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文

盛夏时节，获得2017年第二十届阿尔法瓜拉小说大奖的作品《投降》面世。由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墨西哥作家爱莲娜·波妮亚托斯卡担任主席的评委会在授奖词中盛赞其为“一个关于权力和集体操纵卡夫卡式、奥威尔式的故事”、“一部光彩夺目的寓言”。马德里作家拉伊·洛里加在世界的边界上如施魔法建立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秉承卡夫卡和奥威尔的衣钵，用一个看似虚构却充满隐喻的设定探讨社会与人的命题。

“玻璃之城”

整本小说是一篇第一人称独白。故事有一个突兀的开始：“我们的乐观毫无理由，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觉得一切会好起来。一个吻，一次畅谈，一瓶好酒，我们的乐观就这样独自生长着，如同败坏的藤蔓，可是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和他的妻子正在一个同样没有出现过名字的国家经历战争。战争已持续十年，他们陷入围困许久，勉强靠存储的余粮度日。城市里每天都有人被抓走，自从街上的面包店老板被控以通敌罪抓走之后，全城的人就再没有吃到过面包。主人公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生死未卜，因此每日巡视的地方稽查官从来不曾质疑他们夫妇的“忠诚”，尽管他们的地下室里藏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一切通讯和新闻早已被切断，他们不知晓任何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战局发展，未来无从找寻，过去也已积满灰尘日渐不明。忽然有一天，紧急疏散转移的命令传来，战争就要输了，城里的人被要求连夜收拾最精简的行李转移至另一座指定的城市：“我们被告知必须焚毁现在房子，抛下一切，在新的城市我们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据说转移的目的地是一座透明的城市，一块清洁封闭的空间，一切罪恶都无从遮掩因此不会发生，负责人告诉大家那里没有流亡，没有监狱，只有庇护所。第二天一清早，人们按要求焚毁房子，拖家带口地挤上大巴。作者在此处埋下伏笔单起一段写道：“天将破晓的时候，我们终于投降”。乍一看是开始转移之路意味着此城失守投降，却直到抵达新的城市之后的情节展开许久之后读者才会意识到，“投降”所指远过于此。《投降》中最大的隐喻背景正是主人公及其家人抵达的“玻璃之城”。名副其实的玻璃之城，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特殊的透明材质建成，人们没有任何秘密或隐私可言，日常起居举手投足都曝光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下，以至于“羞耻感”的概念都有了新的定义，令人感觉微妙的讽刺：一方面，街上的行人都穿着极为谨慎保守，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彼此看见在家中穿着内衣行走甚至赤裸地洗浴。“玻璃之城”要求居民每天洗三次澡，名曰“透明化进程”。很快，连同主人公在内的这些初来乍到的难民就和城市里的常驻民一样失去了自己的气味，真正的气味。原来这座新兴的理想城市里一切都没有气味，花没有香味，排泄物也没有臭味。建筑千篇一律，人亦千篇一律，失去了乃至最基础的可以互相区分的个性：体味——主人公的妻子和任何其他人闻起来变得毫无不同。书中对新近入城的人被要求排队进入浴室（同样是透明的）洗澡的描写令人从心底产生一种莫名的不适，许是因为纳粹毒气浴室的伤疤尚未愈合百年，奥斯维辛之后野蛮的不仅是如阿多诺所言的写诗，人性之间许多集体行为也都蒙上了令人生疑的惴惴不安。“玻璃之城”里每个人都被指定了一份工作，工作没有工钱，但是一切生活用品、食物、消耗品都由城市统一负责发放管理，家中的冰箱里常年备有食物，酒吧里啤酒无限量免费供应。没有电视、广播或者任何外在资讯来源，“玻璃之城”的确如前所言，是一块清洁封闭的空间。人们每天按照固定的流程起居工作，千篇一律的面孔（和气味）在千篇一律的高楼之间移动。每个人都是愉快的。一切欣欣向荣光明灿烂，甚至从来没有天黑，人们慢慢习惯在天光大亮里入睡。

重回黑暗

主人公与妻子很快融入新生活，各自有适合各自阶层和文化水平的工作，他们的养子也进入小学读书，不停带回学校发放的奖状。他发现自己很久没有像曾经那样担忧或思念杳无音讯的两个儿子，仿佛所有忧虑都消失在脑后。直到某一天下班，他在酒吧里遇见曾经同城常来巡视的地方稽查官，两人酒过三巡聊得兴起，主人公问起一些深埋心底依旧的疑惑，得到的是恍然大白的真相。原来那场经年持久的战争早在一年前就以己方的失利告终，他们早已失败，而组织他们转移、在新城生活的所谓临时政府正是当年战争中的敌方。不仅如此，他们的祖国才是侵略他国、挑起那场战争的完全过错方，他为之骄傲的儿子们参与战斗的原来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地方稽查馆简略地向我们的主人公历数了他们的军队在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恶：处决难民，驱逐异己，系统性地迫害吉普赛人，血腥地轰炸平民城镇，强暴，屠杀……读到这里，令人很难不再次将所有这些与曾经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暴行相连，那是人类背负的共同的墓石。乌托邦的祥和幻想在那个酒吧长谈的深夜显现第一道裂缝，主人公在抵达新城之后第一次为生死未卜的两个儿子、也为那场战争失眠了。然而第二天，在工作中因为精神不济出了事故的主人公被带去指定的医生那里领了“帮助适应环境”的药丸，一口气睡了四十八小时，再醒来时一切忧虑又消失了，他继续和所有人一样心满意足地生活着，体会不到任何或焦躁或痛苦或不安的情绪，失去了自己的历史、选择和思考：“每一天没什么值得期待却也没什么需要害怕，我发现我开始想念那些并不那么好的情绪。每晚毫无隐忧地睡去让我觉得我像另一个人，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人”。城市里不庆祝别的节日，只有圣诞和胜利日。然而胜利日实际上纪念的是所有城中人战败的日子，只是没有人还想得起经年的战乱与苦难，分辨得出正义与掠夺。他站在镜子前试图为失去的故乡、祖国的真相、离散的亲人哭泣却做不到，只能遗憾地看着镜子里出现一个荒谬地满足于自己命运的人，此时他才明白，这座没有黑夜的城市，永远光明永远透明的城市，已经成为他最可怕的噩梦。

睡着的人决定从梦中醒来。他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出在每日强制要求进行的三次“透明化进程”上，于是想尽办法逃脱洗浴，减少与水源的接触。效果是明显的，主人公开始慢慢重拾感知力，他意识到“这地方是个地狱，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走向城市的边缘去打探两个失踪儿子的消息，被守卫的士兵击中在地送进医院当成疯子。他感觉到身处的病房、他的家、整座城市、整个世界都令人窒息，乃至它全然透明的存在都令人愤怒。他不明白，“其他人怎么忍受得了？难道只要每天给你的盘子里放上食物就足够忍受所有这一切了吗？”医院的人都说他疯了，说他幻想了这一切，幻想了透明墙壁的压迫感，幻想了所有人失去气味的怪异同一。终于，他决定出逃。他要回去那个已被焚毁殆尽的家乡，至少它是真实且自由的。某一刻，出逃计划仿佛成功了，他几乎没经历什么阻挡就离开了“玻璃之城”，但是在流离失所之间，当初那个在战乱时被他和妻子好心收养、小心匿护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枪。他知道，养子不是来与自己团聚的，他是来狩猎的。“——你是来带我回去的吗？

他摇头。

——你是来杀我的吗？

他点头。

——我的罪名具体是什么？

他没有说话。

——是因为，在你们建立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了，对吗？

他点头。”

首先我们需要真相

值得玩味的是，这本名为《投降》的书在最初投稿参与阿尔法瓜拉小说奖评选时的标题是《胜利》。小说末尾主人公死前最后的独语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关于我，他们胜了。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学会敬仰别的胜利。”那么，究竟是谁的投降？又是谁的胜利？如同上世纪给一代又一代不同国度的人带来沉思与警醒的反乌托邦三书《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洛里加通过《投降》构建了一个封闭式的寓言，小说主人公最终在死前承认失败与投降的情节是这个寓言的最后一环，读者更会心惊于故事里胜利了的世界之可怖、珍视在故事里失败了的时代之可贵。整本小说的基调总令我想起电影《龙虾》里铺天盖地的冷灰色，同样的反乌托邦主题，同样的不为虚假的幸福表象蒙蔽、突出重围去寻找自我选择的主人公。相比奥威尔，拉伊笔下的透明城市更像赫胥黎的“新世界”，一个以人类的自我与思考为代价的快乐社会，它以自足的假象剥夺人之为人感知痛苦或愤怒的权利，所有强烈、珍贵的情绪都被麻痹为习而惯之的机械运转，仿佛每个人的嘴角都被安上自动向上拖拽的滑轮，始终自动保持微笑。然而，快乐并非一个社会可以从外向内强制给予居民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前提是每个个体在可以充分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基础之上对生命全方位的体验；集体的幸福氛围更不像书中从不天黑的阳光那样从天而降笼罩所有人，而是聚沙成塔，由各不相同、充满个性的生命集合而成的。在与自己、与彼此、与生活和解之前，首先需要知道真相——生命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人的真相——如西班牙战后诗人何塞·安赫尔·巴伦特在诗中所写：“快乐很难；/首先我们需要/真相。”

最终，《投降》的主人公死于养子的枪口之下，那个在美丽新世界里长大的孩子的枪口。他给了他名字，他杀死了他。不曾投降于麻木满足的他成为无名的殉道士，死亡是他的胜利。自始至终，这本书里，没有名字的主人公，没有名字的国家，他可以是任何人，它可以是所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