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

其实我的这篇小文写于2009年10月份姥姥去世时，当时应允妈妈和姨妈们，要写一篇关于宋李两家家族史的文章，请她们帮我找一些资料。但因为无暇做采访一直没有完成，直到几年后妈妈患病离世都还只有架构，遗憾的是，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有很多上两辈人的东西已经无处询问了，原本想要撰写的“民族企业家”创业史的计划看来无法完成，只能改写成我个人对外祖母以及我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了。秦晖老说，搞史学的人应该有点记录个人口述史的自觉性，因为每个个体化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时代变迁史。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就是“时代是共同的，但每个个体的体验是不同的”。既然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其文学、个性化的一面，我自信不会与流行的“姥姥文体”雷同。

我姥姥叫李彩绚，1906年生人，2009年去世，活了103岁。她的父亲李佩实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上世纪20年代就在河北南宫县城开有皮革厂和布庄，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织线毯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用解放后的阶级成分标准说，是地主兼资本家；用稍微好听点的说法，是“民族资产阶级”。李家有两儿两女，我这老姥爷虽说得风气之先，也不免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两个儿子都送到国外留洋，打算让他们日后继承父业，以当时新兴的纺织业为发展方向。姥姥就不像她的两个弟弟有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她是缠过小脚的，但没读旧式私塾，还是读的新式完小，后来还当过小学教员，一手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在那个年月也算是识文断字的“新女性”或“半新半旧女性”吧，可是她却一直在“旧家庭”里，而且似乎过得还不错。她没有去赶那“娜拉出走”的时髦，我也从未发现她对“旧家庭”有巴金小说所表现的那种不满。但另一方面，她对包括我父母那样的“娜拉”式晚辈也充满亲情，并没有试图干预他们，父母与她那样的长辈也没有什么矛盾，倒是我这个孙辈，与她有过一个磨合与理解的过程。

姥姥19岁嫁到冀县的宋家。用姥姥的话说，她的婆家是“土财主”，不像天津娘家那么洋气和开明。但是后来她也随夫到了天津。我姥爷叫宋子金，是北洋纺织学堂（姥姥这么说，但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么个学校，应该是北洋工艺学堂纺织科吧）毕业的，后来就在岳父的企业工作，一直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的子女中我母亲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弟弟三个妹妹。关于外祖父母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了。我曾经看到过妈妈给组织上写的一些详细的家庭材料和社会关系情况，对她的家庭和生长环境都有细致的交待。哥哥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不知道把这些文字和老照片放到哪里去了，被妈妈好一顿数落。我也挺后悔的，明知道这些文字和照片的宝贵，早点带到北京保存起来就好了。

“小刺儿头“与“大小姐”

我早期所受的教育是一个“混合体”，就像调色板上的色彩是一笔笔加上去的，这才形成了后来的价值观，但还是有时间段的划分的。一直到文革前半段，我都是很“革命”、很“左”的。我对姥姥的感情、理解和敬佩是随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加深的，而一开始却疙疙瘩瘩极不和谐，究其原因还是时代烙印加个人性格造成的。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经历过一个“盲从-狂热-碰壁-思索-还原个人”的过程。1960年上小学以前，我和哥哥在天津姥姥家里住过一段，我已经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只记得非常不喜欢跟着姥姥去看什么舅姥爷、姨姥姥之类的所谓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在那里居然有人（应该是过去的佣人）称呼她为“大小姐”，让我感觉很别扭。他们在一起叙旧，在我看来就是“怀念旧社会”，这和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有一次去红桥区荣茂里，姥姥指着那个街道说，“原来这整个胡同都是我们家的”。我一听就有抵触情绪，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只能以调皮捣蛋闹别扭来“抗议”，搞得姥姥很纳闷，平时挺温顺的一个小妮子咋就这么不听话呢？到了姨姥姥家，正好赶上有人给她送“公私合营”以后的股息分红，我一听“资方人士”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人，想起当时看过的“三条石”阶级斗争教育展览，资本家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的反动人物，就会剥削工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与自己的长辈做联想，于是就待在院子里死也不肯进屋。

我们这些“50后”、又是在机关大院环境中成长的小孩，从小在“革命的”父母辈那里接受的话语系统与再上一辈老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我都不喜欢。但是家庭没法选择，用当时的话说，父母都是解放前就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一直困惑于不知怎样把握“亲情”和“革命觉悟”之间的尺度，所以与姥姥的关系一直就有些“拧巴”，但是毕竟相处时间短，大人们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

我不知道1949年政权易手时，选择“正确站队”的父母是如何处理与“剥削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的。后来阅读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其实他们的“两难”处境远比我难堪。与出生于天津“资产阶级”家庭的母亲相比，父亲出生于山东农家，论富裕，我的爷爷奶奶远不如他们在天津的亲家，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却比亲家更倒霉。1960年大饥荒，爷爷和奶奶在山东老家过不下去了，跑来西安投靠当干部的大儿子，父亲向组织上汇报，得到允许留下了“地主家属”奶奶，送走了“地主分子”爷爷，没多久爷爷就在老家“病故”了，实际上是饿死的。父亲在日记里（他学生时代的日记抨击时政嬉笑怒骂内容生动，1950年代后的日记就是干巴巴的流水账了）没敢表现出半点愧疚，但是他背地里陪着奶奶落泪我是看见的，也能够感觉到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挣扎和无力，以及人性与政治之间的背离。

1965年我因为眼睛弱视，住在姥姥家时要定期去天津眼科医院治疗，于是就借读在河东区田庄小学五年级上学。这一年和姥姥有比较长时间的接触。我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进一步显露，与姥姥之间“叮咣”不断。那个时候的我在姥姥眼里，一定是一个难以管教的“刺儿头”孩子。姥姥这种大户人家的人总要讲究一些老礼，嫌我举止不雅，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总是对我说，好习惯要从小养成，而我认为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旧道德旧礼仪，并不愿遵守，但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姥姥的训导还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的我就显得比前后阶段要洋派和文静。1965年正是文革前夕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候上演的戏剧电影都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这种氛围下的我始终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与形势保持一致，甚至还有意识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反叛。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眼里姥姥的权威不如父母，想着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肆意妄为地造次一下也无妨。第二，潜意识里我有个口头上不愿承认的想法——从母亲带回来的内部资料上，我知道父亲在1964年“反修”问题上犯了“错误”，遭到轮番批判，我想以自己的“革命”来逃避被社会孤立和被歧视的命运。当然，这是后来才自觉到的，在十岁出头的那时，还只是无意识的表现。

因为姥爷的工作关系，他们住在天津国棉一厂一栋日式小洋楼里，生活虽不能说十分富足，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有抽水马桶、沙发、弹簧软床以及皮大衣和一些首饰，这和我们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什么都由公家统一配给、吃食堂上寄宿学校的环境显然很不一样。其实，按当时现金收入来说，姥姥家可能还不如我父母家，但是旧时的“大小姐”精打细算善于持家，无疑比我们过得经济而精致。比如说，同样是吃虾，在我们家里嚼吧一通也就完了，可是姥姥把虾段清蒸、虾头油炸、虾皮做汤，炸过虾的虾油提鲜酱油，一虾能够几吃。买来一块肉，根据不同部位炒肉丝、剁馅、做肉皮冻，没有一点可浪费糟蹋的。同样烧出来的菜，在我们家不拘什么餐具，盛出来装到大搪瓷碗里能进肚子就行。而姥姥家有各种不同的餐具，有对应的一套细瓷鱼盘、汤盆、水果盘，连吃米饭的碗与吃面食的碗都不同，显得很讲究。对这种生活我是既享受又抵触。

姥姥家里有不少公私合营前记过账的老旧账本，通常只有一行记载而大半空白，纸张又极好。我不但把它送给同学们当草稿本，而且自己也毁坏了很多本。现在想想，这就是可贵的第一手经济史资料啊！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老辈创业发家的故事，现在看来那都是“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的精彩案例，可是我当时不喜欢听，还指着那些家具、衣物顶撞她说，“这些还不是靠剥削得来的”。我认为她是对当前“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并时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受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一直很尊重姥姥，每次写信都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岳母大人”或“先生”（对长辈的知识女性也称先生，这是我进大学后才熟悉的），接到姥姥的“告状信”后父亲就来信批评我不尊敬老人，我立刻就用报纸上的语言、“阶级斗争”什么的来回应，搞得父亲很尴尬。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召回身边，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和现行政治之间的冲突。

回到家里，我们成了没人管的娃

回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文革前夕因为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父母从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肃最贫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区。原来从西安的红色大院到天津的“资产阶级”环境我过不惯，但从十里洋场的天津卫一下回到黄土穷山，那反差就更大了。

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城乡、贫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变。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跟头咕噜，到了县里就更加粗放不羁。虽说父母的工资是全县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的现金远远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实还要除去给老人的，工资几处用，到我们手里也没多少。加上也“不会过日子”，仅从生活质量来讲，有时似乎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些农户家庭的孩子。当时父母经常不在家，我们一直就是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当自己的家”。仅从早上带的干粮来看，我们也就拿食堂蒸的难吃的陈年玉米面发糕，同学们虽然拿的也都是杂粮食品，但大多是当年的新粮，不管是黄澄澄的玉米贴饼子，还是荞麦面的小花卷，实在不济，啃一个老玉米或者一个烤红薯，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扑鼻而来的五谷香气。一般早自习后，同学们会换着吃干粮，吃过我带的口粮以后，很多同学都说，“原来以为你们这些‘干部娃’比我们高级很多，现在看来真不咋地”。我因为在家里做饭，经常手上的面来不及洗就到学校而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革开始，因为父亲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乌帽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实父亲虽然就行政级别而言可能比当地县太爷还要高，但是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级现职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和哥哥在学校里的班长职务被撤销，成为了被革命队伍打入另册的“黑帮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但我的革命生涯也无法持续下去。从那之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原来那种盲目的信仰支柱一点点地垮塌下来，我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

文革派性正酣的时候，母亲去了县五七干校，父亲与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改造”，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学校，混迹于一帮高中生当中，热心于“文化革命”事业，有时回家吃个晚饭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作伴，我们住的老式民房显得格外阴森空荡，尤其是厨房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做饭，我们只好互相壮胆。有一次我去40里外的五七干校看妈妈，因为错过了晚饭时间，实在没有吃的东西，妈妈只好冲了一杯糖开水给我充饥。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我找不着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里面硬塞了一件妈妈的秋衣，搞得里长外短，五七干校的人看了都摇头说，有娘在家和没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做饭，让弟弟从房间里把热水瓶拿过来，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动水瓶而门槛又高，他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家里唯一一个八磅的热水瓶在门槛上“啪”的一声磕碎了，吓得他赶快缩在门槛上，那时一个热水瓶大概要5元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就没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顾不上体会弟弟的感受，训斥他说今天晚上不能吃饭。弟弟委屈的缩在门槛上汪着泪水不敢哭，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妈妈，还是邻居出来打圆场说，没烫着娃就算万幸了，娘不在娃已经够可怜的了，就别再埋怨了。我一边打扫着内胆碎片一边心酸地想，没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该咋过。虽说我从小就过寄宿生活，但是城市和农村，集体寄宿生活和自己独立支撑家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