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更需要袁庚

徐景安2016-02-18 12:59

徐景安/文

袁庚于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逝世,享年99岁。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作为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他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论级别,他也就是副部级;论职务,不过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而今天我们却在这里称颂他、悼念他、纪念他,就是因为当今中国太需要袁庚了!

什么是“袁庚精神”

我最早认识袁庚是1985年,应他的邀请,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率十几个年轻人来为蛇口咨询。当时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袁庚是个政治家,他办蛇口主要的不是企业行为,而是怀有政治抱负的探索。当时,招商局不仅管开发,还以企代政,派出所也要管。我们算了一笔账,基础设施建设与行政管理成本加在一起,投资回收率很低。那袁庚为什么要办蛇口呢?他深感国家的落后、民众的贫困,以前蛇口海面上经常漂浮着被淹死、打死的偷渡者尸体。袁庚是深圳大鹏镇人,这种状况强烈刺激了一辈子投身革命的他。他最早感悟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要变封闭为开放。1978年6月,他赴香港调查,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也就在这一年,他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提出“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的方针。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所以我认为,袁庚造蛇口,主要的不是为招商局谋划,而是利用招商局这块牌子,为中国对外开放做试验。

看到香港企业在周末银行关门前,赶着把钱存进去,是为了不损失几天的利息,他从这些行为中悟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后来被小平同志首肯而风靡全国。当时中国正面临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沉浸在政治狂热之中,以“穷则思变,富则修”来掩饰落后与贫穷。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袁庚大胆地把金钱、效率作为价值目标,符合小平确立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

但袁庚的思想并不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挺进。袁庚从到一个地方便被前呼后拥地迎接这一现象中,悟出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即名为人民公仆,实为民众主宰。他要创造“民不畏官官为民”的模式和“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环境”,为此,他从约束权力入手,推行高层干部与中层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还实行舆论监督,不以言治罪,“誓死捍卫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已超出了当时的改革进程,体现了袁庚作为改革家的博大胸怀与政治远见。

此外,蛇口还实行了干部聘任制、住房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成为当时中国以至世界关注的焦点。

所谓“袁庚精神”,就是顺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从理念创新到制度创新。袁庚这位改革开放先行者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务实的开拓精神。袁庚的政治责任感是把中国从政治狂热转向发展经济,而他在实现这一使命时,始终没有忘了政治。恰恰相反,他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涉及到政治。他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企业家。他倡导金钱与财富,但他不是拜金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才敢于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他十分重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他却把自己置之度外。他非常务实,而他的务实,不是迁就现实,而是要改革现实、超越现实,实现精神追求。

人们也许会奇怪,袁庚的思想为什么如此超前,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他心中有人民,他总是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在经济领域坚持开放,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在思想领域倡导自由,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他从迎接他的前呼后拥、抢着打伞这个细节,领悟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执掌着下属的命运,这一思路成为他启动民主选举的动因。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是一致的。尽管有人给袁庚扣上“卖国”、“买办”、“拜金”的帽子,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经济发展与基本职责

应该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完全实现了袁庚的理想,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成功,GDP跃举世界第二位。但是,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改革的目标、纲领、主线、路径、方法都有待探索。改革要全面深化,但改革不可能全面推进。

30多年前,中国需要从政治狂热中摆脱出来,转向发展经济。邓小平就成为领导、推动、引领新转折的伟人,袁庚也就是在这场伟大的转折中成为先驱者。

当年邓小平是怎么推动这场伟大的变革的?要变革,就要变理念。邓小平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进而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于是他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也就顺利成章。袁庚开发蛇口、引进外资,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正是顺应了转折的需要,引领了历史潮流。

今天的中国更需要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当年邓小平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纳为两个标准,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但他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一是要纠正政治挂帅的错误倾向,二是解决当务之急,把经济先发展起来。这才谈得上改善人民生活。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改革开放30年,发展就是目标,发展就是主线,发展就是一切。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我们似乎有了另一种倾向:忘记、忽略了发展是为什么,为谁而发展。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的重要就是“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从这个意义讲,发展只是手段,改善和保障民生才是目的。再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终体现在公平分配上,要让全体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发生了重经济、轻社会;重发展、轻分配;重建设、轻民生的倾向。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说发展就有钱,争着上;讲民生就没钱,往外推。忘了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导致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城镇户籍与非户籍之间、公务员与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别。由于经济成果分配不均,很大一部分群体缺乏消费能力而内需不足,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新一代领导人以新的理念与目标,引领中国实现新的伟大转折。

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什么是全面小康,怎么实现全面小康?

小康是邓小平提出的,原意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一些,1984年他提出:“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对全面小康的理解,一直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对经济成果惠及全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均等公共服务一直停留在定性的词句上,缺乏量化的指标和保障的措施。请看习近平的解读:“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简单地说,全面小康就是四个字:“惠及全民”。所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不是全面小康的目标,而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和条件,关键是经济成果分配要惠及全民。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还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三段话,第一、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落实在各项民生事业上;笫三、民生事业要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建成全面小康,就应该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社会。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主义,而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以某个阶级、某部分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一定是惠及全民的福利国家,当然福利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建设高福利的国家。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就是福利国家。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深刻教训就是一直以GDP为目标,尽管在民生问题说了许多好话,做了许多承诺,就是没有把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作为党和政府的目标,结果流于空泛、碎化、表面,收入分配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民生问题越积越多。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价值目标、指标体系、制度建设、分配方式、利益格局、工作重点都要改变。全面小康的价值目标是建立惠及全民的福利国家,就要围绕民生建立指标体系,分配向公共服务倾斜,向农村、西部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

首先,将改善民生、健全保障作为发展与改革的主线,以求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既保障了经济,又稳定了社会,还改良了政治。其次,在方法上、步骤上,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切入点,各级政府要制定计划逐步解决,中央财政给予支持。农民工入户,包括隨迁配偶、父母、子女,要解决吃、穿、住、用、行、教、医,必然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减少农村人口,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过剩产能也能找到出路。再次,在部署上、安排上,要将农村、农业、农民真正作为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从基础设施到公共福利,财政资源逐步向农村倾向。要保障农村集体用地与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的权益,属于农民的宅基地农民应有处置权,提升农民的医疗、养老保障水平。

最后,制定民生五年规划,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民生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民生的范围,有直接民生与简接民生之分,提高直接民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在各类人群的均等化,降低直接民生中的行政开支成本,增加民众受惠比重,这样才能把改善民生真正落到实处。民生规划的主要内容:居民收入增长、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整合社会资源。用民生规划“倒逼”产业优化、城乡统筹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尤其是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行政不合理开支,实现向非户籍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向社区基层倾斜。

袁庚走了,他的精神永在,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古往今来,多少权势者,荣耀一时,但或过眼烟云,或堕入地狱。生命的存在能给他人、社会、国家、世界带来幸福,他就实现了永恒。天底下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永恒,这也就是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吧。

(作者系原中国体改所副所长、深圳体改委主任)

 

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