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一

父亲生于农历戊午年八月十一，西历1918年9月15日。今年9月30日是他99周岁阴历生日，按传统的虚岁算，这天是他百岁冥诞。想到一个世纪就这样流逝，自己也无可挽回地走向黄昏，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所以我本来觉得不必纪念的，不过家兄的一些朋友弟子热心筹备、父亲的门生故旧纷纷应允出席，于是有了10月2日的“李新百岁诞辰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年龄最大的长者是86岁的李义彬先生，他手写了长达七页的发言，由女儿代读。父亲的第一位研究生、著名现代史学家陈铁健先生也已经83岁高龄，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近20岁。他和李义彬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是父亲的助手，有40多年的师生之谊。半个世纪前，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如同半个家人。难得的是，他们在十年浩劫那样的磨难时，依然尊师重道，一直保持联系与问候。父亲对他们的研究也是全力帮助，陈铁健先生1979年发表《重评｛多余的话｝》和后来的《论西路军》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文章，也因此曾经承受很大压力，但是他得到了父亲的坚决支持。

父亲去世后，所有的文稿都交给陈铁健先生整理，其中大部分收入《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2008年出版后颇受好评。去年陈铁健先生又为我的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作序，其中提到考上研究生后，适逢我幼年多病，李义彬先生和他三天两头带我去医院。对于我说来，他们也不仅仅是父亲的学生，还是更为亲密的长者。1981年在长春学习日语时，李义彬先生已被父亲从吉林大学调入北京，留下两间小屋。冬天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住在那里，和他的次子小和时不时对酌。那段冰天雪地里的温暖时光记忆犹新，然而十多年前小和却归道山。

杨天石先生是著名民国史大家，尤以研究蒋介石著称。他在座谈会上说，曾经有媒体采访问他，一生中谁对他的生命和学术影响最大，他的回答是李新。杨天石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志于研究，却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分配到中学教书，18年后才被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与编写《中华民国史》。我去年曾拜访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挪开堆在椅子上的书我才能够坐下。三十多年没有见面，杨天石先生当年颀长挺拔、神采飞扬，如今也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依然是江南口音，娓娓道来，整整说了两个小时。原来他一直住在研究所附近，几十年来只要没有其他安排，每天上午到办公室，读书写作直到晚上十点左右。他说得很平静，淡淡的，然而8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多少变化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能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坚持书斋生活的人并不多见，何况他还时不时卷入或被卷入各式各样的纷争中。研究历史，首先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次如范文澜所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去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院读蒋介石日记的人不止杨天石先生，但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花十个半月时间把53年日记一个字一个字看完，还手抄了很大一部分。

原本要来出席座谈会的还有耿云志先生，因微恙做罢。耿云志先生是大陆近40年来胡适研究的第一人，也是1972年父亲出任《中华民国史》主编、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时的元老，从1975年开始研究整理胡适已逾40年。他撰写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是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评价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另一位原定要出席也未能来的是黄修荣兄，他是父亲在文革后招收的诸多研究生中最年长者，今年已经75岁，夏天回国时见到他，满头银发，说起来他是我北大历史系的大师兄。最年轻的一位是汪朝光教授，和我年龄相仿，是当今著名民国史学者，也是这一天座谈会的主持者。他的名字我已经听父亲和家人说了30多年，至今缘悭一面。另一位久仰大名却从未见过的是章百家师兄，他不仅是父亲的研究生。还是我北大同系同专业的师兄。

我因为在芝加哥的日程安排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座谈会，只看到一些录像片段。虽然只看到很少一部分，做为后人，对各位师友的发言和汪朝光兄的精彩主持点评自然十分感激。他们由于父亲的渊源，又是在百年冥诞这样一个时刻，难免过誉。其实，在我这样一个也是学历史出身的人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当代学人的佼佼者。大抵父亲并没有留下多少有分量的个人研究著作，而是领衔主编了若干大部头的通史著作。诚如汪朝光兄所言，父亲是民国史这一学科的开拓者，有组织能力且擅知人用人。他想必很高兴看到，晚年最付出心血的事业历四十多年而日益成为显学；不过我想他更值得欣慰的，是门下弟子和晚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吧。

二

如果仅听座谈会的发言，不免一种在缅怀一位书斋里的前辈学者的感觉。然而这次座谈会的地点是北京永年会馆，会场挂的横幅是“纪念永年城解放70周年暨李新百年诞辰座谈会”，提示着父亲的前半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

1947年10月5日，国民党在冀南最后一个据点永年城被攻克，守军被全歼，父亲时任中共永年县委书记兼围城指挥部政委。他从1946年到1948年当了两年永年县委书记，指导当地土改、征兵、打仗、恢复经济等。据其回忆录，他与本地干部关系融洽，有时被上面批评有些右倾。离开永年以后，父亲和几位当年的同事一直有来往，八十年代初还曾经去永年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我从七十年代初就熟悉永年的口音，虽然后来因为时空的远离，到现在还是有些地方听不明白。读他的回忆录，可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残酷的战争。父亲在永年曾经历遭遇战，在几十米的距离内短兵相接，幸得大部队赶来支援才脱险。困守永年城的王泽民、许铁英两支部队原本是当地土匪和盐商出身，有奶便是娘，早期曾经抗日，但很快就投降做伪军，抗战结束后被国民党第11集团军司令孙连仲收编。由于民愤很大，王、许拒不投降，国民党委任的县长杨异才是中共叛徒，因此也坚决负隅顽抗。永年城破后，杨投井自杀，王、许突围逃走，被赶上击毙。攻克永年城时，父亲去参加中央会议不在，由于围城、破城的长久与艰辛，群情忿激之下，违背俘虏政策，枪毙了被俘的军官，导致后来攻打元氏时遇到更顽强的抵抗，永年县委因此被中央批评。

母亲在1946年和父亲结婚，不久就随他趁着颠簸的平原乡村嫁新娘铁轮轿车来到永年。第二年，她在动荡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还没有满月就夭折了。这个孩子本应是我的长兄，我却连他的名字、或者他是否有过名字都一无所知。父亲从来没有提过他。我上高一时和母亲两个人住在永安南里，大概她觉得我已经长大，在某些安静的夜晚，她会回忆并告诉我久远的往事。她提到第一个孩子夭折时很平静，反而是我听了以后有些难过。

与父亲是实际领导者这一角色不同，母亲更多是一个旁观者。她甫抵永年，就参加了公审汉奸宪兵队长宋品忍大会，目睹宋被杀的全过程。愤怒的群众力量，想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女性天然的同情心和亲和力，她很快就用那时的话语讲“和群众打成一片”。虽然母亲出身于几代官宦之家，自幼生活优渥，但她一直上教会学校，注重朴素自律，遂能很快适应生活条件的简陋。近三十年后我见到她“坐村”所在村的妇女主任，当年和母亲同吃同住，久别重逢，十分亲切。这位妇女主任身材结实，说话豪爽，烟瘾很大；而母亲一直瘦弱，从年轻时就戴着眼镜，说话温文尔雅，一望而知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

父亲也是从年轻时就戴眼镜，看上去也像是知识分子。他口才很好、下笔如飞、能写一点旧体诗词，因此被视为党内才子，还有一个清谈家的外号。他实际工作的历练其实很丰富，从19岁到延安后，父亲当过《中国青年》杂志助理编辑、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团长、中共北方局青委书记、组织科长，还在豫东做过杞县县委书记独当一面，其时年方26岁。抗战胜利后，他参加过中共军调代表团，在北平时他与社会上层、青年知识分子交往颇多，鼓动了相当多的人去了解放区。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回忆录《半生多事》里详细记述了他在11岁半时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和听到的全新话语。据说父亲是在翁独健先生家第一次见到母亲，母亲显然是被他的话语所影响，不仅去了解放区，而且不久就嫁给了他。

三

刚刚过去的10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读到报道我一愣，人民大学不是1950年10月3日成立的吗？不过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从1937年陕北公学的成立算起。陕北公学后来变成华北大学，合并了北方大学后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父亲的人生转折点始于1948年去华北联大工作，不过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来他已经被调任华北局青委书记，但是他不想再做青年团工作，就主动申请和不想去华北联大工作的荣高棠对调。

我不知道父亲想去大学工作是否与母亲有关，读过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母亲多少让父亲感觉有压力。他们二位都是很好强、自我主张也很强的人，由此可以想象，父亲很早就感到知识充电的必要性。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回忆录仅仅提到母亲很高兴去华北联大，“觉得大学里都是知识分子，有道理总可以讲通”。母亲不是党员，却被地委下令参加整党，而且被刁难。原因父亲没有提及，从上下文看应该是由于地委某些负责人与他的关系。

父亲在回忆录和平常谈话中并不怎么讳言派系的存在，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聊天时，彼此都会使用“某某是哪个山头的”这样一种语言。地方上如此。学校也一样。人民大学由华北联大和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从一开始原华北联大和原革大就因为办学理念和人事互不相能。陕北公学创校校长成仿吾调走后，父亲成为唯一来自原华北联大的党组成员，所幸他深得吴玉章校长知遇。

在华北联大和后来的人民大学，父亲一直是教学行政领导，没有人把他看成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人民大学是红色大学，像父亲这样半路出家闯进来的不在少数。我小时候住的人民大学宿舍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并不太多，老一辈学者更少，有相当多经历复杂的资深革命者和红色知识分子。由于人民大学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和独特的科目配置，父亲得以一边主持教务工作，一边开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教科书编撰。他对历史向来很有兴趣，虽然没有接受系统教育，但是博闻强记，装了一肚子野史。

非始料所及的是，原本出于兴趣的教科书编撰，竟然成了他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与后半生的起点。父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险些落马后萌生去意，离校闭居东厂胡同1号院内八角亭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因这部书的完成他被评为三级教授。1962年，他辞去所有职位调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辅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

迁入社科院宿舍以后，与博学鸿儒颇有接触，更觉得父亲不怎么知识分子，倒有些领导才能，深知照顾同侪、奖掖后进的重要性。这样的能力多少来自他早年的从政经验，尤其是在永年任县委书记的那两年。这种能力用于集体编撰巨制史书，却也是适得其所。

父亲在受命编写《中华民国史》后，重视程度远过于其他。他曾经说过，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史料，这一点民国史相对更有优势，不像党史，很多资料还没有解密看不到。在他去世后，编撰了38年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完成了。

1998年底父亲第二次中风后，神智和生命缓缓枯萎。虽然卧床延续了五年多，但他实际上工作、生活的时间都属于二十世纪。在父亲的世纪里，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战争与革命。父亲在新文化运动的沐浴中长大，经历了战火，选择了革命之子的道路。这个世纪“学术”与“革命”同为关键词，学术往往被淹没，许多人从书房走向革命。父亲一半出于自我选择、一半误打误撞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最后回到了书房。

1999年夏天我回国看望父亲，他已经说不出话，眼神也有些涣散，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那是他最后一次认出我。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