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文

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荣幸来参加最受尊敬企业年会。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件事情，是十九大。十九大提出了非常多的新理念，我们讲新理念、新思想，还有一些新的阶段、新的战略。

在经济领域里面，十九大报告提到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出了要继续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同时，未来一段时间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也在讲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跟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新时代的基本矛盾。在这个基本矛盾的过程当中，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增长阶段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中间我们提出了中国要过三关，过质量关、效益关、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口。过关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在决战小康阶段的三年。

今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的过关过程中，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讲太多。正是由于这样，在十九大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目前到2020年，经济领域主要的任务是要打好三个攻坚战，一个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第二是精准脱贫，第三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我个人认为这三件事情是进入新时代以后要做的非常重大的三件事情。化解防范重大风险，经济领域主要是金融风险问题，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两件事也要不断地推进。

为什么说要化解和防范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是未来三年面临非常重大的问题呢？大概的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三个变革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我们出现经营风险的这些因素在哪呢？

大的因素主要是这样几个：

第一，目前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个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一部分产能严重过剩，另一部分产能严重的供给不足。

第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些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尽管今天我们是最受尊敬企业家年会，在座各位都是社会上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在这些领域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一些僵尸企业的退出，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难，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最早引导中国的概念就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父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到今年改革开放40年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国有企业稳增长的过程当中，企业的杠杆率，资产负债率不段上升，企业进一步继续投资的积极性不是很高。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预期都不是非常好，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的活力受到影响会带来经营体系的问题，带来经营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两年尽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一部分上游企业存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主要的方法，2016年是行政手段，今年使用了环保等方面的法制手段，真正的靠市场化来解决中国结构调整的根本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说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国内企业的改革任重道远，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房地产的这些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们要建设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时提出了要多渠道保障，多主体供给，租售并举的制度，试图解决中国面临的房地产的问题。在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非常热的问题了，任总也在这里，他也会讲，不论怎么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我们看包括房地产的价格，房地产的投融资制度，房地产领域的土地制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最近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2017年经济还不错，2016、2017年，当时大家开玩笑说中国的经济2015年稳住是靠金融，2016年是靠房地产，今年外贸出口也不错，但是房地产在其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了这两年居民在房地产这个领域杠杆是比较多的，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了，本身也是一些国有企业的问题，很多的融资平台支撑的都是国有企业。2014年43号文，曾经提出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15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其中的13万亿经过三年时间置换掉，降低地方政府，或者是这些国有企业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到今年就差不多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又延长到明年继续置换，这是到2014年底的很多债务。我们发现，2014年由于43号文件出来，抑制地方政府乱举债的问题以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提出建设投资开始下行，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应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从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在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上又开始放松，我自己的说法是基本上失控了，地方政府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失控的。那个时候采取了很多的政府购买服务，地方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或者是各种基金，还有PPP的办法，过去的三年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又在大幅度的增加，我个人粗略地估计，过去三年又增加了24万亿左右的地方政府债务。刚才说了到2014年6月30日，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共累计到了15万亿，这三年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个基数也摸不清楚，影响多大也搞不清楚，这也是可能影响金融发生风险非常重要的一环，地方债。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也好最终的偿还主体应该是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改制，包括一些僵尸企业退出比较困难，房地产的问题，地方债的问题，我认为这三大问题是导致了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发生风险的最主要的三个来源。除了这三个来源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包括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等问题也会影响到金融的问题，但是这三大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未来三年一定要打好防范风险的攻坚战，怎么解决这个攻坚战的问题，我们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看起来也没有现成的，大家公认的办法，因为在解决债务问题，使中国企业的杠杆里，国家的杠杆率很高，债务很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继续采取扩张货币政策的办法，通过扩张货币政策，甚至是扩张财政政策，把这个价格推上来，让名义GDP上升，使得债务负担下降，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大分母的办法。还有的经济学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要采取减少分子的办法，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让债务减少，但是债务减少的过程中有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来，由于这些问题我们看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认为就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过去这三年，这三个问题有所积累。

下一步到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说从2013年，2014年，2015年过去这几年的经验，背后是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阶段，中国进入新常态，刺激经济的办法保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来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证明过去三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真正的办法应该是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回头通过改革的办法，通过动力转换的办法，切实解决好中国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应的货币政策不要太紧，但是也不能太松，给改革创造好的时间，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

同时，我们说未来三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扶贫，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扶贫很重要的任务，需要一些公共产品，需要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环境保护也是这样的，需要政府跟企业，个人，居民三方要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企业内部要把环保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转成自己来承担一些。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方向就确定了，第一是财政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的宽松，来支持减贫，支持环境保护，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税，恢复或者是发展保障型企业的活力。在座的各位，受尊敬的企业家，你们就是减负非常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同时，货币政策应该往中性偏紧的方向转换，但是不能过快递紧缩货币，创造比较好的货币环境来加快一些改革。通过这些办法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按照这样一种大的思路，大的逻辑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对每年逐渐地减缓，抱有比较理性的心态，要适应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减缓的趋势。

减缓也是结构性调整的结果，不要用过于刺激的办法让经济恢复到更高的水平，这个没有必要。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按照现在是十九大的要求有三个含义，第一是质量和效益，要过三关，过质量关，效益关，动力转换的关口。第二是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实体经济，劳动力，资本，科技创新要密切结合的这样一个产业体系，还有一个是市场的制度，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的活力，宏观调控的政策比较适度地体系。这是我讲的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现代化的经营体系后面提出了六大项重要工作，供给侧改革要继续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还是提高供给端的质量效益问题。解决创新问题，解决区域间的发展问题，区域政策。新农村建设，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继续深化改革，这次在深化改革里面，特别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去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我认为很多达成一致，提出了要推进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一字之差。我认为应该说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更加宽广的道路，只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一定让每个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应该说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加容易一些。对外开放要有思路，通过这样一般措施，财政宏观政策，能够使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我对未来中国的经济不是很悲观，但是也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也很大，从1978年改革开始引进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思想，他当时就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两个父爱主义造成了某个领域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改革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这两个部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解决掉。我们刚才说了，改革开放40年了，发现了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就知道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如果稍微一停止，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也讲未来的改革无论如何要毫不动摇的坚持下去，通过这些做法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宏观调控的政策跟改革的政策，相辅相成的结合在一起，对未来的经济就比较乐观了。

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根据作者在11月28日举办的2016-2017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年会《使命引领未来》活动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