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文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提出电视如何改变公众话语、成为推广一切观点的新媒介。这个深秋，当我看见马德里青年作家玛利亚·卡布莱拉的小说《电视》封面上被闪电击倒的小人，不禁回想起波兹曼那句“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断言。这部小说刚刚入围第三十届法国Lectures　Plurielles文学奖西班牙语小说奖的决选名单，作者卡布莱拉此前已经出版了两部诗集，另有两部戏剧上演。这本小说是她在这一体裁上的初尝。在采访中，卡布莱拉说：“这部小说诞生于讲述一个故事的需求。我在马德里电视台工作，2013年时在我的电视台发生了一场波及将近一千人的裁员。这是西班牙最迫近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对抗那场野蛮裁员并失败了的人们。四年过去了，我希望这一切不被忘记。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中现实超越了虚构。”这本一百二十余页薄薄的小书中人物独白交错出现，以其章节的长短和同一人物的出现密度调节文本节奏，将几位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与这座城市、整个国家在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中的历史经历交织在一起，不正是现代人的困局：一个人再也无法彻底与世隔绝，个人命运终究会被大时代的背景震动。

在书的扉页上，卡布莱拉引用了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的诗句“而我们的眼睛／不似荧幕／那里人们互相望着／就感受到变化；／我是说，／仅仅是互相望着／就让我们变成看电视的人，／开始活在／目光的电视里”，诗中罗萨莱斯用电视象征虚假的爱，而卡布莱拉如此引用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小说描述的是“员工与电视台之间虚假的爱”，群体的劳工冲突波及到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对很多员工而言，电视台曾经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他们在电视台里度过了最好的年华，突然之间的裁员如同感情关系的分崩离析，让人看清其中的虚假与真相。而在我看来，与之平行出现、共享这一虚假含义的，或许还有主人公埃娜尓“自我虚构”的感情关系。书中埃娜尓与达尼埃尔是同时供职于电视台的一对情侣，然而两人各自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无论是这段关系还是埃娜尓用更多篇幅回忆的她与阿尔弗雷德的关系，对她而言都是每一段关系集合的缩影，仿佛感情关系的“原型”形态，在城市、不同城市、每个城市的夜晚重复显现。

如何回忆爱情

记述从回忆一段爱情开始。埃娜尓的视角。她与阿尔弗雷德十年的秘密。从一开始两人就认为这不会长久，不如始终保持仿佛从未发生。他们小心翼翼，绕开旁人的眼光，也就避开任何恶意的揣测与窥探。最后留下的是从互相赠送的书里培养出的越来越相近的阅读品味，也是将街头一幢建筑底下无奇的木门与曾经共度的第一个夜晚相联系的能力。当分开以后他们在马德里街头偶然重逢，埃娜尓身边的男友达尼埃尔只知道面前这位是埃娜尓十年前的大学老师，而两位故人相顾无言，仿佛问一句“你好吗？”都费尽力气，最后埃娜尓开口说：“你拿的是什么书？”这样的重逢总让人想起巴塞罗那诗人吉尔·德·别德马在与旧日情人一场未得善终的相遇后写下的诗句：“和你的城市一样质地，／你的城市无数玻璃窗／一样的不一样的，被时间改变：／我不认识的街道／还有鸟群居住的广场，／有个晚上我们在广场上接吻”，而比生命更强大的爱情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很多个值夜班的晚上，埃娜尓在半空的电视台工作大厅里，对着电脑屏幕给阿尔弗雷德写信。通信——她想——是无法重复的体验，如同看一场展览或去影院看一部电影，而不像是去饭店里吃一顿饭，如果想，可以第二天就去点同样的菜重复一遍。写信是不一样的。当时当刻写下的字与心情，换另一个时空多半无法复制。米兰·昆德拉说生命之轻来自永远只能将草稿当作成品，无法从头来过，只能线性向前。埃娜尓不知道，这样的爱情，是否也是轻的。

很久以后，他们建立了一种在柏林或马德里按时相遇的关系，一年通一次电话，讲讲此刻在哪，或者未来几个月会在哪。彼此相隔数年去了同样的地方，墨西哥、中国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埃娜尓而言，这样的想象——把他想成一样未完结的事物，想成一片废墟一块残骸——让一切都变得容易许多。她重拾平静，仿佛经历风暴，只是对他们而言，埃娜尓知道，并没有什么风暴，不过是无尽的空洞。很久以前阿尔弗雷德就告诉她，还有别的、很多个女人。是的，埃娜尓想到，自己和达尼埃尔做爱的时候，眼前也有很多个男人。每一段感情都像是模拟器里此前、此后无数场关系的原型。

这些年里我听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回忆，如同埃娜尓的回忆起始于她乘坐出租车在马德里做夜归人，城市与现代生活的意象总在其中若隐若现。火车在芬兰首都郊外的森林里穿梭，树木的影子投在窗边打开的特兰斯特朗姆诗集上面。柏林的瓢泼大雨里的一场露天电影，一片黑压压的极为符合德国人性格的黑伞中间，唯一一把红色的雨伞。还有更多已经消失的地标，不见的咖啡馆、酒吧、电影院，把承载回忆的场所抽空之后，仿佛在单人沙发里陷落，像普拉斯说的，整座城市如同贴在窗外的一张扁平的海报。一座城市，在一个人抵达的时候开启，离开的时候关闭、继而消失，成为又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如何继续生活

与埃娜尓个人的情感回忆交织的是另一条更为宏大、如网一般笼罩的时代线：2012年秋天，西班牙的经济无可逆转地一路崩溃，埃娜尓所供职的马德里电视台开始大型裁员，毫无预警地一次性辞退925名在职员工，这一决定遭到整个电视台、乃至西班牙电视界的抵抗，罢工与谈判交替，直到2013年1月，马德里街头骤然多了900多个失业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而埃娜尓并不是其中之一。书的开头，那场大裁员过去四年之后，她仍然在电视台里做着夜班节目的后期数码化和服务器内整合（“一条破碎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她很怕在街上遇见那些被裁退的同事，痛恨不得不告诉他们自己还在电视台里工作：“时至今日，每当有人问我，你在哪工作？我都为要回答我在这间电视台工作感到羞愧。虽然人们已经不再回忆起那段时期，我依旧无法忘记当时发生的事：最终发生的事成为这家电视台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变成了战场，每个来交接班的员工都知道自己不是来工作的，而是来为保卫自己的职位而战的。我看着他们走路交谈，思绪却在别的地方。事后想想，他们就像鬼魂一样。”

这些“鬼魂”在书中都以“我们”为共同的标题出现，来自不同个体的讲述，他们曾经在电视台工作，因为那场惊动全国的裁员，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个整体的缩影，变成了“我们”。比如阿丽西亚，曾经的电视新闻制作人——牛仔裤腰上别着对讲机，外套有很多个口袋，每个口袋都装满东西——现在是房地产营销员，每天穿梭于公园、街道和楼群之间为客人介绍房子,　而在与客人告别的时候，她会告诉他们以前自己在电视台工作。她在电视台工作了二十三年，被“赶出门”去的时候四十六岁。

比如阿列霍，是摄影棚的舞台监督，在电视台工作了十五年。他描述曾经的工作内容时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仿佛能在罗列中把每一个步骤都重新经历一遍。他记得刚刚从电视台离职的时候，一起辞退的前同事们总是成群结队聚在市中心，每周都有一天要一起喝酒，聊着以“你还记得用录像带的时代吗？”开始的话题——“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录像带的时代是我们最好的年岁。”他们聊到深夜，尤其格外喜欢把“时间轴”“控制台”之类专业术语挂在嘴边：“我们想念我们的职业，那是我们充满激情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阿列霍记得，在2012年秋天，当可能的离开传到耳边，大家曾经讨论过走的时候要“干场大的”：把资料库的标签全涂了，把混音室的记忆卡抹了，把原始素材都带走，最后把电视台大楼炸了。等到那个最后通牒的一月，每一次从聚会中回来，阿列霍的脑海里都重新涌起关于“我们的黄金时代”的记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得到了最梦寐以求的工作。”

然而当经济危机袭来，“我们”又碎成一个个“我”，社会最小的组成部分在一场悬殊的战役里负隅顽抗着现代社会的机器与残酷。那是整个西班牙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工作，而是为了捍卫尊严，守住一家不受政治控制的公共电视台的立场。2012年11月18日，马德里电视台进入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黑屏期，只有屏幕下方滚动着一行小字：“罢工使我们无法如常提供新闻和节目。”罢工以失败结束的那一天，2013年1月11日，“我们”最后一次走进马德里电视台的大楼，公司已经开始派送辞退信，邮局甚至为了能及时送达雇佣了临时工人。入夜的时候，大约有五十多人在电视台的咖啡厅里度过最后一夜：“恐惧消失了。仿佛灾难正在别的地方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信箱里。留在门外的人为我们送来吃的喝的，楼里一如既往地永远亮着灯。墙上贴满了各种绘画和照片，由面孔和名字组成的镶嵌画”——他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时刻：胡安的儿子穿着柔道服，安德烈娅的孩子们在爬山，写满愿望的三王节卡片……清晨，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最后一个定格的画面，背对大楼，不再回头地向前走去，所有人都要重新开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