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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的成长与城市的隐秘

谷立立2017-09-11 13:39

谷立立/文

匿名写作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小说降生以来,林林总总的化名充斥文坛,大有将实名写作挤下神坛之势。比如勃朗特姐妹。19世纪的女性只配呆在卧室、客厅、厨房的一亩三分地上扮演淑女。有了化名这道保护伞,她们才得以从男人那里分得一杯羹,哪怕这羹汤喂到嘴边已成了透心凉。提起埃莱娜·费兰特,几乎是不费力地想到一个关键词:隐身。我们不清楚这位以《那不勒斯四部曲》享誉世界文坛的意大利作家,究竟有着怎样曲折的个人经历,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留给评论家的除了小说,也只有小说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两个女孩的成长史。书分四部,以《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为题,分别对应童年、少女、青春及成年。仿佛某种必然,隐匿的作家从来不缺少隐匿的写作,更少不了隐形的主角。《我的天才女友》开启了一种隐形叙事。在名为“抹去所有痕迹”的引子里,“天才女友”莉拉正忙着抹去一切痕迹,“从人间蒸发”。诡异的是,故事尚未展开,人物还没登场,她就与世界说起了“拜拜”。此时,她的作家女友埃莱娜不忍同伴就此消失,于是提起笔来,将莉拉的前半生尽数记录下来。

《那不勒斯四部曲》有一个畅销小说的架构,可费兰特与畅销书之间隔着的哪里只是一个那不勒斯?小说洋洋洒洒上千页,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深厚的生活积淀。没错,费兰特讲的是成长,是底层庶民的成长,是莉拉和埃莱娜的成长。那里有暴力,有伤害,有痛苦,有挣扎,唯独没有小资产阶级的矫情。好比一部纪录长片,费兰特没有刻意修正色彩,调亮色温,为小说添加不必要的暖光。相反,一切均以原版复刻的方式保留下来,就连偶尔滴落下来的汤水也是原汁原味,没有丝毫走样。

尽管评论界把《我的天才女友》奉为女性版的《变形记》,但其实,费兰特笔下没有耸人听闻的情节。从《我的天才女友》到《新名字的故事》,我们一步步见证了女孩子的变形,只是这种变形说穿了不过是身份(姓氏)的改变,是生为女人的那些事儿:长大成人,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嫁为人妇,婚姻变故,变身人母……到最后,莉拉还是那个莉拉,埃莱娜还是那个埃莱娜,哪怕活着是一桩多么荒诞的玩意儿,哪怕外界的荒诞早已默默无声地潜入,想要将她们彻底异化。

用现实主义写作来形容费兰特是贴切的。只是,已然隐身的她并不愿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愿与各类“主义”相互纠缠。事实上,她的写作并不讨巧,反倒是老实又笨拙的。她写小说不是为了博得市场的青睐,让读者慕名而来围聚膝下,一脸天真地听她讲故事。相反,她更喜欢做回自己,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熟悉的人事。这样的写作,你说是自传也好,虚构也罢,反正费兰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谁都无法阻止她写出心底的声音。因为此时,她唯一需要讨好的只有她自己。

博尔赫斯说,每一种写作都是一种自传,哪怕是与传记风马牛不相及的侦探小说。意思是说,作家在描摹世间百态的同时,心里永远有一个自我在作祟。推而广之,可以说每一种写作都是一种原乡写作,因为就算经历再多,涉猎再广,也不能取代故乡的位置。与其说费兰特写的是女孩们的成长,倒不如说她在意的永远是人物身后的城市,那个让她魂牵梦萦夜夜唱诵、始终不敢轻易相忘的那不勒斯。仿佛要再造那不勒斯传奇,费兰特写得琐碎而又用力,把她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经历过的统统拿了过来,密密麻麻铺展开来,也就有了眼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如果以莉拉的消失为原点,往时间的深处回溯66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刚刚从战火中逃出生天、亟待复苏的那不勒斯。上世纪50年代初,在“分割、打碎又重建”的无限循环中,那不勒斯塑造着活力十足的外在形象,也把最原始、最残暴、最市侩、最肮脏的一面留给了当地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致命的词汇:哮喘、破伤风、毒气、战争、机床、废墟、工作、轰炸、炸弹、肺结核和传染。那些年听到的这些词汇陪伴了我一辈子,是我很多恐惧和担忧的根源。”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罪孽深重的罪犯,或是帮凶”,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被几个小钱收买”;要么残留着法西斯的脏血,用棒子打人,告发邻居,给同胞施以私刑;要么结交黑社会,靠走私、高利贷、黑市交易赢得第一桶金。彼时,12岁的莉拉和埃莱娜“走在城区滚烫的街道上,四处都是灰尘和苍蝇”。两人手拉着手,观察着这个自记事起就与她们相伴的世界,深感“这里的人、事物、楼房和街道,有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东西,只有像在游戏中那样,重新安排这一切,眼前的一切才会变得让人可以接受”。没错,游戏。可生活终究不是游戏。好比庶民,一旦盖棺定论,永世不得翻身。在乌烟瘴气里出生、长大、失学、劳作,而后于麻木中结婚、生子。一代又一代,永劫不复地轮回,延续着同样的表情、同样的标签。

相似的一幕出现在《新名字的故事》里。高中生埃莱娜从学校归来,回到自己的街区,看到老城区的母亲们都有一副相同的面孔。费兰特无不忧伤地写道:“她们都很焦躁,同时又听天从命,她们薄薄的嘴唇紧闭,背弯曲着,或者用很难听的话责骂那些折腾她们的孩子。她们的身体都非常消瘦,双眼凹陷,颧骨凸起,或者是屁股非常肥大,脚踝水肿,胸部下垂,拿着沉重的购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着她们的裙子,想让她们抱。”要命的是,这些母亲并非年老色衰,丧失了工作能力,大多是埃莱娜的同龄人。可就是这样一些女孩已然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没有了女性特征。身体被透支,精力被消耗,留给她们的只能是“变形”——告别苗条腰肢,告别精致脸孔,变得粗手大脚、声音嘶哑、关节突出,与她的丈夫、父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费兰特再三质疑如此变形始于何时,又是怎样“润物细无声”地将一个小女孩改造成面目肿胀的恶婆婆。或许,一直在幕后施行变形术的正是她们所在的街区。自降生起,这个城市就倒转手中的刀刃对准每个人,埃莱娜也好,莉拉也罢,都逃不出相似的命运,不管她做不做家务、有没有被家暴、生没生孩子。因此,只要城市还在,日子还要继续,“那些思想、行为方式,所有一切就都会混合在一起,像个黑乎乎的泥潭”,将所有人拢在一起,逐个吞了下去。可泥潭里的女孩呢?因为不愿被吞噬,始终在反抗,在逃离,身体被仇恨消解,意志仍在继续,“因为报仇雪恨,或者说因为正义,那个女性的身体失去了女性气质”。

于是,逃离就成了生活的日常。19世纪的易卜生告诉当时的女性,要摆脱玩偶之家,必先走出家庭。娜拉的出走为后世的女性解放指明了出路。或许是感知到前人的智慧,出走落到了费兰特肩上。《我的天才女友》里,早在小学毕业考之前,两个女孩就有了逃离的举动。在莉拉策划下,两人走出贫民区,来到城外,却发现眼前的一切与熟悉的街区并无二致。一样是丢弃的破桶、生锈的家什,一样有对生活漠不关心的成年人,亲手将儿女丢弃在街头。

还好,在漫长的铺叙之后,我们总算等来了莉拉的救赎。这是《新名字的故事》。整整6年间,从梦想写作拯救自我,到自学拉丁文、希腊文、设计制作皮鞋,再到嫁给富家子、独立打理肉食店,莉拉一直在与她出生的世界做着殊死较量。这是一场女性的战争,胜利只属于内心强大者。18岁那年,莉拉离开丈夫,拯救她的是货真价实的爱情。正如少女时代展现的决断,她带着与情人尼诺所生的儿子,冒着被丈夫追杀的危险,隐姓埋名在香肠加工厂打工。这一次,她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她年幼时代梦寐以求、得之不到的。即使早已远离了夫家的金屋,即使贫困又一次像毒蛇一样牢牢地缠住了她。

同样,埃莱娜也有了成长。在被强暴、被欺骗、被疏远之后,这个乖乖女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出版小说处女作,成了人人艳羡的作家。是的,写作。卡夫卡告诉我们,写作是极端的自我暴露。换言之,要无限度地接近我们身边的世界,挖掘那幽暗不见天日的荒诞,首先要卸下防备,深入自己的内心。费兰特坦承,她所有写作“都带着对逝去的时光的艰难衡量”。为了挽留时光、挽留记忆,写作是必要的,隐匿是必要的。隐去身份、卸下防备,以他者的眼光看待熟悉的街区,“假装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就像一个全新的我在面对自己的新生”。是的,这是莉拉、埃莱娜的新生,是费兰特的新生,也是那不勒斯的新生。正是这座混沌无序、多元并存的城市造就了她,为她和她的成长提供了可能,进而赋予故事灵魂,为叙述添加了力量。

想来,费兰特在她的成长岁月中看到了太多像莉拉一样的女性,她忧心于她们的蜕变,也乐于见证她们的新生。于是奋力书写,去记录一段既无限接近于真实,又似有无尽悲哀的过往。想象她生命中那些真实可触的莉拉、埃莱娜、梅丽娜、卡梅拉、艾达,如今依旧隐匿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在同样匿名的费兰特这里,读到了似曾相识的成长故事,默默地品味着前半生的苦涩。同样“苦涩”的还有那不勒斯。费兰特对这座城市拥有太多不能说、不敢说的私体验,以致多年以后,当她成为作家,立志要从记忆里翻捡素材,大约也只能隐去姓名,以他者的身份重返当地,将局内人的伤痛书写得淋漓尽致。

说到底,66年的时光对于那不勒斯,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对于莉拉和埃莱娜,却足够漫长。费兰特终究是不肯服输的,就像她笔下倔强的天才少女莉拉。回到《我的天才女友》的开篇,年届66岁的莉拉并未像她父母一样抱怨生活的不公,责骂年轻女孩,而是要“抹去一切痕迹”,从此消失。费兰特如此安排,仿佛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是一个诞生即消亡、开始即结束的世界,没有真正登场,没有正式退出;无所谓活着,无所谓死过。或者说,莉拉的故事从来没有结束,正如她从来没有开始。同样,从战时的破落,到战后的奋发,那不勒斯始终在上演着它的“变形记”,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显然,这才是费兰特的那不勒斯,而不是乔伊斯的都柏林,抑或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