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三

以我对钱、杨二位的阅读揣摸，我疑心这对高冷夫妇，对人性的评价并不积极。具体地说，他们对下层民众不失仁爱（有大量鲜活例子可证），对学界和文坛同仁，不仅深怀戒心，总体基调还以鄙夷为主——我这么说并非在批评什么。

杨绛在《记钱锺书和〈围城〉》里写过一个趣事：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你不可能“常爱引用”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强调“我们”，则宣示共识的存在。另外，人们挂在嘴上的“地狱”，十有八九指向人间，若无意喻指人类，无论“天堂”还是“地狱”，意义将失去大半。更好玩的是，我分明记得钱锺书对猫的“感谢”不予信任，在《管锥编》里，作者引用了“居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唯猫弃而未去”后，又作了如下发挥：“鼠‘恶’不许上天，其理固然，猫之独留，荒唐言中亦蕴博物识性之学。俗谚：‘猫认屋，狗认人’，正道此况。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

按此理解，猫爪“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只是小猫见机行事，不见得有太多“谢”意。钱先生感动过度，怕是由于见多了“不知感激的人”。当然，杨绛若以此反问，钱先生也有一个现成的俏皮答复：“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除非迫于无奈，比如作为代表团成员出访，在1949年以后，我们从未听说钱、杨与朋友在外吃喝酬唱。他们偶尔也外出吃饭，但成员限于“我们仨”，不涉外人。他们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有四居室，当年实不算小，但陈设仅以“我们仨”够用为度，客厅里据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他们对访客能拒则拒，若实在无法拒绝，访客见此格局，大多也会知趣告退。某香港作者提到昔人王逢原一首“大署其门”的诗，认为也可说明钱锺书的态度和“烦恼”，诗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想到当年钱府的左邻右舍多为国内名头锃亮的达官硕儒，就更能揣知他们的排斥对象。

“我们仨”的小世界愈封闭愈牢固，对外界的拒斥也就愈彻底。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钱锺书从不外出访友，“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只是到了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假如钱、杨生性木讷，怯于交际，此事尚可理解，实情却正好相反，与杨绛有过交往的，无不推崇她亲切和蔼，乐于助人；有幸见识钱锺书者，也无不对他妙趣横生的谈吐风采交口称誉。余英时先生曾在美国家中设宴招待当年赴美代表团一行，与席者“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他回忆道：“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李慎之认为钱锺书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友人李大兴先生年轻时与钱锺书比邻，曾跟随他的学者父亲李新造访钱府，他对钱锺书谈吐风采的印象是“光芒万丈”。钱锺书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一项自评：“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他和杨绛正是如此，社交之于钱、杨，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1949年前寓居上海租界期间，他们倒频频外出访客，晚饭后还经常去傅雷家“夜谈”，自家客厅一度每周向个别挚交（如宋淇）开放。钱锺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宋淇的信里提到“弟已十几年不夜出”，破例只为去听亡友傅雷的公子傅聪的音乐会，可见定力之坚。某美国汉学家见识到钱锺书灵活运用多种语言的惊世口才，猜测钱锺书有“表演欲”。我不敢说他乱猜，但有表演欲者，又不可能大把放弃表演机会。大概，钱氏的“表演欲”本身也是一种“异量之美”，不可按常理度之。

钱、杨告别世界的方式，也显出某种弃绝和不信任人世的态度。在李慎之看来，钱锺书的葬礼“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简单至极，“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杨绛先生的最后告别，也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叫做仪式”的仪式，即“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钱锺书的骨灰也没有保留，一任殡仪馆处置。这让我们想起《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当别人询问“我们该怎么样儿葬你呢？”苏格拉底说：“随你爱怎么样儿葬就怎么样儿葬。”

世之所谓高调低调，大多藏有一份利益算计，一般也不难模仿。钱、杨夫妇的处世方式，位于高调与低调之间，颇难猜详，而核心是充满“异量”，抗拒模仿。他们即使助人，也选择干脆痛快，助人后再三避谢，似乎主要不是出于礼节，而是怕烦。钱、杨屡次拒绝书籍再版，对外界说的是小书不值得再版，谦虚之态可掬，骨子里却另有高标，他们对写作持有一个共同标准：“宁恨毋悔！”钱锺书强硬拒绝有可能增加自己学术名望的所有活动，低调中同样嵌着一份高蹈——他八成瞧不起那帮“不三不四”的研究者。将多逾两千万的稿费（实际还不止）直接从出版社转至那个并不署自家名号的“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池里，自己的家连简单装修都没有，同样是别人仿效不了的豪举，但我认定他们内心并未萌生豪情，他们只想在书桌边安安静静地多看会儿书罢了。——坦率地说，个别敏感的知识人，据此迁怒钱、杨的处世方式，是极可理解的，尽管不值得尊重。漠然于群己权界，对“关你何事”的他人私域大生闷气，究属好管闲事。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除了呆瓜之外，没有人不为金钱写作。”钱、杨不是“呆瓜”，他们特具的“异量之美”，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智，耐心求索。或许还得补充一句，笔者只是从“异量之美”角度，尝试指出钱、杨夫妇独标高格的异质美，并无意强调他们（尤指钱锺书）的治学方式及成就高于他人。庸人总是相似的，大师各各不同，各以其“异量之美”嘉惠后人，我们实不必强分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