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网）

一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

……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一首流行歌曲的诞生，往往没有什么理由。《成都》并不怎么成都，把歌词里的几个地名换下来，嵌入别的名字的事情时有发生，似乎也是这首歌走红的一个原因。在趋同的商业时代，有时候没有特色也是特色之一。

我在深深的夜色里抵达成都，湿润的薄雾里，市中心灯光璀璨而迷濛。转了几道弯后，在一个寂静的街道转角，我入住一家名叫桔子酒店的连锁旅馆。回到中国，和在美国一样，出门旅行时，我习惯在网上订旅馆，凭着感觉、照片、评价和旅馆的名字。这一次我是根据名字选的，因为我想象不出一家名叫桔子的酒店会是什么样。没想到是一家现代风格，似乎颇受日本和台湾影响的酒店。黑灰色基调的房间很小，但设备齐全，细节讲究，屋角竟然还养着一只小小的热带鱼、放着一个魔方。有趣的是，还是一个仿榻榻米式房间，进门后有一个台阶，上去后席地而坐。只不过铺的并不是草编的榻榻米，而是深色木地板，多少有些不西不日的古怪感觉。不过屋顶灯光投影在床上的《阿甘正传》名言：“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还是别有味道的。也许这多少接近21世纪的小清新和小资吧，与我这样日渐发胖的大叔有些不太协调。事实上入住的也都是年轻人，我在半夜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时，遇见一对情侣推着拉杆箱入住，女孩子时尚亮丽，淡蓝色灯光下飞扬的长发、鲜艳的红唇。我问前台去便利店怎么走，他们正在办入住手续，女孩子把头倚在男孩子肩上，闭上了眼睛，相爱的图景总是让人感到美好。

我走在微寒的街上，空气清新，行人寂寥。我忽然想一直沿着这条街走下去，走入夜色、走近我的祖先曾经埋葬骨骸的地方。据说我的祖先在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南郴州来到这个省份，在荣昌县栖居了二百多年。我的表妹告诉我，她曾经听母亲说起往事。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表姑，是早年父亲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据表姑说，她的娘家郭家是荣昌首富，外公家李家则多出地方官吏。她的话有没有夸大我并不知道，不过四九年后郭家人大多被关了起来，她因为还是个中学生得以幸免。出身的压力伴随了她一生，她本是一个能干麻利，说话爽快的四川女子，但我小时候见到她时，总是非常客气，格外谦卑。她烧得一手好菜，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先生是北大教授，一位温文儒雅的南方人，一口轻声细语的江浙普通话不甚好懂，据说出身沪上大资本家。

我上高中和大学时偶尔会去表姑家，美食与少女的吱吱喳喳留下温馨的印象。表姑对我总是非常热情，但是她从来没有提起自己的家人和过去。我曾经问过父母，但他们不知是不愿意说，还是根本就不甚了然。父亲也很少说自己的家世，有些细节是在他过世以后回忆录出版才读到。

夏天回北京时做了一次公证，其中的内容之一是两位朋友公证他们曾经听说我的祖父死于1926年。近一个世纪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我也只是根据父亲以前说过的话和语焉不详的回忆录推算，而且不清楚死因。据说祖父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父亲的回忆录说他参加过保路运动与同盟会，却没有说他是病故。因此我有一种感觉：祖父可能是凶死于四川军阀频仍的战乱中。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推测，没有任何史料，甚至没有家族的记忆支持。父亲唯一的妹妹几年前也过世了，不过即使她健在也未必知道真相。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有八岁，她的妹妹年纪更小。

我自然有时会遗憾想要打捞家族往事时已经太晚，没有来得及去问老一辈人。想到连离自己这么近的历史都很难厘清，不免有一丝沮丧。不过历史是需要有几分依据说几分话的，有时模糊不清也折射出一种真实：一个世纪的波澜起伏有如地震山崩，碎落的尘土掩埋了多少记忆，无处追寻，不可复现。我在行次匆匆中做签书分享活动，从北京到苏州、从武汉到成都。讲述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的故事。讲着讲着有时我就会有一点新的发现，或者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不知道什么。

因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的父亲，16岁考入川东师范，二年级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任重庆学联主席。第二年他因此被开除，在抗日热情与革命思想影响下，纠集同学一行七人徒步去延安。从此他离开了四川，也离开了他曾暗生情愫的女同学。重逢是26年后，在他第一次回到故乡时。父亲记录了这些事实，但是并没有写下他内心的感受。

和他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一样，父亲在漫长的禁欲年代里对个人感情经历讳莫如深。不过这或许也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不知道为什么，和父亲的谈话总是围绕着公共话题。等到我想要了解他私人生活与感受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无论性格还是外表，都越来越呈现父亲的基因，我也越来越自以为能凭直觉理解他的感觉，虽然我和他无论时空还是思想，都是那么不同。

父亲在抗战中的感情经历一直是一个空白，虽然我在十一二岁时见到过一位阿姨，母亲告诉我是父亲曾经的女友。这位阿姨的先生深目鹰鼻，不苟言笑，是父亲多年老友。在文革中，他们彼此信任，但来往并不密切，虽然家住得很近。我曾经好奇想要知道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最终却一直没有问，大概是想不出该怎么问吧。

二

车抵三星堆时已近中午，索性先在附近农家乐吃午饭。饭店在一个个帐篷里，进门处有一桌麻将，在初冬风中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麻将牌，一时看得有点发呆。

久闻三星堆的大名，也约略读过有关的成果、问题与争议。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这次在朋友安排下，详细参观了博物馆，听到最好的讲解。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审美趣味很高，文化风格明显不同于中土，更接近于西亚，据说在长江中下游也有类似文物发现。从年代上讲，三星堆遗址早于中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争议，迄今为止得到的重视与发掘都还远远不够。

通过校友的介绍，我们还拜访了三星堆考古工作队，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位同系同年级同学。我只在北大读了一个学期，所以这位考古专业老同学的样子完全不记得，连名字都记不清了。听说他几十年一直在这里，住在办公室，只有周末才回家。看到考古人在没有冷暖气的房间里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鉴定修复出土文物，令人感佩。

历史与考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专业，不少人以为学历史的人就懂器物，我从来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对器物一窍不通。不过仅仅看一看古人留下的这些宝贝，就不能不惊叹祖先几千年前的巧夺天工。从三星堆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一路看过去，在诸多惊喜之后，最后的镇山之宝青铜龙树尤其震撼。

三星堆足以唤醒对先人的感佩、对历史的敬畏。虽然大部分文物可能尚未发掘，迄今为止出土的已经提起了诸多千古之谜。关于远古，我们知道的十分微不足道，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即使关于近世乃至当代，我们的了解可能也很有限。夸大自己的知识，轻易做出判断，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

比如父亲一生经历，就很有一些我并不清楚。他不愧是川人，麻将打得相当好。他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是曾经和孙殿英打过麻将，据说孙殿英除了盗墓另一擅长就是打麻将。父亲去和他打麻将自然是因为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中共军调代表团任中校秘书时的一部分工作似乎与统战有关，据说他第一次遇见母亲就是在翁独健家中。

关于麻将的记忆是童年最美好的往事之一：在厨房饭桌上铺上毛毯，窗户紧闭，窗玻璃用报纸封得严严实实。我长大后才明白打麻将本是件热热闹闹的游戏，然而我在十年浩劫里学会的却是安静低语的方城之戏。仔细回想，和父母同在一起的时间没有多少年，他们的共同爱好也不多，母亲本质上不是个喜欢游戏的人，也就麻将是因为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还会来凑一手。

经历过后，才明白从来是许多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因为婚姻走到一起，其中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父亲和母亲性格迥异而且各自有很强的个性与主张，但是在1946年父亲在北平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去解放区时，母亲离家追随，几个月后就嫁给父亲，其间既有激情，也折射一种时代风潮吧。

我其实对父母的情史并没有太大兴趣，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爱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并不怎么重要，或者被时代的大变化吞没。爱情在我们这一代也仍然或者是传说，或者像是点缀。我们年轻时以为是永恒的那些存在，往往在一过性的现实功利与变故中落花流水。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老去以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追忆逝去的青春与爱情，虽然更可能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人很容易忽视自己内心其实念念不忘的部分。所谓爱情，往往是在现世中被妥协、被省略的，然后在记忆中被放大。

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从一位风尘奇女子的行跡写出明末清初江南士风人情，当时风云之变幻，风气之开放，都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我以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提法也不是很精准，不过“五四精神”确实是存在的。

长大以后，当我想到父母对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从未过问干涉这一点，是很心存感激的。他们在我很年轻时就决心断子绝孙时表示理解，全无传统的传宗接代意识，更是在同代人里非常难得。

我渐渐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仅是因为世情练达，更多也与他们早年接受的观念有关，与他们曾经的叛逆精神有关。从这个层面上，追寻他们的思想轨迹与感情经历是有意义的。由于没有多少文字留下，很难描述他们的心路历程，于是他们的感情经历便成了一扇窗子，窗外的人透过某个角度，看到一部分屋里的风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国探亲时，偶尔和母亲像朋友一样长谈。我习惯在现在进行时成为过去后告诉她我生活中发生过什么，也就会问她年轻时有怎样的经历。母亲会叙述一些感觉与感想，当时听来不乏细节，如今回想却看不见全貌，多少有点云里雾里。

母亲上中学时，因为是为数很少的乘黄包车上学的学生，难免令不少同学生出距离感。她功课好到被慕贞女中保送燕京大学，人又漂亮，在燕大时出演陈白露，而自己很少和人开玩笑，就更显得不易亲近。进燕京大学不久，母亲因肺结核休学疗养，在疗养院认识一位研究生，据她说这位先生很儒雅也很有思想。然而他们仅仅是在疗养院里度过一段悠闲时光，似乎没有继续发生故事。究竟是因为母亲的矜持，还是由于这位研究生的腼腆或缺乏自信，母亲没有明说，也就无从得知。这位研究生后来颇为著名，以至于我见过他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夫人看上去温厚贤惠。

母亲写一手好字，晚年偶尔为诗，虽有不合平仄处，却诗意盎然。由此可以想见她年轻时或有很浪漫很文艺的一面。事实上，她一直记得的这位研究生思想左倾，母亲自己终其一生也保持着平等自由意识。她告诉过我她对旧式大家庭里虚假人际关系的厌恶，她后来成为几姊妹里最早出走者并非偶然，而像她这样的大家闺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者也相当常见。不常见的是，母亲在举国大跃进时辞去公职，回归家庭，户口本上的“成分”一栏由“革命干部”变为“家庭妇女”。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我至今未能勾勒出一个清晰轮廓。

三

临行去机场前，在四川大学转悠了一圈。校园很大，略呈芜杂，印象深的反而是在南门外小饭馆混迹在一群大学生里吃饭，周围一片热闹年轻的容颜笑语。一边走一边给陪我的朋友讲:小时候关于四川与成都最早知道的是川大，因为父亲有一位合作者也是好友在川大任教，几度来家里，每次来必携些土特产，在匮乏年代令人印象深刻。我一直记得他带来的新鲜菜头的样子与味道，那是做榨菜的原料。

1972年的某一天，他的女儿X走进我家，当我回想那一刻时，我会和自然地想到何谓“不可方物”，那一年她十八岁。整整4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虽然曾在这个世纪的某一日通过一次电话。不知幸或不幸，我在不到12岁时对女性美就有了很深的感悟。X走后，我写了平生第一篇完整的作文，此后我虽然依旧辍学在家，却坚持写作文，不久开始习作旧体诗。

和我一起去川大的两位朋友都是习史之人，听到我说我更倾向于将曾经遇见的人留在记忆里，便议论起我们是应该面对现实，还是应该封存过去。这其实涉及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美感，一方面，直面人生向来是需要勇气，而且我们多半说的多做的少；另一方面，记忆中的美本应珍藏，在风雨中成为生命的支撑，而且审美意识的阙如本身，就是粗鄙化的表征之一。

那天晚上从三星堆回来，一位校友为见我已经到酒店等候。这样的诚意总是让我感动，又不知说什么好。他和一位年轻人离去后，我出门找便利店买第二天的早点，不知不觉就独自在成都街头上走了很久。时近午夜，大半个城市已经入睡，时而有夜行人骑着电动车驶过。这一带不是商业区，店铺都已打烊，但不少处的灯依然点亮，自有一种岁月静好，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到门口。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