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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初心

刘刚2017-08-07 12:19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文明的焦虑】

玉的国民性

龙山文化追求“合众国为一国”,大致分为了两个时期。

前期,以玉立国,以良渚为代表;后期,从玉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转以青铜立国,以二里头为代表,从“合众国”走向“打天下”,开启了从文化中国向着王朝中国转化。

用“大龙山文化”的眼光来看,最初的龙山文化,并非出现在海岱地区,而是出现在杭州湾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刚发现时,以其文化面貌与龙山文化相似,而被命名为“杭州龙山文化”,后来发现“杭州龙山文化”比山东龙山文化还早,就改名为“良渚文化”了。为什么要改名呢?其实,应该从考古发掘的实际出发,反过来把良渚文化看作龙山文化的源头就行,没必要将它们分开。

良渚文化就像山东大汶口文化一样,是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另一个源头,是这两种文化的互动产生了龙山文化,从时间上来看,良渚文化起止时间大约在 5300年到4000年前,应该说比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早了约一千来年,正是良渚文化在江南地区消失时,龙山文化才开始兴起。

即使在北方龙山文化的各种类型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虽然典型,却非最早,较早出现在北方的龙山文化,是在河南中原地区,时间大约在4600年前到4000年前。这一时期,中原龙山文化,上承庙底沟二期,出现了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向着龙山文化转型,它的出现略早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应该不是从那里传播过来的,而是另有来源。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良渚文化北上时还有另一支,除了进入海岱地区的一支,还有进入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的一支,很可能就是这一支影响了庙底沟二期。我们知道,庙底沟类型原本没有玉文化,但庙底沟二期却出现了玉,在被确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坡头遗址里,就出土了作为“良渚化世界”标志的玉璧、玉钺、玉琮等系列化玉石器200余件,故中原龙山文化,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一样,都是受了良渚文化影响自发产生自主形成的,它们有一共同特征,都与本土文化有连续性,对外来文化有包容性。两支龙山文化分头北上,一支从中原跨过黄河,进入临汾盆地,一支从海岱地区出发,沿着黄河自下而上,由东向西,也来到临汾盆地,两支龙山文化汇合成为陶寺文化,再往西北去,进入陕甘地区,同当地文化相结合,而有石峁文化和齐家文化,开辟了一条玉文化的边疆。

而其中心,就在黄河中游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以玉石之路为纽带,以玉文化认同为导向,以“良渚化世界”为底蕴,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合众国为一国”的广域文化中国终于出现了。

诚如郭大顺所言,尧、舜、禹出自东南沿海的虞夏集团,我们接着要说的是,这个虞夏集团,沿着玉石之路,从东南跑到西北去了,打开了中国历史运动的一条大通道,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玉文化的边疆,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连着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一直到达齐家文化。这样一条文化走廊,就是当时的玉石之路,或者叫做玉文化的边疆,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良渚化世界”。

文化中国,说到底就是个“合众国”,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联合国”,这是中国传统里永远为之骄傲的“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时期,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胆敢否定这样一个时代,没有哪一个王朝不以这样一个时代为表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我们不是还听到有人在吟诵“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虽然孟子说过“孔子高于尧舜”,但新文化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有“批孔”,可曾有过打倒或批判尧、舜?想来还是没有,似乎从来就没有。

可以这么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像玉文化那样对中国人影响深远,陶器虽然比玉器早,但已被瓷器取代,而瓷器釉色追求的便是玉的效果——“青瓷类玉”,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表达了对玉的尊重。瓷器,尤其是素瓷,介于陶器与玉器之间,其烧制工艺似陶,而其成品形色则“类玉”,以此可见陶器对玉文化的认同,正是在对于文化的追求中,陶器转化为了瓷器。

当瓷器取代陶器作为“百姓日用”之物时,玉器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作为一种文明的样式依然存在,而且就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商品大潮中,玉器依然还保持着一代天骄的风采。

尤为神奇的是,就在当年良渚文化一隅——就说苏州吧,五千年前,各地玉料都运来此地,被加工成玉器,五千年后,依然如此,那一条街,一片弄,似乎重现了良渚人的奇迹。啊,神奇如斯!这究竟是因为同一方水土所具有的文明的再生能力,还是因为从古到今有着绵绵不绝的“玉传人”?作为中国人,但凡略有家资,便要有块玉佩,有个玉镯,或有条玉项链什么的,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财富身份和文化身份,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吧!一代代,“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就活在这样的“传统”里,早就活成了“玉传人”,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治水的国家

在陶寺文化里,玉器明显增多,这当然是跟国家起源有关。

尤其是形成了与国家起源有关的以琮、钺、璧为代表的玉器组合。

除了玉器,还有农具,也呈现出“良渚化世界”的特征,如陶寺遗址出土的“犁状石器”,其中一件,长达半米,堪称巨型,为同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所未见,而它却常见于太湖流域,还有两件“有肩石铲”,即带把石刀,在良渚文化中也是常见的破土石器,其他种种,就不多说了。

总之,有一个问题就摆在这里,那就是陶寺文化的国家属性,也就是要问一下:陶寺文化,属于什么性质的国家?我们知道,良渚文化早于陶寺文化约千年,却是个成熟的国家。

赵辉在《良渚的国家形态》一文中指出,良渚社会分工发达,社会分层明显,城市规模巨大,据最近考察,发现原古城之外,还环绕一外城,使得古城面积倍增至800万平米。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需要多少人来建呢?放在小国寡民时代,实在不敢想象,若非能动员整个东南半壁的生产力,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施工,要建成这么一个庞大的城市是不可能的。

这就告诉我们,有一种新的权力,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出现了,这是在农业生产提供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是以水利建设为纽带顺应河流统一性开拓国土的文化的边疆。

赵辉指出,良渚文化,在城市水利建设方面,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体系,与此相应,还形成了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可以这么说,良渚古城,能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其本身就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显然,这是个典型的水利国家形态。但它会不会像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里所说的那样,是从“治水社会”产生的“专制主义”的一个源头呢?

将“东方”作为与“西方”对立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标杆,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预设,如果我们对“东方”追根究底,非要问个究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作为西方文明根柢的“二希”——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都曾被“西方中心论”看作“东方”,它们也曾“专制主义”?

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来看“西方”,“西方”从根本上就不靠谱,不仅古希腊靠不住——希腊化的基督教被称之为“东正教”,“希腊化世界”主要也是在“东方”,希伯来就更靠不住——毕竟古希腊还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而希伯来则是“东方”的产物,如此“东西”,谁能拎得清晰?

如果说“东方”曾是西方文明的根柢,那么从“专制主义”的根柢里怎能生长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其实,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能用东西方来划分,应该说,西方也有专制主义,东方也有自由主义,即便在古希腊那样的自由主义的源头,不也有着雅典和斯巴达的分别,不也有着趋于东方化的马其顿王国,以及何止一国两制的亚历山大帝国?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不是还看到了一个希特勒?

东方也不全然“专制主义”,从来不乏自由之思想和自由的款式,尤其在国家起源时,华夏先民怀着“天下为公”的目标,追求“人类大同”的梦想,走在通往“合众国为一国”的“从东南到西北”的历史地理线上。他们从洪水滔天中走来,逢山开路,遇水行舟,确如魏特夫所言,形成了所谓“治水社会”,但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东方专制主义”,反倒是后世之人习惯了王朝中国的“专制主义”,就用了他们自己的王朝习惯来看,从王朝的回光返照中,他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他们将自己的倒影看做了史前文明。当然,也有穿透王朝中国去看史前文明的人,例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开篇就指出的“原君”,同后世君主不是一路人,“原君”是“治水社会”代表,并非“专制主义”化身。

就从黄宗羲诗意栖居的那片土地,就在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那方水土,产生了一位“原君”,从“黄宗羲”的姓名里,我们发现,他“宗”的那位“羲”,便是文化中国的“原君”——伏羲。此番觉悟,是在良渚地望,浙东一脉,黄公余姚故里,龙虎山中,梅林道上,梨洲墓前,豁然开朗,诗曰:

自有原君非炎黄,

独往源头作主张。

到此听得梅花语,

宗羲所指乃羲皇。

而在良渚古城里作为“治水社会”代表的这位“原君”,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禹”吧,当禹开启“从东南到西北”的中国运势线,从良渚古城来到陶寺古城那一边,他自身,并非一人,亦非一时之存在,或为一族,或为一文化类型,总之,他就是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关于“禹”的一个文化传承。

在良渚古城,他是“越禹”,到了陶寺古城,他就成了“戎禹”,作为“治水社会”的代表,他以“戎禹”身份进入陕、甘地区,勘察黄河源流,在甘肃西南部积石山一带,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处,发现了黄河源头,《尚书·禹贡》载,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史记·夏本纪》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从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似乎看到他来回的身影,他顺流而下,以“治水社会”模式,实现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性,完成了从“越禹”向“戎禹”转变,从良渚文化向着龙山文化的转型。

他治水,并非靠着一个世袭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而是凭借着“合众国为一国”的联邦化的公共权力,顺应大河流域天然就有的流域统一性,形成了“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共识,并以此为文化认同,建立了第一个基于人类正当性的命运共同体,有人称之为“华夏”,或曰“中华”,我们称它是“文化中国”,这也就是历史上传说的“尧舜之国”,亦即“治水社会”的尧、舜、禹时期。

对于文化中国的追求,如果从良渚文化算起,起码有一千年,若从庙底沟类型算起,又何止两千年?正是“治水”这样一个文明的契机,使得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各种文化,从天南地北走到一起来,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形成了一个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文化中国”,我们也将它称之为“中华”,它虽然如魏特夫所言属于“治水社会”,但是,并非“东方专制主义”缘起。

文明的初心

“专制主义”也不是说来就来的,它的到来,最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时代转型,从玉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一是制度转型,从联邦转向家国。

时代精神,从文化认同转向武力统一,从和平发展转向征战立国;制度文明,则从禅让转向世袭,从公共权力——“天下为公”转向君主专制——“家天下”,中央集权要到秦汉以后。

时代变了,制度跟着也要变,青铜时代到来,带来一种新兴的暴力美学,改变了玉器时代表达原始信仰的属灵美学,哪怕是同样的纹饰,在玉器上显得一派祥和,到了青铜器上就表现出狞厉之美,这样的狞厉之美,才是“东方专制主义”崛起的宣言,它改变了“天道伊甸园”式的国家制度和观念,在对“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解构中,凸显了国家的利维坦气质——所有权力都趋于专制主义。

这是不论东方和西方的,好在“二希”文明有一种法治精神约束了国家权力的本质,而中国文化,对于自己的国家,一直就抱着玉器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美好初心,即使面对专制主义也是初心不改,依然将最美好的理想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就像黄宗羲那样呼唤“原君”。

中国文化五千年不败,就因为初心未改,玉的传人还在等待,等待着那个“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理想国的到来,不管经历多少苦难,忍受怎样摧残,还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无论怎么西化,徐继畬从美国看到的依然是“合众国为一国”,是“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理想,郭嵩焘在英国看到的还是那个玉器时代的遗产——先王之道和礼仪之邦。到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仁人志士用来救世的革命口号,便是高擎着中国文明的初心: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

我们喜欢康德,想来不光是因为“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与我国心学中“吾心即宇宙”之类的说法有相似处,更因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能重启中国文明的初心,当康德向我们指出,历史理性必然向着人类共和国和世界公民迈进,我们仿佛就听到了“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回音。

青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但未能改变中国文明的初心。可青铜时代,亦非挟雷携电,突然就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中国西部,就在五千年前仰韶文化的西部类型以彩陶著称的马家窑文化里,出现了一把青铜刀,就是这把刀,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许那把刀的文化源头更为遥远,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来自东方的仰韶文化,亦非本土自造,因为孤零零的一把刀,不能代表一个文化体系,也不足以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它的来源应该在西方,是西方青铜文化的产物,是通过东西方的那条彩陶之路流传过来的。我们所说的“西方”,当然不是“西方中心论”里作为文化标志的“西方”,而是作为地域存在的地理空间,在中亚,或西亚,亦即汉唐所谓“西域”。

如果说“东方专制主义”是青铜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专制主义”,便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汉唐所谓“西域”,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依然还是他们所说的“东方”,只是分了“近东”、“中东”、“远东”而已,并不妨碍他们一刀切式的贴上标签名之曰:“东方专制主义”。

如前所述,玉文化的边疆“从东南往西北”进展,而青铜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从西北往东南”,从齐家文化到石峁文化再到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路向东,向东,再向东。大约在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的动力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期,龙山文化便从西北一路获得了新的文化动力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序幕。玉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到了青铜时代,就变成“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了,增加一个“戎”字,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这就改变了玉文化的国家制度与观念,国家形态也从文化认同的“合众国”转向赢家通吃的“家天下”了,而青铜器,就成了“打天下”的国之利器。

因此,我们说“专制主义”的源头在青铜文化,而不在“治水社会”,“专制主义”的国家,也就是我们说的王朝中国,是在“打天下”、“坐天下”的历史道路中形成的,而“治水社会”则显然被“专制主义”用来作为统治国土与国民实现大一统的便利工具,魏特夫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倒果为因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