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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功为业——杰斐逊的启示之四

周泽雄2018-01-16 17:44

【笔墨事功】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早年任驻欧大使期间,在巴黎的一张书桌上写下了平生志向: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该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有权利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瓷。

大哉斯言!诚然,我不会依据豪言伟词判断一个人的胸襟事功,有时我还认为,豪迈过度会斫伤智力;在另一些场合,我们还见过相反的表演,人们口吐壮语居然不是为了有所振作,而是安抚自己啥都不干:几句壮志凌云的大话往桌上潇洒一撂,他反而得到了开脱,好像拿到了一张颓唐许可证,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就写过这号人物,他们百无一用,整天扮演“忧国忧民”的角色,“不扮演这一角色他就活不下去,”即便正在酗酒打牌,也能“威严地甩出一张红心王牌”,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道——“从来都是这种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态度”。

亚当斯显然不是这样,作为命定要担任民选总统的人,吞吐于唇吻之间的豪情,是以坚毅的事功精神作为铺垫的,他明白:理想有多远大,牺牲就有多扎实。另一位命定要担任美国总统的人,托马斯·杰斐逊,也不遑稍让,他在给两位美国青年写的《旅游须知》里呼应了亚当斯的抉择,建议他们着重考察欧洲政治制度,但不要耽迷艺术,因为,那些高雅的欧洲艺术品“对我们的财政状况来说是太昂贵了。……它们值得观赏,但不值得研究”。

与平民出身的亚当斯不同,身为大庄园主的杰斐逊如此道来,包含着更大的身心折磨。因为,杰斐逊年轻时也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曾多次被自己不加节制的艺术爱好弄得捉襟见肘,负债累累。他在欧洲期间购买过60多幅画作,还“自掏腰包观看歌剧、意大利式喜剧”,他花费巨资在欧洲购买小提琴、钢琴和伊奥利亚竖琴,订购的钢琴要求“用结实的上等红木制作,不要镶嵌饰片;中高音区的G-F调的琴键制作双份,以为备用”。杰斐逊对一位意大利音乐家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样好东西,我为之妒忌世上任何一国的人民,那就是贵国的音乐。”他虽然承认“一个美国人的财力不足以置备一个家庭乐队”,但仍请欧洲朋友帮忙,在意大利雇用“一些会吹奏法国号、单簧管或双簧管和低音管的人”,以便在美国的家里搭建“一个由两支法国号、两支单簧管、两支双簧管和一支低音管组成的乐队”。杰斐逊的小提琴技艺相当不错,走路时常会哼着法语和意大利语歌曲。只要外出旅行,行囊里必备一件随身小乐器。

在另一封致国内友人的信里,杰斐逊说得更加直白强烈:“如果要我告诉你我对他们(指欧洲)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欣赏到什么地步,那我的文字就不够用了。……我甚至想要说,唯有这样东西使我打从心底里妒忌他们,置十诫的全部威力于不顾,渴望得到它。”——他想说,为了艺术,我不惜犯罪。我们会想,若非感受到新生美国的政治使命,在音乐家和政治家之间,杰斐逊肯定倾向于前者。

在杰斐逊对美国青年的建议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割爱。这份割爱是真诚的,因为,在他有机会游历欧洲时(老实说,他并不常有这种机会),他没有借机四处走访博物馆、美术馆和音乐厅,而是以惊人的克制,将大量精力用于考察各地的建筑、农作物、农用器具及最新发明。他像一位从事田野考察的科学家,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一切有利于祖国发展的技术和发明。甚至,当他为了治疗手腕脱臼前往普罗旺斯接受矿泉水辅助治疗时,也想着“去访问皮蒙特的大米之乡,看看是否可以学到点什么,以便我们卡罗来纳的大米与之竞争,再从那里沿法国的南海岸和西海岸游览海港城市,以了解能否做些事情来促进我们与那些城市的贸易”。

尤其难得的是,我们在杰斐逊身上看不到那种牺牲者的悲悯神态,他的考察扎实有效,他的态度甚至不失欢快。当使命感要求他去实地了解法国葡萄酒的生产情况及工人(包括女工)的工资待遇时,他没有畏难;尽管,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他的工作超出了外交官的职责范围。他独自走在“整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时,行程不可能是轻快的,但这位拥有出色审美能力的旅人,对阿尔卑斯山的壮美风景竟似视若无睹,他在旅行笔记里写道:

法国的南部地区,尤其是穿过阿尔卑斯山的这条路,使人们能对抵抗力较差的植物列一张表,把它们按照各自抗寒的能力排列起来。从三座不同的山——布拉斯山、布劳斯山和泰代山——上去,它们相继消失;从另一边下去,它们又相继出现。从抵抗力最弱到抵抗力最强依次是:续随子、橘子、棕榈、芦荟、橄榄、石榴、胡桃、无花果、杏仁。但这只是对树而言,对果实来说,次序就有所不同。例如,续随子是抵抗力最弱的,但由于最容易保护,果实也结得最牢。杏仁是抵抗力最强的植物,但由于早熟,果实最容易掉落。

他会“细细观察”一个有6根碾杵的碾米机,详细打听这类碾米机是否真的“碾米速度快,米粒破损少”,以便回国后如法炮制;他会到处留意“龙舌兰会开花”的信息,并认真比较各种证据;他会绕道走一段远路,只是为了“弄清伏尔泰在其《百科全书》贝壳条中叙述的一个关于贝壳脱离动物身体生长的事实”,他为此专门访问了一位省长秘书。他的博学惊动了法国人,有位学者向杰斐逊请教关于“用蒸馏法从土豆中制取白兰地”的方法,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请求:“我曾经听人很尊敬地提及您的名字,而且,您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杰斐逊似乎使自己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传说,但与别种传说不同,杰斐逊总是能够把关于自己的传说落到实处,使其脱离云端,回归泥土。简单地说,所有关于杰斐逊的传说,世人都可向他核实,他也乐意答复。

谈论杰斐逊的知识分子才能,有一个突出难点:我们很难在自己熟悉的本国人物中找到合适参照。比如胡适,怀揣着报国奇志初到美国时,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就读,在他看来,那是一个远离人生抱负的学科,故次年即转入文学院;类似例子还有鲁迅的“弃医从文”。两位前贤的选择皆值得尊重,我们后人也从他们的选择中获益,但换了杰斐逊,他不会有此困惑,虽然他最早修习的是法律,但他几乎对所有学科都充满兴趣(也许伦理学是个例外),从未觉得哪些学科会妨碍自己达成人生志向,如一位熟知杰斐逊的后代所说,杰斐逊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不管是车轮的结构还是对一种灭绝物种的尸体进行解剖”。杰斐逊高度推崇法律,也建议年轻人学习法律,最好还能“做一段时间开业律师”,但他对数学的偏爱一点不少。担任总统时,杰斐逊会利用晚上的独处时光,沉浸在“机械、数学、哲学等学科中”。他说过:“数学一向是我最喜欢的。数学没有推测,不会在你头脑里留下不确定,全部是论证和确信。”他的头脑里没有中国式的文理壁垒,他擅长自如地将各种学科综合在一起,包括医学和建筑学。逮至晚年,为了辅导外孙的数学,他自称又“废寝忘食地重新钻研了那门学科”。我国的饱学之士钱钟书当年报考清华时数学得0分(一说14分),常被作为佳话,杰斐逊对此想必无法认同。

前不久在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一篇文章,是称颂某位中国小说家如何博学多才的。我对这位小说家素有好感,也不认为他应该对他人的传述担责,因为那篇文章强调的多才多艺——假如我以杰斐逊作为参照——听上去不无尴尬。他被认为可以就大量古怪话题发表独到见解,而那些见解,除了让人对他大加赞叹,对他人及社会又看不出有何益处。它们徒然像一个个远方的风景,金光灼灼,引诱粉丝们狂摁快门,在朋友圈热烈转发。粉丝们谈起他就像谈论一段传奇,但那分明是一种只对被谈论者一人有利的话题,他据称无比优秀的谋生能力,似乎也只是提升了他本人的生活,旁人无从分一杯羹。他的多才多艺播于众口,他的粉丝逢人便夸:从没有人听到他两次谈论同样话题,无论他说什么,都能头头是道、妙趣横生。

我为什么觉得尴尬呢?很明显,那些粉丝表现出一个可悲的共性:他们都是外行。他们缺乏检验对方见解真伪的能力,他们的啧啧惊叹,是以自己缺乏相应知识作为前提的。我知道,如果有人当着普通人的面今天用意第绪语背诵《旧约》,明天大谈引力波,后天又表示国际象棋大师芒努斯·卡尔森最近的一步棋值得商榷,我们也只能一脸傻样地表示钦佩。但这种钦佩只具有场合及礼节的功能,人们未必当面说出口的建议则是:你有非凡的见解,最好当着有能力质疑你的人表达;否则,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一种沙龙噱头。法国随笔大师蒙田对此类表演的评价更不客气,他表示:“依我看,在不懂的人中间充内行,说话像煞有介事,……是十足的愚蠢。”

必须承认,这类博学表演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罕见,在古书里我们见得最多的恭维,就是说某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这类赞美,除非得到有力旁证,通常没有采信价值。由于外行们对相关见解或技艺缺乏清晰认知,他们不清楚该话题的学术分寸点在哪儿,遂倾向于作出夸张描述。无知是神化之源,我们不妨认为,历史上关于伟人圣人奇人的种种传说,多半出自不明所以者的咋呼。

回到杰斐逊,他若想使自己成为传说,顶多只需略施小计。晚年的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撰写者,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已是神一般的存在了,他甚至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就可坐享高名。但他没有,“我向来最不喜欢谈我个人的事情,因为它不值得大家注意。”他多次拒绝他人替自己写传记的请求,认为后人只需读他本人的作品(包括数万封书信),就足以了解自己了。偶尔他会回复朋友关于“本人生活习惯”的询问,目的恰恰是为了祛除而非加强他人对自己的想象,他会在简单介绍自己饮食起居之后总结道:

我的生活和常人十分相似,我可以像贺拉斯那样说:“只要换个名字,这就是你的故事了。”

他不会神化自己,拒绝给别人提供无根谈资,他具此底气,是因为擅长把自己的努力通过扎实的成就展示出来;就是说,如果只是泛泛的潜能或未经实施的梦想,他不会提及,他只追求明确的事功。因此,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音乐才能,他不会当回事,他不会向人自夸说“我是拉小提琴的”,相反,他宁可说“我是制造钉子的”。他真这么说过,但不是出于愤世嫉俗,作为蒙蒂塞洛庄园的主人,他花了整整40年对庄园拆了建、建了拆,而所有建筑材料都得自给自足,连钉子都必须自己生产,他的作坊确实具有日产10000枚钉子的产能。

杰斐逊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能力又近乎无所不在,寻常学者很难逐一讨论他的成就,他们常常干脆提供一份清单,“让数字说话”。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提供的清单是这样的:

他自己动手设计了住宅,深入有效地研究了手下奴隶的工作,所经营的农场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他发明了大麻纤维拍打器,算出了一种阻力最小的铸板犁结构程式,为此获得了法国塞纳-瓦兹省法兰西农学院的奖励;他设计了一种皮制轻马车车篷、一种转椅以及一种旋转碗碟架。

他长期坚持每日记录温度及气压数据。他不断研究新的犁耙、蒸汽机、节拍器、温度计、升降机及诸如此类的器具,此外还研究黄油和奶酪的加工工艺。他为国会撰写了一份论述美国衡具、量具标准的论文以及一篇关于调查统计报表的精彩评论,……他构想了美国的10进币制……

这份清单其实极为粗疏,杰斐逊颠倒众生的魅力,缘于他的求知欲永不休假。他会邀请朋友共进一顿“印第安式晚餐”,因为“有一个酋长真的很少见,他会用手语沟通”;在试图从法国皇帝拿破仑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地区的重大历史时刻,他仍津津有味地阅读马尔萨斯论人口的新作,断定“那是我读过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在与约翰·亚当斯竞选总统期间,杰斐逊声称不在乎结果,如果输了,就祝贺亚当斯当选;若票数相同(当时有此可能),他对麦迪逊说:“代表我,衷心表达推举亚当斯先生的愿望。自我们从政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前辈。既然公众的意愿在我二人之间不分伯仲,理应敬他为先。”当然,要他人(尤其是政敌)相信杰斐逊的胸怀是困难的,如何证明这份心迹呢?换了中国套路,那将是寄情山水之时,托物言志之秋,倘能留下几句为人传诵的诗句,就替自己的磊落襟怀加章盖戳了。杰斐逊不懂这套东方玄招,他坐在写字桌前,心无旁骛地编写《参议院议事日程手册》。据说,手册写成后,“两百年来,参议院仍然从中受益”。——只有内心拥有真正的宁静(而非在书房里挂一条“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条幅),如此孤僻单调的写作才有可能。

我没有见过那本手册,不宜评论。但我读过那本名声更响的《罗伯特议事手册》,由于书籍的袖珍篇幅和工具属性,工程兵出身的作者罗伯特将军没有在手册里提到杰斐逊,不过他多次提及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其中想必包含着杰斐逊的智慧。至于作者在“手册”里捍卫始终的议事原则,即“多数人作出决定,但应当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且保护未出席人的利益”,则是杰斐逊强调再三的民主原则,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里就要求大家“牢记这一神圣原则: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以多数人的意志为重,但是那个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才能站得住脚,而且少数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必须受平等法律的保护,如果加以侵犯就是压迫”。

杰斐逊作为知识分子的成就,从来不属于沙龙谈资,他不会追求“满座皆惊”的戏剧性效果。当他作为总统必须发表某个重要讲话时,为了减弱个人影响力,他更喜欢自己撰写讲稿,再委托他人代为宣讲。诚然,口才不是他的强项,但也没有弱到哪里去。关键是,他追求一种事功精神,努力使自己的个人见解有益于学术发展或苍生福祉,至少也得有助于自己在蒙蒂塞洛的建设。如果限于精力和能力无法从事某项研究,他会邀请合适的人加入。比如,杰斐逊的总统官邸里有一个化石陈列室,内有他辛勤搜罗来的“头盖骨、下颌骨、牙齿的碎片、野兽的獠牙”等,他不想让这些展品只是充当展示总统风雅的道具,他致信费城一位外科医生,邀请他“有空时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从早到晚,无人打扰,还可与我们一起用餐”。最后,医生借助杰斐逊提供的条件,撰写出版了一部《系统解剖学》。

杰斐逊专门研究过盎格鲁-撒克逊语,从字母、拼字法、发音、语法、动名词等依次讨论。研究成果日后作为教材,供他亲自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使用。他解释过自己的研究动机:

当我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我十分重视学习北方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学习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因为我必须借助那个根源来解释许多法律术语。……忙碌的生活不允许我专心致志钻研一门对我极有吸引力的学问。但是,在学习的时候,为了便于学习,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简化它的语法,把它的不规则的拼字法的许多差异变成单独和固定的形式,同时按照一个字与英语字母的字体和力度一致来标出它的读法。

把有意思的想法转化为一项有价值的成果,正是杰斐逊的突出长处,他也因此被视为美国的“列奥纳多式人物”。如你所知,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尊称,比寻常所谓“百科全书式人物”更加难得,因为“列奥纳多”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达·芬奇,一位具有超凡事功精神的旷世天才。

杰斐逊辞去弗吉尼亚州长一职后,不慎骑马受伤。养伤期间,他以“答客问”形式写了一部《弗吉尼亚笔记》。杰斐逊在书中回答的数十个问题,孤立地看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但想到当时的写作条件(杰斐逊所资取材的内容几乎都得亲力亲为),感受就极为震撼了。他不仅谈论了大量属于地理学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学地理学的开创者),还广泛涉及了历史、军事、外交、民族关系、司法系统等内容,他既会详细说明弗吉尼亚的“大小河流以及它们的航行情况”、“它的树木、植物、水果”、“海港以及泊船的吨位”等具体问题,也会以同样从容的笔调回复那些大得惊人的话题,比如“可否介绍一下所有一切能够促进人类知识的东西”。据说,“《笔记》对法国政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法国自由主义者们对论述共和政治自由体制的那部分特别关心。”一位科学历史学家还称赞它“是一个美国人所写的最有影响的科学著作”。

笔者上周与朋友在温州永嘉盘桓两日,拜谒了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祠堂。永嘉学派是事功精神的代表,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杰斐逊不必听说过永嘉学派,吾国当代事功精神的表率胡适先生也不必以杰斐逊为榜样,相同的精神却可以在他们身上闪光。以事功为业,就是将工匠精神嵌入观念,胸膛里有理想在跳跃,大脑里有齿轮在转动,理想不再高悬天际,而是转化成造福人类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