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欧阳晓红  “白天黑夜连轴转，我大概琢磨了四天，一直弄到会议开始前一天的下午，才完成现在和大家讨论的这篇稿子。”

年逾八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党委副书记陈清泰，手攥一沓厚厚的纸质稿，扶着眼镜看着自己手中5000余字的讲稿，出现在2018年4月15日春季莫干山会议的现场，就“新时代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路径”展开共商研讨。

与陈清泰一样和发言稿“较劲”的，还有89岁高龄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高尚全：“昨天晚上，我认真做了备课，做到晚上十一点半，今天早晨5点钟我又起来思考。”

曾参与十五大报告等多个顶层宏观文件起草的高尚全，在上述春季莫干山会议现场直言“心情非常激动”。

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这两位老者不辞辛苦，精打细磨上述发言稿？自诩“已经跨入老年”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孔丹在现场表示，亲历过莫干山会议的人所坚持的，正是胸怀天下，“不忘初心，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

时间倒退回34年前，那时的高尚全、陈清泰正在见证改革开放之初的多项经济改革举措。

在这一年，即1984年6月的一天，中国的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迎来了一篇特殊的“征文令”，《经济日报》的版面上刊发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明确表示甄选标准以文选人，且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

短短两个月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纷涌而至。曾亲历1984年论文甄选过程的一名专家回忆道：“当年那群年轻人，不计任何报酬，纯粹出于对国家改革的一腔热血，迫切地建言献策。”

9月3日至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如期召开，参加首届莫干山会议的年轻人，迎来人生中的闪亮时刻。

巧合的是，在上述“征文令”公布的前两个月，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点名“股份制”问题，拉开国有企业探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序幕。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端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首次召开，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历史交汇点上。

34年过去，当年的部分青年学者，再次出现在2018年4月15日春季莫干山会议的现场。

多年过去，行至改革开放40周年的路口，曾担起上一轮国企国资改革重担的人物与精神，如今又会怎样薪火相传？

再聚首

2018年4月15日，北京西郊的卧佛山庄，聚集了75位深谙国企国资改革的各界人士。

莫干山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炼介绍，此次参会人员主要由“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代表，和2012年以后新六届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代表”构成。

在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开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率先发问：“混合所有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他看来，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于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点，正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相吻合。

多年身处国企改革一线领导者位置的宋志平，手执会场提供的铅笔，全程未曾背靠椅背，在纸上记满了其他参会者的发言。

除去宋志平，现场还出现了翁永曦、黄江南等人的身影。在1980年代，他们都曾是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风云人物。他们有的还是当年首届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曾在当年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很多独到见解。

翁永曦当天并没有发表更多关于国企混改的研究观点，但他牵线邀请了周放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任职的周放生，退休后依旧频频往下边跑，对企业的情况非常熟悉。对于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周放生说：“我们搞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机制。我建议的逻辑是，我们能不能由易到难，先改机制，再倒逼体制改革。”

曾参与首届莫干山会议，如今已经71岁的马洪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李罗力提醒道，与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相比，这一轮的国企国资改革中，针对与混改绑定的员工持股问题时，需要特别谨慎。

除了李罗力，1984年时任首届莫干山会议论文评审组组长，现任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的王小鲁也来到了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现场：“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应该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平等进入的原则，避免寻租，避免幕后交易、黑箱操作。”在他看来，为了减少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行为，下一步应该通过税制改革来减少垄断利润。

转折点

时间倒退至1984年。

参与上述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的曹文炼，34年前来到北京，参加了无数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会。次年他开始专攻国企改革研究，发表了关于股份制改造的文章。曹文炼说：“当时这篇（关于股份制改造的文章）也挺轰动的。而且我的硕士论文，还入选了当年中国社科院选的全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集。”

当曹文炼沉心于国企改革研究时，现任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鲁，1984年正在复兴门内的燕京饭店里阅读、评审着大量的论文来稿。身为首届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审组组长，1984年，王小鲁与周其仁等人一同负责基本理论、农业经济多方面的论文甄选。

首届莫干山会议的现场十分热闹，而且会上不准念稿，不作空泛议论，而是开门见山、各抒己见，讨论激烈时还出现“抢话筒”现象。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风自由、开放、平等，各种交流、“打擂”频繁。

在这一年，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在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趋势的评价中，针对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问题提出，借鉴西方的股份制企业形式，可能是解决中国国营企业问题的一种办法。

此建议引起了当时国务院高层的重视，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迅速展开研究。

当年4月，国家体改委同年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开始提及“股份制”问题，会后下发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对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办法包括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与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革同步的是，1984年7月，国家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吸纳部分“上山者”（如刚从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张维迎）参加。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徐景安，也是首届莫干山会议筹备工作组的副组长。

首届莫干山会议期间，曾有两位神秘人物秘密上山。这两位并不在180余位与会名单之列。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时分，他们坐车上山，约集部分会议代表座谈讨论，参加者有王岐山、马凯、周其仁等，随后带着大家的讨论甚至是辩论意见和会议简报等文字材料连夜下山。事后揭晓，这两位神秘人物分别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的孔丹，和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秘书的李湘鲁。

多年后，孔丹曾回忆道：“当时，劲夫同志正好在‘山下’——杭州，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调研。我和‘山上’开会的一些年轻朋友熟悉，于是就自告奋勇上山‘打探消息’，下山后立即向劲夫同志汇报。劲夫同志听后很感兴趣，不久就在杭州约见了会议部分‘主力’成员。我当年摸黑上山又赶着召集开会，会后已经是后半夜了，立即下山，所以连莫干山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了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有论者提出了转变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实行“股份制”的建议，主张吸收非国有资本或者其他国有企业的资本来搞股份制。

会议结束后的11月18日，新中国第一股诞生，即上海电声总厂发起成立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除去国有企业的思辨讨论，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的讨论也颇为积极。

六年后，直到1990年，新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正式创办。当时在莫干山上的年轻人提出的“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设想，令人耳目一新。

新一页

1984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的顶层思路逐渐明朗起来，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内的多项国企国资改革举措不断深入推进。

而参加过首届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中青年，在提出关于价格改革、扩大开放、农村改革等多方面思想成果后，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关注，其中不少人开始陆续进入相关部门一显身手。

1993年，中国股份制试点迎来迅速发展的一年。高尚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是在这一年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的起草。《决定》出炉之前，陈清泰身为专项课题组的组长，曾带领包括周放生在内的课题组成员，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专题研究”的课题研究献言献策，尤其是为《决定》中关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曾多次参加重要文件起草的张卓元在2018春季莫干山会议现场说：“混合所有制主要针对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的业务。”

在张卓元看来，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重要指向是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的业务，找到了一条通道。此前一年，曾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的莫干山会议于2012年重启。

在高尚全看来，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随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社会体制。

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央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第一次在政府层面上实现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基本实现了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和国有资产多头管理问题。

继1984年后，莫干山会议再次与国企国资改革交汇起来。

在孔丹眼里，家国情怀、实事求是，是莫干山会议值得传承、值得坚守的两个根本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情怀，而以名利心对待改革诸事，走不到莫干山的正路上。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不由发问，如今，当社会上出现怎样才能够当上“独角兽”，以及如何在没有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就能够讲好故事，拿到一轮、二轮、三轮融资等声音时，是否还有改革的先行者，愿意静下心来做研究，不计回报地建言献策？

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