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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东欧经济转轨亲历者

金雁2015-05-13 12:33

金雁/文

 

我的“东欧研究”始于1990年去波兰做访问学者,现在想来这是我个人学术历程的一个重大转变,有必要作一番交代。我原本是搞俄-苏历史的,主要关注点在沙俄时期,改革时代对苏俄有了兴趣。本来也只是关心苏式体制“从何处来”,赴波兰期间我是带着这方面的进修提纲去的,仍然想继续自己在国内所关注的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波农村比较研究的课题。然而1989年东欧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局,我在波兰期间更发生了苏联解体,世人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这种体制“从何处来”,而是它衰败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转轨的问题了。这也同样引起了国内学术同仁的极大兴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家都非常渴望了解变革中的苏东地区,希望知道共同经历了“苏式体制”和改革、却遭遇到不同后果的东欧发展轨迹的各个方面。比如,他们的“天鹅绒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转型?如何处理前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如何面对庞大的国有资产?等等。由于国内的媒体提供的有限信息无法解答大家的种种疑惑,我的出国使那时陷入迷惘沉寂的朋友和同事们有一点振奋,希望我成为“潜水艇”中的潜望镜,给大家带来新的信息。

广场上的集会

广场上的集会

 

这样写信就成为我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我要把在那里看到和想到的东西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既是记日记,也是解答大家之惑。秦晖便成为汇总大家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传送带,有朋友甚至给秦晖起了一个“波通社陕师大分社”的绰号。

刚开始我并没有把了解变革中的东欧当作一个必然功课,因为我自己学语言、适应环境、阅读资料、展开研究已经接应不暇,只是抱着“记录时代变迁”的念头,想比旁人多看多写一点而已,但是架不住越来越多的问题我无法回答,而且这一系列问题是我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也无法回答的。一时之间很难取舍,顾了这头肯定就要误了那头。在学波兰语期间,我就多次往返波苏之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的当天我就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连我们的波兰语老师都问,“你是把在教室里学习语言当作(外出间隙的)一个修整时期吧”,显然话里话外透着批评。

虽然罗兹大学语言学院的卡奇马列克院长最后还是让我以不错的成绩结业,但转到华沙大学后,就要决定是否彻底把“副业”变成“主业”了。我还真是犹豫了一阵子,最后天平的一方倾向于做“现实的观察者”。我感觉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机,能成为亲历者的机会很难得。图书馆里需要阅读的俄文资料书籍可以复印了背回去再读,但是错过了观察东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变化机会可能今生就再也遇不到了。

但是我首先要解决如何完成我的进修计划。按正规要求,我们到指定学校和导师沟通以后制定出研究方案,虽然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但一般来讲,在一年后需要用波兰文撰写一篇论文。我的导师维恰尔盖维奇是华沙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主攻方向是波苏关系史,俄语很好,我与他交谈时俄语波兰语混着说、断断续续地说、语法错误地说都没问题,反正他总是能够很快理解我要表达的思想。维恰尔盖维奇虽然长得满脸大胡子看着十分沧桑,实际上年龄只比我大几岁,我私下里简称他为“维师”。他让我先听他的一门课试试看,找找感觉,论文题目自定。

我选择了他的波俄关系史。在罗兹学了半年的波兰语应付日常生活还可以,进入到专业领域,词汇就明显不足。我坐在本科生的教室里,与一帮波兰小帅哥小美女们一起听课,显得很突兀,但我对波俄两国的历史还算了解,只要有年代、人名,就可以这样连蒙带猜稀里糊涂一路听下去。

维师的讲课方式十分奇特,与我们一般授课从古到今的排序方式不同,是一种倒叙方式,以历史大事件为线索。第一节课从当代讲起,从事件过程、结果、造成的影响回溯原因和背景,倒推到上一个时代,就这样从剧变后的波兰一直讲到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第一次接触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的确使我大开眼界,对我回国以后授课也很有启发,甚至对我后来《倒转红轮》的写作方式似乎也有点影响,但是当时对我在华大撰写论文并没有实际上的帮助。于是我就与维师商量,我能不能用俄语写一篇文章,由他帮助翻译成波兰文,他考虑了一下,可能想着以我的波兰语水平一时半会儿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样就解决了进修计划问题,使我从时间上可以解脱出来了。

我对自己的角色确定了以后,接下来还需要以下几种条件:1.通讯手段;2. 观察社会的能力;3. 所在国的语言;4. 一定的经费支持。与驻外记者相比,我有很大的短板,没有语言优势和没有受过新闻训练不说,面对众多的新闻线索懵懂不知要从何处入手,从新闻观察角度看也不处在有利的位置上。促使我了解东欧社会的动力,主要是个人兴趣以及秦晖在背后的怂恿,我当时并没有想把我的见闻提供给国内的大众,只是想解答那个时代和我有共同想法的人的疑惑。回国以后整理出书那都是后话了。

先说通讯手段,与现在点点鼠标、按按手机就可以把信息发出去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当时,电脑和互联网使用很不普及,与远在异国的亲人和朋友互通信息只能靠写信,那时还没有“快递”之说,直接寄国际航空信至少要一个多礼拜才能寄达。到了波兰寄了几封国际信件后,很快就听前一届的进修生们介绍经验,往国内通信最好最便捷的方式是贴上国内的邮票让回国的人在国内任何一个邮箱投递,也可以通过使馆信使队的人带回去投递。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公派出国人员滞留不归的问题严重,使馆教育处的人特别注重掌握思想动态,每个月至少要召集一次开会集中交换信息,定期做思想汇报。其实也不仅是官样文章,他们也希望与我们交流。那个阶段,使馆对公务人员的社会交往有极大的限制,反不如我们这些学员活动自如。他们在华沙市内离馆外出都需要申请,去外地更要报批。有一位使馆的人员对我说,出国两年来,在国内购置的西装、皮鞋(因为很少外出)没穿几次,反而是拖鞋已经穿坏了4双。因此他们也希望听我们这些到处乱跑者讲讲世道剧变后的社会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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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波兰小说家显科维奇墓前

 

另外使馆也让我们看看国内的报纸和录像带,这期间要是撞的巧的话,还可以在使馆小礼堂看一次电影。所以我们去使馆是去得很勤的。这时候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放在指定地点,就会被信使队的人收集起来带回国再次邮寄。

还可以到机场去送信,反正我们都有月票,到了华沙奥肯切机场(现在的肖邦机场),只要看到中国大陆的乘客,都可以委托寄信——那时坐国际航班的国人极少,我们这些留学访问人员大多是坐国际列车,坐飞机的都是“有身份”者,并非三教九流,托寄都比较可靠。这样就加快了信息传递频率。

由于带信人到国内后不见得会马上投进邮筒,所以经常会出现时间错位,往往后寄的信先到,写的早的信反而延后。这期间我和秦晖之间的通信非常频繁,他已经习惯在第一时间得到东欧(主要是波兰)的新信息,每天开信箱几乎都有收获。但是也有例外的,有时一连几天都会摸空,甚至铁皮信箱把手都划破了也一无所获,有时一天当中又可以同时收到好几封来信。为了不至于信息错位,后来我从波兰寄出的信件全部都编了号。

至于这后几项,如何切入波兰社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能在街头散发社会调查问卷,又不能逮住波兰人就问问题。说白了,我需要有不同行业的波兰朋友,当时波兰人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和中国菜好吃。那时候人心浮动,访问学者不谙学业而热衷于赚外快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个访问学者去给一位中医当翻译,回来后总是讲不少从前来就医的患者那里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这启发了我,虽然我对中国文化“土产店”知之不多,但要“和(波兰)群众打成一片”,也只能借助这个拐棍。

我首先想到学太极和学中餐这么两招。我们同期有一位在波兰计划统计学院进修的老师在火车上打过一两趟太极拳,我就找他学了一套程式十八法太极。我过去有学体操的底子,学起来并不难,对我而言,无非是把“云手”、“白鹤亮翅”、“野马分鬃”、“海底探月”这些招式组合起来就行,至于前后的顺序就无所谓了。

关于做菜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颠几勺,我从插队到成家无师自通的做几样家常菜还可以,但是要做的好看又有说头还要口感好,还真是需要师傅指点。恰好我碰到一个机会。新华社有一位熟人的孩子由于家长长期在外,无人管束,便早早学了职高的厨师,毕业以后想到波兰的旅游胜地岑斯特霍瓦开一中餐馆。熟人由于有任务在身无法接送,就委托我代劳。在接送的过程中我趁机请教了几样简单而易操作的菜的做法,像“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之类。他又告诉我几样欧洲人喜欢的中西合璧菜肴,再加上我原有的储备,想来应该能应付一阵子了。

至于语言只能在实践中提高,经费可以通过“打工”获得。有了这些初步“装备”,相当于我获得了接触波兰社会的“准入证”。

不久机会来了,在波兰的经济转型期,原来的国字号单位纷纷从全额财政拨款状态转轨“下海”,用我们的语言说叫“自负盈亏”。波兰北部瓦尔米亚-马祖里省省会奥尔什丁市的文化宫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我们的信息,邀请社科院的刘仲春老师去教气功,经刘老师推荐,也邀请我去教太极和中餐。

奥尔什丁处在波兰东北部的大湖区,二战前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德国城市叫艾伦施泰因,1945年才归属波兰,周围都是水乡泽国与森林,人口不多,整个城市有浓厚的日耳曼骑士团建筑风格,其骑士团城堡仅次于波兰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马尔堡。但这里地处边远,并非旅游重地,当时经济也很不景气,主要企业国营大型轮胎厂处在风雨飘摇中。没有这番奇遇我是难得到这里来的,没想到在奥尔什丁我初试锋芒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我的学员分两拨。学太极的是一帮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对中国功夫极为向往,仿佛每个中国人都如李小龙般身手不凡。我父亲是山东人,多少会一些武功。“文革”期间我参加“大串联”和插队的时候,父亲担心一个女孩子到处乱跑会碰到坏人,曾经教过我几招防身手段。这时候拿出来“嘚瑟”一下恰到好处,尤其是当我不经意间摔倒一个男孩子以后,“弟子们”对我这个“二把刀”师傅就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整个学习过程都非常认真。我的波兰语不好,有时言不达意,但只要我说出俄语单词或者比划一下动作,大家就会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波兰语怎么说。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比划的有模有样了,我的波兰语也有了提高。

休息的时候气氛非常热烈,学生们希望知道中国武侠、中国功夫的一切知识,而我则对波兰经济转轨对各个家庭的具体影响更感兴趣。孩子们告诉了各种信息,对我了解波兰社会很有帮助。我回国一两年之后,这些小男孩们还用混杂着波语、俄语和汉语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再次到奥市来教他们。

学中餐的是一帮中老年妇女。她们的热情与小男孩们不同,是“关心型”的,今天给我一双手套,明天送我一条围巾。她们热衷于中国的教育、服饰和生活习俗,家长里短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这是一门实践课,每天做一两个菜,并讲解这道菜的食用价值,有点像现在教人厨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时完全是自发的兴趣,文化馆也是初次尝试办这种活动,场地非常简陋,工具、材料全是主妇们自己提供的。最后要求我在她们的观看之下做出一桌的中国菜肴,供大家品尝。说实在的,这令我感觉比教太极要紧张,毕竟在家里做菜与在众目睽睽下操作不是一回事。我提出要有一个备料过程,事先做了一些准备,采购了一些与中国调味品相近的佐料,最后我使出浑身解数,完成了两道冷菜、十道热菜、一份面点、一份汤。

也许是人们对“吃”的兴趣更为高涨,也许是正好赶在饭点上,到最后品尝阶段,文化馆的人都涌了进来,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勺。对每一道菜我都有一段解说,由于汤做淡了,我就告诉大家,中餐的“汤”与西餐不同,它是用来消食和解油腻的。不知是因为大伙没吃够还是我的确发挥了水平,总之那一天我自己一口没尝到,盘子里的汤水就一滴都没剩下,全被大伙吃了个一干二净。最后文化馆的负责人给我了一个超乎预想的评价,他说“这是200年来自从法国人到奥尔什丁以后 (按:1811年拿破仑征俄前到过此地,据说举行过一次法式大宴)本城最丰盛最好吃的一桌菜肴”。我知道他是夸大其词的调侃不能当真,但是从大家饕餮的热情中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可惜的是去奥尔什丁的时候没有带照相机,竟然整个过程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事后想来未免有些遗憾。

在奥尔什丁初试牛刀的获胜增强了我的自信,等于为我接触波兰社会点亮了放行的绿灯,后来我利用各种机会到波兰农村、矿区、学校、教会去接触社会,去了西里西亚矿区,去了波捷边境的跨界城切钦,去了靠近德国的波兹南……在别尔斯科比亚瓦我旁观了波兰人如何引进外资的谈判,也帮着别人“练摊”,还在中国人开的公司里做过秘书,我经历过一次原“团校”拍卖的过程。有一次由于我会做饭的名声在外,东布罗瓦矿区的后勤集团与产业部门“剥离”后,一家工人大食堂甚至想请我去“承包”,我还参与过一次民办学校的创立过程。再后来我又到了东欧诸国。这些“闯荡”的经历变成了一封封书信飞回到“33-211”(我们当时在西安陕西师大的家),又变成了朋友圈中交流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就此留下来的中国学生,也曾有过动摇。我写信给秦晖说,要不把你也弄出来,咱们就不回去了。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国人出国“淘金”的高潮,国内的专家学者抛弃专业开餐馆当倒爷的比比皆是。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秦晖在这一点上倒是丝毫不动摇,他认为出去看看是可以的,但自己的事业在国内,读者在国内。他说如果出去仅仅是为了过日子,会寂寞死的,会感觉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既然他这么坚定,那我们的“既定方针不变”,我继续当好“东欧转型观察员”的角色。

回国之后东欧转型研究便成为我的学术方向之一,后来这些“素材”陆续变成《新饿乡纪程》、《火凤凰和猫头鹰》、《十年沧桑》这些作品。2003年我被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等六部委评为留学回国先进个人。2009年、2012年、2014年我又多次去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目前这些国家都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欧洲,当年的艰辛已成往事。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对她们风云变化的兴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当时写的这些见闻随笔,仍然十分感慨。很多东西现在看来是“少见多怪”了,然而那的确是一段独特的心路历程,或者如当时我借瞿秋白的典故说的,是一段“新饿乡纪程”啊。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