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使人民变得不可捉摸的原因，正在于每一位个体拒绝使自己沦为勒庞式群众的努力

一

美国第45任总统大选前，67家知名民调机构里，只有4　家看好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媒体则普遍预言希拉里·克林顿将入主白宫。结果，眼镜片碎了一地，从未有过从政经历的房地产大亨成了赢家。

我相信，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各类民调机构都已如虎添翼，它们有能力考虑以往无力斟酌的各种变量，得出更加精准的预测。因此，嘲笑民调失误就像嘲笑姚明长得没有长颈鹿高一样离谱。姚明没有长颈鹿高，不是努力不够，而是凡事都有个度。民调亦然，它们显然触碰到了那个暂时还难以突破的门槛，即，人民依旧不可把捉。

不禁想到了法国医生古斯塔夫·勒庞，以及他针对民众心理的大量断言。在我看来，勒庞写在《群众心理学》（一译《乌合之众》）里的断语，多有似是而非之处；但我又必须承认，如果阅读前已然进入某种情绪——假定他正因特朗普当选而沮丧——那么，服膺勒庞以“命令的方式”写下的指点，又几乎是必然的。个别情绪过于低落的人，还可能视勒庞为隔代知音，旷世先知。

长寿的勒庞死于1931年，其成名作《群众心理学》出版于1895年，曾创下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记录：在短短26年里再版了29次。直到今天，该书依旧在中外社科类畅销书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一家出版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新版《群众心理学》拟的广告语是：“很可能，这是有史以来大众心理学的最伟大的著作。”假如勒庞活转来并有机会修改这条广告语，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很可能”三字改成“毫无疑问”。与常见的学者风格不同，勒庞不喜欢显示程度和分寸感的各类修饰语，他是委婉表述的天敌。这么说吧，与其把勒庞的看法说成“观点”，不如直接说成“指令”。

下面这些勒庞笔下的“指令”，就可能击中那些投票给希拉里的美国选民的心灵：

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湮没了。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民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在《群众心理学》里，类似断语比比皆是。只要读者怀有某类情绪和偏好（坦白说，我们很难不带有某类情绪和偏好），他们就可能为勒庞拍案叫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勒庞的态度颇有说服力，他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里，专辟一章讨论勒庞，劈首推崇《群众心理学》是“名不虚传的名著”，并认为勒庞对“集体心理图景的描绘”是“卓越的”。而弗氏的所谓“讨论”，又以连篇累牍的摘引为主，摘引文字之多，超出了得体评论的范围，以至给人这种印象：勒庞的命令式写作风格，令弗洛伊德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以至除了乖乖摘抄，别无良策。

弗洛伊德是在该书第二章讨论勒庞的，大段摘抄也主要出现在这一章。有趣的是，在紧接着的第三章开头，弗氏又写下了与前章极不连贯的句子，他迫不及待地表示：

我们现在要补充说明的是：其实，勒庞的论述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对集体心理的种种表现所说的一切贬损的话，早已由他以前的人们同样清楚同样充满敌意地说过了。……另外要指出的是，勒庞和其他人对集体心理所作的描述和估价也决非毫无争议。

于是，我又产生了另一种臆测：弗洛伊德写完第二章后，出门转悠了几天，确保心情平抚之后，才继续执笔。若非如此，他在相邻两章间的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就较难理解了。毕竟，倘若勒庞当真既无新意又不乏争议，以弗洛伊德心气之雄、抱负之大，他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讨论和肯定，直接无视即可。要知道弗氏的《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本来只是本小册子，而其中对勒庞的摘引，篇幅上竟然达到六分之一。这不同寻常。

何况，强调“勒庞的论述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本身倒是一句“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论断。在弗洛伊德之前，勒庞一直有抄袭的不雅名声，饱受抄袭之苦的意大利学者西庇阿·西盖勒和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一直对勒庞的抄袭行为表示抗议和愤慨，弗洛伊德对此也知之甚详。当代英国学者约翰·麦克莱兰甚至认为，勒庞抄袭同行著作的态度是“无情的”，他在《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一书中写道：

勒庞径直撷取其他学者有关群众的最悲观言论，从中提炼出他自己的理论，在东拼西凑的过程中，各家细腻的思想就不见踪影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勒庞的解释。

事实好像是，如果撇掉漂浮在勒庞语言表皮上的修辞泡沫，他书中大量虎虎有声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某位同行。笔者只借助有限的引文接触过西盖勒和塔尔德的观点，无法核实勒庞的“无情”风格，但另一个更加震撼的例子，解除了我的核实义务。我们这位不乏江湖术士品格的业余科学研究者——他曾经骑着毛驴、拿一副测径器在尼泊尔测量当地精英的脑容量，试图得出证实种族差异的数据——居然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要染指。约翰·麦克莱兰写道：勒庞“竟然厚颜无耻地致信爱因斯坦，要求对方公开承认，他才是相对论的发现人，反诬对方说，这是德国人忽视法国科学的又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爱因斯坦提醒他说，偷窃思想的勾当不是国家干的，而是个人干的，两人之间的通信才以此结束”。——连当时世界上据说只有十来个顶尖精英能够读懂的相对论都敢声称原创权，我们对勒庞表述上的大胆性，就不必再有疑虑了。我们应该相信，只要观点能够把人震傻，勒庞什么都敢写。

我相信，拥有足够文字手腕的勒庞，从来不担心自己论述的科学性。在他看来，只要抢先声称自己是科学的信徒——如宣布“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考察”，“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自家观点的科学性即可不证自明。若嫌分量不够，则可加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你需要知道究竟的话，不妨去翻看一些更为专业的心理学论述。”如你所见，这是一种并不高明的循环论证，无非是说：读者读过专业书籍的话，自然会发现勒庞言之有据；如果他们竟然怀疑勒庞，只能说明他们读书太少，还不配成为勒庞的读者。总之，大话一撂，勒庞即可左右逢源，占尽便宜。尤其，当他的口气不仅极为坚定，甚至有时还假装自己受到侮辱，以至非得向读者吼上一句“本书将不会理睬你的愤怒”时，读者可能真会被他震住。简单地说，勒庞的表述风格有一种“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味道，他不屑解释太多，只要直接扔出结论，被震住的读者自然会匍匐下身子，跪拜勒庞大神。

被勒庞震住并不丢脸，美国伟大的霍姆斯大法官，认定勒庞具有一种“脊髓中的本能”，可以让一个个他人表述过的问题，重新发出光芒。同样一个见解，出现在西盖勒、塔尔德笔下时，不过是在沉睡，而一经勒庞重新打磨并包装上市，顿时腾龙上天，举世皆惊。有人称勒庞为“蛊惑大师”，他的确是。

二

借用勒庞式简单粗暴的表述法，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归纳《群众心理学》的主旨：

1.每个人都是群众一员；

2.群众无一例外都是愚蠢和危险的；

3.让领袖操纵群众才能避免文明蒙难。

勒庞认定当代文明已进入由群众来左右大势的阶段，他宣布：“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无意为“群众”设定门槛，甚至懒得区分“群众”、“大众”、“暴民”与“乌合之众”等字眼的差别，他干脆利落地宣布：“任何一个群体更像是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意思是说，某人加入游行队伍、与暴民一起冲击巴士底狱并参与屠杀行为，他固然是“群众”；某人以议员身份在议院里议事，或态度庄重地加入某个陪审团以履行公民义务，他的身份仍然只是“群众”。勒庞说过，“一群组成了一个团体的科学家或艺术家，在一般性问题的判断上，绝不会比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更加高明。”勒庞坚持认为，人一旦变成群众，他就失去了个体特性，同时获得了一种“活的生物”般的群体特性，该特性“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却和每一个群体的特点没什么区别”。简而言之，这个人不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而是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分子，其个体价值已不复存在。勒庞表示，任何人成为群体一员时，泯然众人就是其必由之路，他完全不必误以为自己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勒庞以他惯有的先知口气棒喝道：“任何人都逃不掉传染，你也包括在其中。”他宣布道：

事实的真相却是，“人民群众”绝不比任何一个人更聪明，反倒是他们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勒庞坚信“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他为群体中的个人概括了四个特点，分别是：“第一，自我人格消失；第二，无意识人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一个方向；第四，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他认为“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于同一件事。”

作为法国人，勒庞主要是依据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巴黎公社等重大群体事件来谈论群众危害性的，这赋予了他多少有点狂热的写作热情，点燃了他多少有点痴迷的文字灵感，也注定给他带来偏激。毕竟，法国式的广场政治和街垒喋血，并非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群体形态，勒庞本人就多次提到英国人的冷静，承认拉丁民族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事实上他倾向于认为英国人优于法国人。

勒庞是精英主义者，他恐惧群众，竭力把群众描摹成一头恐怖怪兽，他预言“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他又承认，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它。勒庞不是君主制度的呼唤者，他虽然鄙夷议员，对议会民主制却没有敌意。勒庞假装学者从事群众心理学研究，醉翁之意却在一项非学术的使命：为了避免群众成为脱缰的野马、失控的野火，群众领袖应该承担责任，通过说服而不是压制和镇压的方法，对人民这股洪水加以约束和引导。由于勒庞对任何群众运动都抱有强烈敌视——他表示：“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同时又对个体的智慧抱有信心，相信“伏尔泰比整个世界都聪明”，因此，向潜在的及未来的群众领袖传授说服群众的方法和技艺，就是勒庞责无旁贷的使命。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群众心理学》最有趣的一部分内容，在该书第二卷“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一章里，勒庞放弃自己作为群体心理学研究者的客观立场，摇身一变为传授蛊惑大法的超级导师了。他以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坦诚和世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私房秘技，向他心目中的群众领袖倾囊相授。但读着读着，读者又在另一个层面上觉得很不对劲。我们意识到勒庞正在现身说法，他提供的三条核心技艺，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不多不少，正是他在本书中运用最多、驾驭最为娴熟的写作法宝。勒庞似乎突然忘记了自己多次自诩的“纯科学”方式，不介意端起学者的身架，他以一种赤膊上阵的作派，向未来的群众领袖发出一连串训示，类似这样：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

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你务必要记住，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也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而在场的人绝对不敢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被当成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我们不禁恍然大悟：在这本又名“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学》里，我们不是已经与大量“断言”打过交道了吗？勒庞诚不我欺！他要求别人掌握的蛊惑秘技，自己已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了。难怪我们在他的表述里，会遭遇到海量的断言；难怪他如此偏爱斩钉截铁的文字音效，无论写出什么观点，一概用“无一例外”、“任何”、“所有”、“凡是”等全称判断来鸣锣开道。口气就是力量，只要学会一种“杀无赦”般的表达气度，论证即告完毕。就此而言，《群众心理学》具有一种神奇的互文法，作者的说服方法与他试图传授给他人的说服技艺，交汇重叠，合二为一。我之前提到勒庞追求一种“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上帝式口吻，本意倒不是讽刺，而是据实道来。勒庞在论证“断言法”的效力时，的确举了这个例子：“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以简单断言的文字来写作的。”在勒庞看来，你省略的解释步骤越多，你的论证方式越流氓，越能证明你在口含天宪，舌绽莲花。

“重复法”也是如此。作为拿破仑的崇拜者（他认定拿破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勒庞曾难得地放弃了一次原创权，援引拿破仑的话为自己助威：“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事实上，在这部不适宜用“重复法”来张目的学术或准学术作品里，勒庞仍表现出对拿破仑心法的衷心臣服，在书中频频“重复”观点，以至我有时误以为勒庞是在撰写教材。因为，频频重申之前提及的观点，对读者是一种冒犯，只有教科书允许这么做。不过说到冒犯读者，勒庞是不以为意的，说不定还有意为之。证据是，在向潜在的群众领袖推荐如何获得名望时，他介绍了另一个源于拿破仑的独到“手法”：

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而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全欧洲心惊胆战的显赫人物。

这就是说，露骨地贬低读者，也是勒庞使自己获得名望和权威的既定方略。当他以拿破仑为榜样时，他也就借助把读者当成“马夫”，顺手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字世界的拿破仑。所以，他一边表示“我们要知道，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这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一边又胸有成竹地写下大量“极端夸张的东西”。《群众心理学》持续百余年的畅销证明，勒庞成功了，他对群众心理学的琢磨，真不是盖的。

三

批评勒庞既容易又意思不大。他生产思想的方式极不合乎规范，他一边否定历史书的价值，一边又借助来源可疑的奇闻轶事替自己的观点作证，难免授人以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他的观点乍看之下多么难以服人，很多地方他都说对了。我们可以四处撞见勒庞观点的不够圆融之处，但因此贬低或忽略他说对的地方，吃亏的只能是读者。他凑巧说对的地方，弥足珍贵，能够补偿他的全部疏漏而有余。

曾见到有人这样评论勒庞：“戴高乐将军全盘接受了（有关领袖）的观点，我们谴责勒庞，但却翻遍了、读烂了他的著作。”我还听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喜欢勒庞。我当然不会据此指责勒庞，勒庞去世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呢。由于勒庞的马基雅维里式坦诚，敢于直接舀取黑暗一面的真理，不用猜，肯定还有不少痴迷勒庞的群众领袖，拒绝向勒庞公开致敬，就像戴高乐那样。就此而言，勒庞的影响力虽然很大，但仍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伟大的书与伟大的作者，未必集于一人之身。很少有类似《群众心理学》这样的书，你既佩服他，又得警惕他，他因另辟蹊径而伟大得不伦不类。现实是，在勒庞之后，群众心理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而说服群众、控制大众的方法，倒是获得了可悲的增长。

如果最大程度地尊重勒庞，把他写在书里的内容都视为原创，同时尽量合理化他的命令型见解，那么，作为无意于成为“群众领袖”的普通读者，我们也能从中受益。

我们发现，即使勒庞没有给他的断言提供充分论证，我们仍能结合自身的经验，意识到勒庞的价值。他提醒我们警惕“万众一心”的场所，而经验告诉我们，虽然个别正义事业（如遭到外敌入侵时的同仇敌忾）有赖于此，但所有人间悲剧，都曾有过诡异的“万众一心”氛围作为前导，灵验程度就像地震开始前的鸭飞狗跳。对于不想放弃智力要求、无意听命于群众领袖“说服”的现代公民来说，保持自己的个体性，拒绝以水滴的方式加入任何广场式大合唱，就是一个正当要求。勒庞坚持认为，所谓“人多力量大”，往往体现为破坏性力量，智慧的轨迹与之相反。他说得过于绝对，但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

我猜，使人民变得不可捉摸的原因，正在于每一位个体拒绝使自己沦为勒庞式群众的努力。托马斯·杰斐逊说过：“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最重要的。”假如公民照此办理，他们就能够使自己卓而不群，迫使勒庞针对群众的命令式断言大面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