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郭强:一次性设计城市是致命的自负

郭强2017-07-12 10:40

经济观察报 郭强/评  完全同意文教授的基本观点,但五条建议还是保守了。

关于刚才有嘉宾提到中国土地城镇化基本完成这个观点,我完全不同意。这里有两个基本数据:第一,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上未来要容纳10亿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要容纳1万人,而目前全世界最大城市东京每平方公里建成区所容纳人口也只是近5000人,这样算来中国至少还要新增10万平方公里城市面积;第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们农民工在务工地有自己房子的比例只有约1%,其余的住在工棚、地下室、合租房里。从以上两个基本数据看土地城镇化还有很大的空间。

赵教授用设计大楼来比喻设计城市是不合适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有成长的过程,也有衰落的过程,大部分城市都是从一个村子、一个路口、一个码头或者一个集市慢慢成长起来的,不存在一次性设计好的情况。一次性设计好的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次性设计一个城市显然属于致命的自负,这种思维与计划经济基于同一个逻辑。

朱恒鹏教授说,现在从教科书到中央文件都肯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实践中怎么就遇到障碍了?看上去好像是微观上很多事情卡壳了,其实还是宏观上一些基本认识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我们现在讲制度自信,有人就把制度自信当成了体制自信,既然都自信了,还改革什么?制度和体制是两个事情,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区分开了,制度要坚持,体制要革命,制度从来没说不自信,体制从来没有说要自信。现在要改革的是体制,很多人却把制度自信说成体制自信,是刻意抵制改革。

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讲2020年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特别强调改革有一个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但是,现实的宣传中,很多人刻意模糊了2020年阶段性目标和总目标的区别,好像到2020年改革就大功告成了。其实,改革到2020年不可能完成,经过努力完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那300多项改革任务就很了不起,但即使那样也不能说市场经济就完全建成了,更不要说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决定》规定的300多项改革主要是解决当前的问题,不是全部问题。比如《决定》创造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什么是资源?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资源的配置目前市场决定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和资本,但是在可见的2020年土地和资本的配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市场决定的,《决定》里没有写,事实上也做不到,所以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还有最基本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人人平等,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从我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很多城市的官员仍然认为农民没有权利进城,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里打工已经很不错了。一些地方也会说,我们已经统一城乡户口,其实再仔细了解一下,只是表面统一,实际待遇仍然是两样。

还有一个问题,改革靠什么?顶层设计。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顶层设计就是顶层在设计。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发挥所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如果只发挥中央一个主体的积极性,改革是很难改好的。改革的本质是解放,是从一个全能国家、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是把各种主体解放出来,是一个离散的过程。如果解放的过程终止了,只讲顶层设计,甚至开始把城市乃至全社会当大楼来设计,这时候就要出大问题。

而且,就设计而言,我们的设计也不够好,没有抓准改革的牛鼻子。我认为改革的牛鼻子就是与今天会议主题相关的农民工问题。我前面跑题讲这么多也就是想说,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农村土地、城市土地、房地产、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公共服务以及各种资源配置的巨型制度,涉及到城乡、工农、央地、东西、贫富、政经等所有的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从价值观和宪法层面解决。必须在价值观和宪法层面认为农民工和市民是完全平等的,农民工是有充分人权的,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去设计具体制度,否则按现在框框去改革,各省管各省,城乡分开设计,永远也无法去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当前改革真正最难的问题,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必须以最高的忧患意识、公正理念、现代化思维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彻底改革阻碍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为什么说文老师的政策建议是保守的,因为仅仅在现有框架里做文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关农民工的改革最根本是要突破身份制,捆绑着不同等级社会权利、社会福利的身份制不是社会主义的!

文贯中回应

郭强教授说我没有提到户籍制度,批评得对。其实,我们每年都在上财的研讨会中提倡户籍制度的改革,但今天要讲的土地问题,本身已经非常复杂,怕时间不够,没有涉及户籍,但是完全同意郭教授的观点,即劳动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该一起搞。

我今天发言的最主要想表达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所有要素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会在全球范围内决定。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本着这种思路,至少在一个地区内——例如海南省——统一改革,不应该孤立地在30多个县,每个县又专门挑出一个特定的土地类型进行试验。现在实际情况恰恰是这样,将本来应该同时决定的,相互间的影响无法割裂的各种土地类型从概念上人为隔裂,然后搞孤立的试验。这是无意义的。

(本专题内容来自“产权安排与要素流转——农村改革与城市化”研讨会。此研讨会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主办,会议主持者为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文章系由各位嘉宾发言内容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审定,内容刊发时有删节,所有文章均不代表50人论坛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