“结合”了。

三

无论如何，到了如此人头攒动、彼此说不了几句话的国际会议上，仅凭在理论倾向上的那一点点交叉或叠合，人们一下子也很难一眼就看穿，其间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呼应处，而且存在着实践上的正相反。

正如从“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代代亚洲学生中，既走出了邓小平，也走出了胡志明，还走出了波尔布特。按说，他们所学到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可以算是来自同一个根源，从而构成了某种“理论国际”的各国支部；然而，他们到底分别把各自的国家弄得如何，那就不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虽然在一方面，那些可恨又可悲的南郭先生，的确是让人痛心地糟蹋了理论的声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糟蹋，就把婴儿和洗澡水给一起倒掉。

正因为这样，理论朝向我们的“祛除巫魅”，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关心理论本身了，否则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在思想上也就太不长进了，因为只要它们是在讨论着至深的人生问题，我们就只能努力去“越过”这些理论，而不是贪图省事地“绕过”它们。

所以恰恰相反，尽管在这个节点上，理论著作已经没那么富有煽动性了，可转念想来，这反倒正是更仔细地通读它们的时机。这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阅读心理才会更加冷静，不会刚看到几句似是而非的巧辩，就被它炫惑得根本“找不到北”了。

所以，理论对于我们的“祛除巫魅”，也无非意味着通过积累而达到了突破，使得它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开始对我们变得历历在目、脉络清晰、优劣分明了。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无惊喜地发现，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拱顶石之一，西方的学术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辉煌地崭露给我们了！

此外，到了这个向前发展的节点上，虽说已化作现代汉语的理论书库，仍然嫌不够完备齐整，还需要我们持续的刻苦努力，可它也总算是“疏而不漏”了吧？可资参考的思想支点也已够多了吧？

而这样一来，无论哪位也不至于再像以往那样，最先读到了这书山书海中的哪一本，便鲁莽地倾向于此生都笃信这一本，甚至执拗地要为它去抛头洒血，——那才是最不擅于读书的书呆子呢，或者说，那样做只不过意味着，他是在把读书思考的可贵自由，糟蹋成了充满偶然的宿命。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一方面应当领会到，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分量，无论如何都应能摆得更正一些了，——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再能只用几句煽动性的理论，就让他的读者或听众为之膜拜，甚至为之如痴如醉；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了，这类的辞令就显得太没信息量了。

尤其是，在学术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今，如果你在跟国际同行面对面时，还只是毫无新意地去对人家讲，人家的学术界都出现过哪些理论，而你又对那理论何等五体投地，那也实在太缺乏原创性和反省精神了，只会让人觉得你是个不足道的可怜虫。

可另一方面，不能再一味地让理论来炫惑我们，却也并不自动地等于，由此就可以让那些理论上的门外汉，不再以自己的无知为耻了，——甚至能让他们不仅可以安然地“因陋就简”下去，还能反过来把“懂得理论”看成别人所犯的一种错误。所以，还是要公正而全面地看到，那些只会钻理论牛角尖的，和那些只愿拘泥狭隘经验的，全都显出了某种偏狭与简陋。

此外，还是要带着一点耻感来记取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评论，他曾经一语中的地把我们的简陋给说破：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说穿了就是并没有自己的特征，因为所有被人们舞弄的东西，无论它们表面上多么对立，都是从西方特别是从欧洲进口的，都属于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欧洲式总结。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要怀着急迫感地看到，由此所造成的种种文化被动，能否被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所顺利克服，其关键还在于能否完成理论的创新，——否则，我们终究还是只能祭起人家的理论总结，来扼杀自家经验的丰富与独特性，并让那些被污损的经验朝我们大声地发出抗议。

更进一步来讲，如果就人类的思维方式本身而言，它毕竟也要靠理论的形态来开拓自己：“理论虽说一经产生便为心智带来了无穷的纠葛与缠绕，其初始动机反而在于心智的自我整理与廓清。——心智若不乞助于澄明自身建构的理论模型，便不能在分化中得到预期的发育；而理论若没有相应的解释功能，也就无法转过来澄明心智，哪怕后来发现纷纭的物象中并无此类预设的齐一性。”

于是无论如何，一种理论既然能被称为理论，就总要表现为抽象概括的形式，由此也就总要朝向未知的领域，发出自己固有的辐射作用。而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理论一经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必然要进入陌生的领域，以来验证自己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

四

毕竟无论古往还是今来，都并不存在只适用于某一特例的理论，正如并不存在只能解释“这一只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的引力定律。顺势而论，如果我们能够再看得透彻些，则实际上，无论是“文明对话”还是“文明冲突”，都是它们的作为其价值内核的不同理论，在进行相互的对话、辩难与竞争。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种国际格局中，如果撇开爆发战争的短暂极端情况，则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力，主要会表现为进行商战的能力，那么，文明之间的冲突振荡过程，说到底也无非是“理论与理论”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辛苦译出的这套丛书，不管属于有意还是无意地，总还是显出了西方文明的强势或优势，那也只能归功于那边学者的自身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对于误用和滥用西方理论的苦痛悔恨，和对于表现为文化强势的西方理论的种种抱怨，也就应当转变为对于自家“理论缺失”的深切自责。谁叫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呢？要是你更善于在这方面进行富含想象力的创新，那么，不就轮到别人的经验世界会被你强行闯入，不就轮到由别人来质疑你的理论是否能普遍适用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痛切和急切地看到，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迟滞与落后，才真正属于文化造血机制上的、最为要命的落后。就此而论，既然仅只我们这一套丛书，都已被出版到“第一百种”了，那么，如果放开胆子来想象一下，这也许就该是从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节点了？无论如何，现在离我在丛书《总序》中提出的目标，总应当是越来越逼近了：

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而这种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由于近代以来的巨大外部压强，也由于学术文化的固有内在特性，又终要落实为理论层面上的反馈式对话。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逐渐具备了这种可能，去基于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也基于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还基于它自身的脉络与长短，而向那些外来的理论制造者们，明确地指出那些理论的误用与滥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或许是始料未及的恶果。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尝试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也就是说，就算它们和西方的理论一样，也要经历在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然而由于它原本就脱生于中国的经验中，所以至少当它们再返回这种经验时，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并遇到更少足以证伪的反例。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能够生出此念，则中国文化的自身主动性，也就势必要被调动起来，从而，业已失语很久的本土传统，也就势必要随之振作起来，信心满满地加入到国际学术的大潮中去。

而由此一来，也就势必提升和激活了我们的传统本身，使它不再被只当作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得以从价值理性和普世意义上，向世界重申自己由来已久和言之成理的人生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只要能在这方面成为有心之人，我们眼下所享有的这个历史瞬间，就应会在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转变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化上升期。

回想起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辉煌先秦时代，也无非就是有一批勇敢的思想者们，在各出机杼地进行着理论的创新，——君不见，直到眼下在哈佛大学那边，都还有人利用他们当年所创造的理论，来试着回答西方自身的道德判断问题，并且还让哈佛的广大学子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我们如果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则中华民族也就从价值理性的深处，开始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而不再只属于理论上的进口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生所钟爱的学术事业，跟我们此身所属的国家之地位，才算是合拍、交融和同步起来了。

同样地，如果我们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那么整个世界的文化——即使是号称“先进”的西方文化——也都将为此而大大地受益，而不再只是去当个自恋的水仙花，以为天下所有的美丽都长在自家的脸上。

当然，正像我早前曾经说过的，理论本身还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无论生活在哪个文明共同体中，我们作为全人类的一个分子，其自身的灵魂能否最终得救，都端赖能否借助于理论的滋养，而获得广大、高明而圆融的心智。

而弥足庆幸的是，尽管为了达到这套丛书的现有规模，自己也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苦熬，并且肯定是耗去了不少的年华，不过，如今注目一下镜中的自己，似乎也并未因此而耗得太老，——至少还没有耗到韩愈所谓“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所以，只要还能正常地天假以年，也许我本人也许就还来得及，再发动一次朝向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此外，这套厚重得几乎无出其右的丛书本身，也正站在自己身后的整排书架上，在为自己的年华毕竟没有被虚度，而留下了终归是磨灭不去的、让自己生出慰藉的印记。至少，这些图书还可以这么来安慰我：即使你自己未能在创新方面一蹴而就，也总算给学术界的后续梯队，留下了继续在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一排排阶石。无论如何，这在自己大体上充满坎坷的生命旅途中，也聊可充作一种不幸中的幸运、甚至不幸中的“侥幸”了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