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文 雄安新区的举国亢奋还在持续。

相似的场景和狂欢，曾出现在三年前。那时，保定被钦定为首都副中心的消息一夜引爆，举国震惊。以此来对照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三年前的一些猜测和假说，其实得到了应验。

新华社的文章，对雄安新区做了这样的概括性描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在规划的初级阶段，这片区域曾经被称作白洋淀新城。如今，它被画了一个圈，成为国家战略和千年大计。对于保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大时代，他们有理由为此狂欢。只有一个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他来说，三年前的一个靴子高高抛起，终于在2017年4月1日这天落地。

春天

2014年的春天，几乎是两会一结束，保定被“钦定”为副中心的消息就传了出来，一夜之间，人们疯狂涌入保定。

当时，我带着一个实习生也直扑保定，在保定市委、市政府等相关部门机构盘桓，期望拿到第一手材料。那时，虽然二二六讲话并没有多久，但从保定市上上下下来说，仍处在懵然的状态，准确的来说，是在等待，等待来自上峰的准确指令。

从采访的角度来说，这是难得的时间窗口，对“副中心”的解读，很快就被全面叫停，保定市找不到任何官员，愿意对“副中心”的话题吐露半个字。就那道禁令之前，我又到了保定市规划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算尽责，了解了我的意图后，引荐了一位“最熟悉”情况的官员。

在那位官员堆满图纸和资料的办公桌旁，完成了一次采访。接下来，为了行文方便，我称他为X吧，尽管有些不敬。

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访谈，这位处于工作一线的技术性官员，没有打官腔，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而且加入了自己的所思所感。实际上，那段时间的他，正处于酝酿国家新战略的最前沿，他频繁往返北京，向北京市的相关机构提供原始资料和决策建议。

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水平或许比不上北京的专家，但对于保定市区域内的情况，却是最熟悉不过。如果国家的大战略钦定于保定，那在保定市国土范围内的可承接地，其实不难选择，如果需要一座新城来承接首都功能，这座新城必然要圈定于保定市承载力最好，交通条件最为优越的区域。

这个圆圈，在他的心里，实际上早已画好了，他称之为白洋淀新城，那是围绕着白洋淀的一片平原，那里有着华北平原最好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条件，周边有便捷的交通。更为关键的是这片区域还没有怎么开发，便于顶层设计和谋划。它就好像一张白纸，留给大人物去创造历史。如果是保定的话，那这片区域就一定是最佳选择。

概述一段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放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利于点到点的通勤。行政职能搬过来以后要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保定（市区）东边的发展空间，是有很大的依托的，因为保定市的特点是西部太行山，中部丘陵，东部平原……承接地要么依托保定市区，要么在另造白洋淀新城，这就要看顶层设计，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我认为白洋淀新城更好一些。

后来，X说他自己没有城府，体现在他对一个记者毫无保留地说了他掌握的情况。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说希望过目一下稿件。那天的稿子，写到了凌晨时分，我让实习生整理一段录音，我便写一段，一直到写出了核心部分后，发给他进行确认。他并没有对稿件有所改动，认为我准确传达了他的谈话。

这便是那篇报道出炉的过程。

后续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报道刊发之后。

这篇报道引起了不小的波澜，X给我打电话说，在他工作的各个层面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太多了，受到了来自上峰的批评。

这当然是无比冤枉的。我之所以采访到他，是由保定市委部门到保定市规划局办公室，再到他那里，即便内部来看，X也是在完成指令：奉命接受记者采访。

事后来看，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保定市，对处置这一舆论关切，确有不当之处。因为文章的立足点是整个保定市，我采访的意图，也是采访保定市地市级别的官员。只可惜，在那个时点上，大多数官员选择了回避和观望，将舆论追问的压力，层层传递到了基层，传递到了X身上。在那个特殊的时点上，X被推到了前台，成为了保定市的新闻发言人，进而成为了这一宏大国家战略的核心信息源，这显然不是他这个小人物所能承担的。

随着报道发酵，X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人说他说了不该他说的话，有人说他为了出风头口无遮拦……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久后辞去了公职。

听到消息，我愕然。

后来，我们有过几次通话，我都向他表达歉意，当然这种歉意是苍白无力的。这件事也成了三年来我心里的一个疙瘩。现实中，官员的品级对应着表达的边界，这条界限从没有一本新闻教科书讲过，却真实存在：处长不能说局长该说的话，局长也不能随意僭越市长的高度。这与我们追求的细节和生动，其实是拧着劲儿的，每个记者都渴望碰到有表达欲的基层官员，向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和感受，但这些描写，又常常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去年，我给某中央部委机关做新闻报道培训时，还刻意讲到了这个案例。我很分裂地告诉那些官员：“接受记者采访，要注意表达的边界。”

4月1日，当那个消息石破天惊地公布后。X很快接到了一些好友的来电和微信，告诉他尘埃落定，有人推送给他那篇我写的旧文，藉此赞他超前的眼光。晚上，女儿陪他去看电影，在周围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抑制不住眼泪奔流。

辞去公职后，他跳出了以往的专业，从事了另一个新的行业，但仍在关心“他的”那个规划。他说，一生能有幸参与一次和国策相关的事儿，总归是开心的。时过境迁，我们多了一份对彼此的敬意，他的宽容一如以往，反而宽慰我不必再有歉意。

那个春天的故事，到此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梗概，在那个大圆圈划定之前，是由X这样的小人物，先画出了小圈圈，经由层层的描画、逐级的加粗加黑，最终上升为千年大计的大圆圈。而关于这个圈圈的最初轮廓，曾被看做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国家秘密，被X不小心说出来了。

在我的电脑里，那个名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文件夹里，还躺着一些录音，那次访谈里，X观点并没有写尽，因为他的变故，我也就此搁笔。不过，重新检视这些资料，我却觉得无比沉重，无法将它再拼凑出来。

在那个特殊的时点上，通过X的坦诚，我体察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胎动。在大人物圈阅的大时代里，X这样的小人物，渺如一波浪花，激荡于冷壁乱石之间，倏然一帧，杳无影踪，只不过留下一声回响。雄安新区，与X再无关系，那一声回响，必然让他况味复杂。

三年过去了，传媒格局深度变阵，我也离新闻现场渐行渐远。那个春天的故事，是关于国家的故事，会有更多大师级人物去读解和释义，我这个小人物，也有幸在那个时点上与“千年大计”共振了一下。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有无数人涌向雄县、容城和安新，寻求买到房子的一线希望。无论是提前布局的，还是闻风而动的，对于普通人，国策从来无关乎宏旨，只关乎房子和财富。

历史由大人物创造，小人物的作为，是否就该被忽略？起码，在三年前的那个时段， X这个小人物，曾经或多或少撬动了这个国家——用一个小圈圈。

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