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尊敬企业年会|任志强:创新创造价值的企业家群体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任志强2017-11-28 16:41

任志强/文

今天不是谈房地产,是谈企业家。大家都说企业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因此,在整个社会里面,最应该有的一个普及教育,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企业家。我的题目是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200多年前,基本上只有5%左右的增长,近来200年,我们的GDP增长95%集中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恰恰是由于在近200年之前,基本没有企业家,所有的生产都是以小生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经济的总量不会取得快速的发展。进入资本时代以后,我们开始有了规模化生产,也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当企业家群体出现的时候,就需要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就是在近200年里开始有了市场化。更重要的是有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因为这些存在,企业家群体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很多的发展说明了企业家在创新创造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进步。

蒸汽机带来的结果就是把马车、牛车,所有的规矩都推翻了,互联网的出现,同样也把过去传统的一些规矩推翻了。比如说共享经济出现的时候,我国的很多制度也要随之改变,为什么祝主任刚才说有很多金融危机的东西,其中相当一部分金融危机是高科技产生了新的金融方式,但是政府并没有产生新的管理规则,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最近在停小额信贷,政府拿不出更多的办法应对科技的时候,就会被企业家牵着走,使用限制的办法来改变制度,这些制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时候,经济便无法发展。

企业家有很多特殊的职能,发现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新的创新都是通过企业家发现机会而产生的。社会的进步,比如说蒸汽机,比如说流水线,比如说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等,并不是政治家产生的,都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创造利润、竞争与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现机会,组织生产要素,进行创新。这些创新最后的结果也同样是必然推动社会制度随之而发生改变。

传统的国有企业有很多优秀的管理人员,但都称不上企业家,很重要的是因为没有百年老店的企业文化,每个管理者就经营三年,每个人上台以后就经营自己的一套文化,因此没有传承,没有历史。而真正的企业家,是要靠一种企业文化来让自己的企业得到传承的,我们可以看看所有的百年老店,或者更长时间的老店都是私营经济。企业家也需要特殊的素质,比如说有冒险精神,现有的制度中很多是要有冒险精神推翻现有制度,如果你不改变现有的制度,你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循规蹈矩,这个创新就不会出现,因为原有的制度规定不能有共享单车。你的共享单车要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推翻了原有的规则,推翻了原有的制度、冒险精神、创新精神、超越精神和应该值得尊重的英雄精神,都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精神。也涉及到了后面说的很多方面,其中关键在于财富来自于创造,而传统的概念里很多认为财富来自于剥削,如果仅有剥削,那就是零和游戏,你多我少,但是创造的过程是不断的增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更多地看到的是增量的变化,而这个增量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企业家。

当企业家群体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更多地体现了企业家有强大的社会责任,前面我们的《经济观察报》的总编说到了,企业家赚钱不一定能得到尊重,只能赚钱的不一定是企业家,凡是真正想当企业家的,一定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如果仅仅为了赚钱可能就是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套利者。所以,企业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的发展问题,比如说互联网,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最初很多网站出现的时候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这些免费呢?是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会创造新的机会,所以从免费到盈利要经过很长的周期,因此而带来的是社会发展变化。

企业家更需要去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个企业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可以看到十九大之前,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尊重企业家和给企业家更多生存环境的一个文件,为什么?恰恰是因为在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文件,我们没有给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对企业家而言,他的社会责任的责任和能力是对称的,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出现了一些在社会上广传的恶闻,比如幼儿园的事件问题,作为上市企业,你的责任和能力必须是相称的,反之,一定会受到的谴责,这个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

对企业家来说,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制度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当企业家不断创造财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自由,不是因为你拥有了财富,而是必须有保护自己努力创造财富的法律。如果企业家不能推动社会去建立这样一套法律,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了。因为你所有的财富都是没有根基的,都是得不到保护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显现的,17世纪之后有高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17世纪末有了充分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包括生命权、财产权、争取自由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出现的时候,才有了资本的发展和工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法律保护,就难以看见我们近20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社会的进步。

当暴力可以合法地掠夺他人财富的时候,也就是说可以不劳而获的时候,是不可能建立保护私有权法律的,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和财富的创造,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不仅仅要有法律的保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共同维护生存环境的社会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财富快速地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主义,也爆发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当社会进步的时候,在企业家群体中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讨论,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差别问题。

可以看到在社会上从最初的教会、寺庙赈灾,都是要解决最穷困人口如何生存的问题,但现在社会发展以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用公益的方式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从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到巴菲特、比尔盖茨,一代一代的传承,可以看到大量的公益都是由优秀的企业家承担着,公益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许多企业家在把自己的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同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企业家的公益已经开始从授人以鱼改为授人以渔,最初教会是给人一点吃的、穿的,使人们能够生存下去,现在不仅仅是简单的救济和慈善,而是已经变成了让人们学会打鱼的办法,自力更生,不是养懒人的办法,而是让所有的社会都能够进步。当社会最贫困的人群获得再生能力的时候,就可能爬出贫困的坑,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当授人以渔出现以后,就向社会的长远发展转移了,这个社会的变化,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的问题,更多的是解决未来的问题。看到比尔盖茨拿出更多的钱解决尚未解决的医疗病症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充分说明了眼睛不是仅仅盯在眼前的贫富差别,而是要解决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在比尔盖茨大量地用金钱购买了一些防治艾滋病的药品,送到了中国,送到了很多非洲的艾滋病爆发区。在最初的时候,他认为只要把这些人病治好了就行,后来发现仅给他们药吃是不行的,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社会,都在排斥患有艾滋病病菌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就业,所以他们就要靠卖自己的血,靠卖淫去生存。于是比尔盖茨想出了新的办法,就是在艾滋病人的病区建立艾滋病药的生产厂,把过去花钱买别人的药,变成由艾滋病人自己生产,就解除了艾滋病人不能参加工作,不能靠自己求生的困境。这就是推动社会制度进步,仅仅靠眼前的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是不够的,公益的落点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

为什么有社会公益,这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叫做慈善,而在美国教科书上已经把公益改成共同收益的概念,这个公益的概念最初是从资本家开始的,从有钱人开始的,他们为了寻求利己,在中国把公益做成利公,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一公共汽车被划了道子的时候,你并不感觉到要为它负责任,公共汽车很脏的时候,你也没有想到擦公共汽车,因为是公共产品。自家的私车需要擦的时候你宁愿花钱洗车,私车被划了道子的时候是否很气愤?你要维护这个社会就要解决没有人来划你车的问题,贫富差别巨大存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不但要划公共汽车,也要划你的车,所以你要以另外一种办法解决。当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会有道德,所有人都会尊重私人财产的保护,就不会去恶意地破坏他人的私人财产。

因此,就会有因私而形成的公,这个社会的进步恰恰是因为更多人看到要维护这个社会的长期发展,避免发生革命,才要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解决社会道德的问题,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用利他改变社会,变成更容易利己。美国路边的车坏了,可能有人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或者实际给你帮助,你要给他私人报酬,他说希望你下一次看到别人车坏的时候,也能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从利私的角度出发而最后形成的利公,这种社会制度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是一种零和游戏,靠政府的权力去制造平等,比如说同样的工资,同样的粮票,同样的过节过年给你的一斤花生、一斤瓜子。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时候,这种增量的游戏才能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是因为有了富人,才有了穷人,才制造了贫穷,而是因为有人富的同时,另外一些穷人没有跟上步伐。

中国的城市化步伐高度发展的时候,城里人享受了城市化发展的红利,更多的农村人口没有办法全部分享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当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也许会因为是低端人口而被排除于北京之外,这就是社会发展需要增量,这个增量不可能说因为有富人才有穷人。靠花别人的钱分配财富,必然导致的是腐败,公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也同样导致了腐败,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官员腐败体系出现,恰恰是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就导致了官员腐败的大量存在,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财富了吗?历史上看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大约是日本的2.5倍,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到1978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计划经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财富,日本的GDP在1978年的时候从-2.5倍变成4倍,这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从人民币可以看到,1949年的时候,大概中国4个人完成日本一个人的GDP,到了1978年中国是38.9人,接近于40个人完成日本一个人的GDP,可想而知,计划经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平等,也没有带来自由,更没有带来财富。

改革开放之后另外一种情况出现了,中国出现了企业家群体,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地超过了日本,30多年的过程中,今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中国的GDP又和日本的GDP变成2.5倍的关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GDP又回到了1949年,4个人干日本一个人的GDP。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企业家群体出现,中国的经济可能远远被世界落在后面,而恰恰是因为改革,有了企业家群体,中国才有了巨大的改变。

过去的发展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特殊情况,是因为公有制,是因为计划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开始有了以企业家为主的社会,许多社会问题为企业家创造了机会,所以在发现机会的过程中,企业家恰恰寻找的是社会中存在的缺陷,你缺什么我生产什么,缺什么服务提供什么服务,为企业家创造机会的同时产生了利润,改善了社会结构矛盾的情况。

是不是做慈善和公益企业家就不能盈利?不是的,恰恰是盈利的过程中才能有更多的能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做更多的社会公益。社会公益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支点,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公益活动,很多企业家成立了以个人名义出现的私有的公益基金,同时,也出现了以企业家群体共同存在的公益基金,比如说阿拉善协会。阿拉善是由企业家组成的巨大群体,现在有700多位企业家。2004年,毛委员还参加了阿拉善地区成立的组织,要对中国的荒漠化进行治理,到今天我们坚持了十几年的时间,前两个月的《焦点访谈》还特别播出了阿拉善的沙漠上种植梭梭树的情况,700多个企业家群体,用自己的钱、时间、智慧和精力,努力地解决中国的荒漠化问题,同时,从最初的荒漠化治理,变成了立足于荒漠化而不限于荒漠化,转化成为全国NGO最大的环保组织,在全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环保活动。这些环保活动包括保护动物,保护江河,保护三江源,保护长江第一湾,保护红树林,改善所有为环境而作出牺牲的困境。

今天,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和政府做了很多很多“斗争”,已经逐渐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比如说对三江源地区的保护,从最初的不是保护区变成地级、省级保护区,现在是国家保护区,而且国家批准正式成立了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保护公园,居住一周以上可以看到雪豹,这是人类历史上重新开始发现的动物自我循环而生长的时代,这在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对环境法的促进和修改,大量的会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拒吃鱼翅和环境法修改,要求民间的公益组织可以对环境法进行诉讼,到目前已经有46起重大的诉讼。

可以看到我们大量的活动也开始影响到公众和社会,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到公益活动中,从去年大概每天在网络上融资达到的18万,到今年已经突破了30万,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看,当我们企业家带领所有的公益组织去参与社会环保的时候,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用公募基金参与的办法,对社会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支持,而这样的发展,也影响到市场和消费,比如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提出全年像外卖行业导致的垃圾年增长量约占全部垃圾的20%,现在就需要考虑如何让只用15分钟的饭盒、塑料袋都能重新被回收利用,否则的话,每年大约140次亿件快递会导致环境巨大的污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环保的角度,对新的问题提出了认识。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家,从你自己做起,你的企业做起,从你的员工做起,从社会做起,希望所有的企业家能够共同为环境、社会进步作出一份努力。

当我们围绕着慈善进行公益时,突然发现任何一个公益如果不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他们不会持续地参与。比如说我们在荒漠化的治理过程中,最初我们是围起一片沙漠大量种植,把它变绿了,老百姓就剪断了铁丝网,把羊放进去,因为我们在当地治理的最初是没有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老百姓对我们的环保并不感兴趣,因为不能帮助他们致富。但现在我们改变为梭梭树种植,让老百姓种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肉苁蓉,从中获益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而他们不会砍伐梭梭树,我们改变当地种植玉米的技术,引进以色列的小米,节水的办法改善了当地水资源的下降,让水资源地下水位不断回升,所以慈善是让所有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手段,种小米的农民比种玉米多200块钱的时候,农民就会种小米。目前我们在不断地扩大小米的种植范围,让地下水资源得到保护,让整个社会环境得到彻底的改善。因此,企业家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群体,我们不但要创造本企业的财富,更重要的还是创造社会的财富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谢谢。

(作者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根据作者在11月28日举办的2016-2017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年会《使命引领未来》活动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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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自1993年起改组成立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建”华远”品牌,在房地产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