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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一要讲产权,二要批评规划

党国英2017-07-12 11:22

经济观察报 党国英/评  与文教授是多年老朋友了,他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观点我都知道,也比较赞成。他所焦虑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我想对学者来讲,就是要把问题阐述得让决策者感到有改革的迫切性。我个人认为这个土地制度确实应该在市场化方向上更加深入。从评价公共政策的效率、平等、稳定的几个要求来看,对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

农业效率低和规模经济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规模上不去?地租率高是一个原因,地租的租期短是另一个原因,仅这两点就足以引起一系列低效率的问题。农业还有季节性休息的特点,我所了解的欧美农场,季节性的休息期对土地都会加以利用,人家是在农业产业链里利用,而我们是跑去打工。这两种方式差别很大,因为效率根本不一样。这都与土地制度有关,而这种低效率所导致的结果,从中美恩格尔系数的差别就能看出——全国人民群众的吃饭贵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下不来,老百姓就吃不好,现在农业的竞争力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

土地制度引起的低效率在农业领域之外也有,这里就不一一评论。土地制度引起的平等问题也很突出。住房价格畸高,且这种住房并不是真正的独栋房屋,而是高层单元楼房,人们的购房款里所含建筑安装成本补偿部分其实很低,大部分是地价、税收、各种管理费用以及开发商利润。这是一种分配关系,转移了普通百姓的多年积蓄,是不公正的。

再从社会稳定角度分析土地制度问题。在城市建设方面,我认为现在的城市规划建设并不科学,一个很重大的失误体现在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由此容易产生社会稳定问题。根据我的计算分析,本来我们的国土资源允许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住3000人左右,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人均150平米城市建设用地,我认为人均增加到250平米甚至300平米都不会影响农业。我们完全有可能让老百姓居住得更好。但目前即便是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居住1000人,居住满意度也不会高,因为土地利用的规划比例是很不科学的。举例来说,我所居住的天通苑地区估计每平方公里应该有10万人,但是整个北京市平均每平方公里估计最高不超过5000人。这种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根据国际上的文献研究,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会造成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容易发生广场效应等。这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等都是有文献记载和分析的。

而规划专家对这个问题好像是视而不见,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很成功,楼房盖的很高,很气派。前面万科公司的谭总也讲了香港的问题,我赞同他的观点,城市的发展应该遵循以人为本。我在嘉兴调研,当地领导就说最宜居的小镇就是看不到规划的痕迹。我最近在认真读傅蔚冈编的一本书,比较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建设,人们以为洛杉矶外围的扩张会让居民区人口密度降低,结果发现洛杉矶周边新区的人口密度比纽约还要高,所以说很多事情的发展与政府规划的初衷并不一致。产权改革肯定要做,但如果只是改了产权,而不改变政府规划的行为,效果还是有限。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因为各州情况不一样,有的州房价高,有的州房价低,房价高的州往往就是政府规划太强大了,我们的情况更是如此了。所以现在关于土地的问题,一要讲产权,二要批评规划。

(本专题内容来自“产权安排与要素流转——农村改革与城市化”研讨会。此研讨会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主办,会议主持者为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文章系由各位嘉宾发言内容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审定,内容刊发时有删节,所有文章均不代表50人论坛观点立场。)

 

党国英,社科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发表过“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理论及其在农村分析中的应用”、“关于社会冲突的一个假说及其实证分析”、“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等学术论文,以及大量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评论。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中国农村改革》、《经济学理性》、《中国农业、农村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