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文

在1936年7月23日之前，39岁的约翰内尔·伯恩哈德都是一个在西班牙郁郁不得志的德国移民。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西属摩洛哥一间名不见经传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德国人同时也是忠实的纳粹党人。直到那一年的7月17日，驻守当地的佛朗哥将军发动政变，伯恩哈德看见了他多年来一直等待和寻找的机会。他立刻与佛朗哥手下的军人取得联系，主动请缨为他们与希特勒本人取得联系。7月23日，佛朗哥与伯恩哈德会面，将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交予他。经过几番包括劫机在内的周折，两天后伯恩哈德出现在正在聆听瓦格纳的希特勒面前。佛朗哥的信只有半页纸，剩下半页空给翻译，但是伯恩哈德并没有把德语翻译写在下面，而是选择了当面用自己的母语直接朗读。信中佛朗哥请求德国支援10架飞机以及物资。第二天，20架装满武器弹药的战斗机从德国启程飞往西班牙。

2013年7月22日，小说家兼历史学家阿尔穆德娜·格兰德斯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加迪斯郊外的小镇上打开一本浅绿色封皮的硬皮本，写下了她“永无止尽的战争”系列的第四本小说的第一页。四年后，这本七百余页、以《加西亚医生的病人们》为题出版的书中出现了207个人物（其中包括45个真实历史人物），时间跨度从1936年内战爆发直到197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军政变，一个内战中的年轻医生在战后摇身成为继续追缴纳粹分子的间谍，作家通过虚构与真实的巧妙结合，惟妙惟肖地还原了一段惊心动魄却充满许多不为人知细节的历史。

那个不远万里的加拿大人

希特勒慷慨支援给佛朗哥的空军派上了大用场。1936年11月19日，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一枚500公斤的德国炸弹把马德里正中心的太阳门广场炸开一个大洞，地铁轨道暴露在伤口之上，旁边堆积着尸体。从那时起，马德里连续遭袭，满目疮痍，却并没有像许多人以为（和期待）的那样迅速沦陷。与佛朗哥一方明显的武器装备优势相抗衡的只有血肉之躯的精神与力量，整座城市到处悬挂着守卫马德里的口号：“NO　PASARáN（他们进不来！）”。这座在战争第一年就遇袭的城市，却几乎一直坚持到内战最后。那一年，加西亚医生甫从马德里医学院毕业，尚在跟随导师实习，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一切预设的时间线，他在日夜颠倒的工作和医院内外的生死里迅速被推上独当一面的手术台。这一天他已经48小时没有休息了，眼前的伤员是个年轻的男孩，被炸断了一条腿。加西亚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折成四方形的纸条，上面写着：“250克牛奶。半打鸡蛋。两片火腿。”在为他缝合已经坏死的伤口时，加西亚一直在想着男孩的母亲，想着那个女人此后一生都会后悔恰好在这样一天的这样一个时刻让孩子去了超市。

经过手术，男孩失去了一条腿但是活了下来，更多的人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加西亚在医院里遇见的最多的死亡原因是各种伤口造成的失血过多，因为当时的输血都必须在医院进行，通过针和导管由献血人直接献血给伤员，而很多人都在急救人员发现他们的现场或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因为无法得到及时输血死亡。这一切在一个加拿大人的到来之后改变了。1936年12月14日，加西亚医生在日记标题里写下：诺曼·白求恩来到马德里。

一个月前白求恩初次抵达马德里时意识到如果能将输血送往前线将很大程度地提高伤员的存活率，于是前往伦敦筹集需要的设备，并在一个月后回到西班牙，设立了加拿大流动血液服务站。那是西班牙的第一家血库，设在马德里最为富有的萨拉曼卡区的一栋房子里，共有15间病房。由于佛朗哥在下令轰炸首都时尤为小心地避开了传统上层中产阶级的财产，萨拉曼卡区的房子最不容易受到炮火的侵袭，因而也成为相对最为安全的地方。当时的西班牙医疗水平和条件都极为落后，加西亚医生和几乎是惊奇地看着白求恩和他的团队将房子里原有的家具挪开，摆上他从未见过的设备和机器。后来他才知道，那个陌生的大柜子是Electrolux牌的冷库。血浆冷冻技术让献血与输血过程得以分离，严重失血的士兵与平民不再需要等待当时当刻献血的血源，而是可以从平时采集存储的血库中调取。技术设备就绪之后，首先需要收集血源。马德里的广播和报纸开始向民众呼吁献血，而白求恩对此惴惴不安，不知道效果如何。在召集信息发布后的第四天清早，白求恩打开服务站的大门，看见超过2000名马德里市民聚集在门外等待献血。十天后，血袋处理完毕，白求恩在加西亚供职的医院第一次使用冷库中的存血为伤员进行输血。仅仅一个早上，这项新技术就拯救了12个伤员的性命。

此后白求恩和他的流动服务站启程前往各路前线。1937年2月7日，佛朗哥的军队攻入西班牙南部重镇马拉加，超过十五万人踏上了漫漫逃亡之路，其中大多是妇孺和老人。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沿着通往附近尚未沦陷的城市阿尔梅里亚的公路步行，即便这一选择意味着他们被暴露在头顶上墨索里尼派来支援的意大利空军的轰炸之下。白求恩的小分队当时正开着血液流动站的皮卡车前往下一个前线，在这条公路的半途，他们与绵延三十公里的逃亡人潮相遇。在白求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卡车停下来，我站在公路中间。这些人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他们已经没力气继续了，却不敢停下来。他们说法西斯追在后面。是的，马拉加陷落了。弹尽粮绝，房屋尽毁。所有还能走动的人都在这条路上了。”加拿大人临时决定改变计划，此后的四天四夜里，流动站的车变成了临时的运送车和救护车，白求恩和他的队友们沿着公路寻找和救助受伤的民众，也沿途看见倒在路边已无希望的尸体。只可惜，阿尔梅里亚很快也被佛朗哥的军队占领，公路的尽头不再安全，流亡的人命运未卜。据统计至少有五千余人死于那条从马拉加通往阿尔梅里亚的公路上，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白求恩和他的小分队，这场“悄无声息的屠杀”还会有更多遇难者。

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的时间只有七个月，一方面，他对酒的嗜好以及缺乏纪律让加拿大方面决定将他召回北美。另一方面，据当时在马德里为白求恩的服务站工作过的莫伊塞·布罗基回忆，加拿大人一直抱怨西班牙共和国一方的军队腐朽无力，让大家都无法做成事情。不甘心回到加拿大又无法继续在西班牙服务的白求恩选择前往中国，在那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1939年11月白求恩殉职于中国战场的时候，西班牙内战已经以共和国一方的失败告终，那个他曾怀揣着无望的希望救助的人民在此后近40年里都将沉沦在佛朗哥独裁的大幕之下，而当年和他一起加入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的1700余名加拿大人中有721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伊比利亚半岛。

克拉拉与她的纳粹逃亡网

内战后，加西亚医生用一个假名继续生活在马德里。这个假身份时来自1937年他曾经救治过的一位共和国外交官的礼物。不过战后将近十年，加西亚才中心见到这位从流亡中偷偷潜回马德里的老朋友。这一次，外交官带来一个危险的秘密任务——渗透进一个德西双裔的女人在马德里建立的纳粹逃亡网。为此，加西亚医生需要一个纳粹身份，他想起自己曾经的一位病人：这个西班牙拳击手后来加入了党卫军并参与了柏林保卫战，目前在德国居无定所，毫不知晓自己的身份将被加西亚盗用。而加西亚的外交官朋友则假扮成可以提供越洋船票的旅行社工作人员。由此两人展开了一场耗时数年的间谍活动。

那是西班牙内战后诸多黑暗历史中的一段。1945年二战结束时，德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都已倒台，而依靠德意法西斯的支持赢得内战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却因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得以留存。西班牙在战后为国际社会所孤立，同时又与拉丁美洲又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二者相加，成为很多纳粹分子逃脱审判的希望。克拉拉·施陶弗正是利用了自己的金钱、能量、人脉和双重身份（一半西班牙人一半德国人；既是纳粹分子又是长枪党；既是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自由现代的游泳健将又是佛朗哥时期压制女性主义的代表），以自己在马德里的房子为总部，建造了一个地下网络，帮助超过八百名德国纳粹战犯逃往拉丁美洲。几乎所有最终得以抵达阿根廷的纳粹分子都是凭借着从“马德里伽利略街14号”这个地址拿到的西班牙护照顺利入境的。单单是1947年公布的纳粹战犯黑名单中就有104人因为佛朗哥政府拒绝交出他们而逃过审判，也在通缉名单上的克拉拉本人更是在马德里安度晚年到1984年去世。

格兰德斯在小说中重建了这段被掩埋在历史和记忆深处的故事，像她所敬仰的西班牙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加尔多斯那样，试图书写“国家主题的一页页”，并在其中穿插了对责任与负罪、善良的人做出可怕的事、审判犯罪等命题的思考。其实，时至今日，内战和佛朗哥独裁依旧是大多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人所避讳的禁忌话题。佛朗哥统治时代的许多政策与行为也直到今天都留有许多遗患（恐怕只需看看曾经在那漫长的三十九年里都不能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遭到迫害人数居首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如今的敏感状态）。也有不少作家认为有时候“选择性的遗忘”是重塑一个破碎社会最好的办法，但格兰德斯在采访中这样反驳道：“社会只有在解决了那些问题之后才能有遗忘的选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解决那些记忆的遗患就忙着遗忘它，我们的遗忘是虚假的。在西班牙，这种虚假的遗忘只会暗暗在心中肿胀，最终引发更大的痛苦和仇恨。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如同格兰德斯这一小说系列的名称所指，当实体的伤亡之战宣告终结，当战后的逃亡与间谍活动也成往事，战争仍未结束，因为更为漫长的，是与记忆、与历史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