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惠勒）

心理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或者被业内人士视为一门科学。荣格的心理学被指责为不是科学，他曾经的老师弗洛伊德也这样说。在科学主导的时代，这种指责对于一个学说几乎是致命的，无可辩驳。脑科学至今还在起步阶段，对意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无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如同霍金的黑洞理论，更未得到科学的充分证明。这大约需要生理学家在大脑中确认储存无意识的部位，并把无意识的活动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科学需要科学的证明，而证明的出发点是已有的科学。在得到证明之前，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是否值得证明，是否能够得到证明，需要科学家依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做出主观判断。可是，已经存在的科学就一定科学吗？不一定，至少不完全是科学的。科学已经发生多次革命，旧的科学范式被大幅度修正，补充，甚至被推翻。今天的科学就是这个不断发生的过程的结果。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对此有详细论述。

数学家的疯狂

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需要天才，他们因为创造性的破坏而被视为疯狂，这在数学和科学不乏其例。先举数学的例子。数学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却是科学的基础。

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Georg　Cantor，1845-1918）认识到在无穷之后还有无穷。他在187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超穷论，即超越无穷的无穷，并由此建立新的数学体系。庞加莱说康托尔是数学感染的“严重疾病”。德国当时最好的数学家科罗内克曾经是康托尔的老师，也声称康托尔是“科学骗子”，他的集合论不是数学而是神秘主义。康托尔想从数学教授转为哲学教授，以避开对他的指责，最后在一家精神病院死去。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支持遭到围攻的康托尔。康托尔的集合论被后来者发展之后，部分地证明了算数系统的一致性。

希尔伯特的同情可能部分因为他有过与康托尔相似的遭遇。1890年代，希尔伯特的“终结不变量理论”论文遭到“不变量之王”保罗·哥尔丹（Paul　Gordan，1837-1912）退稿。哥尔丹的评论是：“这不是数学，这是神学。”——这句话与弗洛伊德对荣格的评价如出一辙。希尔伯特采用“存在性证明”，断言存在某个数学现象，但不能具体指出。哥尔丹则坚守“结构性证明”，以计算为基础，给出具体的结果。在方法上，希尔伯特与荣格有相似之处。哥尔丹后来也接受了希尔伯特的方法。哥尔丹说：“即使神学也有其存在价值。”这不是哥尔丹的自我开脱。他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数学方法。

希尔伯特希望为数学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期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真的陈述都能够被证明；数学是一致的，不会推出自相矛盾的陈述。前者被称为数学的完备性，后者被称为数学的一致性。1931年，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数学有着内在的缺陷，打破了希尔伯特的这个希望。

这些数学发展中的往事同样适用于荣格，那些改变了数学的人，最初受到的指责也类似荣格的遭遇，荣格的理论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证明。不过，在此之前，他能够得到科学之外的承认，吸引了大批的“外行”。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经验（虽然经验并不可靠），谁又完全是无意识的外行呢？最为敏锐的文学家们用他们的作品证明荣格，正如他们支持弗洛伊德那样；荣格也在古代文化（有些延续至今）找到证据。

现在凭借弗洛伊德或荣格理论提供心理治疗的开业医生已经不多，也不是主流。迅速发展的生理学战胜了他们的心理学。在今天，弗洛伊德更多被当作20世纪的一位文化巨擘受到纪念，荣格也是如此。他们的影响的余波主要不在心理学界，他们的心理学已经被业内人士认为是过时的。但是，他们超出科学范围的那部分思想仍然吸引很多人，特别是荣格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理学。

可以说，在数学与科学中，无疯狂则难有重大创新。即使创新者精神正常，也会因为他们的突破而一时不被接受，进而还可能被视为疯狂。

人与物

疯狂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心理学不应该只是生理学家的事情。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意识和无意识，还可能对物质有影响。在物理学这个似乎纯粹的关于“物”的学科中也不能排除人的因素。这就是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宇宙的演化是为了适应人的存在；观察者在宇宙中的出现是必然的。毫无疑问，人之所以能够观察，是因为他们具有意识。人择原理是天体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在1973年提出的。他提醒生物学家要考虑到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因素。霍金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称之为人存原理：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更进一步。他认为“万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It包括从粒子到宇宙，从微观到宏观。比特是由“是-否”构成的二进制信息量单位，因此可以说物理世界源自信息，或宇宙由信息构成。既然宇宙是信息，也应当包括宇宙之中的意识，并受到意识的影响。惠勒猜测，现实是由观察者创造的。惠勒从量子物理学的实验结果推断，宇宙是由观察创造出来的，即现在的选择能够影响过去。万物源自比特是惠勒提出的“参与的宇宙”（participatory　universe）的基础。参与创造宇宙的是人。惠勒提出，可由“延迟选择实验”来证明他的判断。这是从量子物理的双缝实验中推导出来的思想实验。光子在已经通过双缝之后，人的观察使它选择通过一条缝或者两条缝。惠勒说：“没有一个预先存在着的过去，除非它被现在记录。”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惠勒则相信，测量（观察、记录）能改变曾经的存在。

1943年，惠勒向费曼提出“单电子宇宙”的构想，即宇宙中只有一个电子，所有的电子都是这一个电子的运动，这个电子在时间上既能向前也能向后。这个设想使得他的这位天才学生大吃一惊。惠勒还认为，光子的湮灭，实际上是光子在时间上的反向运动。费曼后来发展了老师的想法，提出反电子是逆时间前行的电子。惠勒还创造了黑洞、虫洞这两个词。他不是这两个词背后的理论的提出者，却丰富了这些理论。他不仅善于起名字，还把理论推向极端。他说：“虫洞作为理论上的实体，这种由魔法幻现出来的景象有着非常的活力。”荣格一定会赞同他。

如果惠勒是正确的，荣格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内分别看到了魔法和幻象，在惠勒是比喻，在荣格是象征，差别并不大。他们打破传统思维框架建立的理论令人难以置信。惠勒可能为荣格心理学提供了物理学证明，但也须提出警告：对惠勒理论的任何发挥都可能偏离他的思想。

惠勒从来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是一流的物理学家，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是爱因斯坦的同事，发展了广义相对论。惠勒是尼尔斯·玻尔的学生、理查德·费曼的老师（这两位在中国比他更有名），他与这两位师生都发表过不少合作的论文。他和玻尔对核裂变理论有重大贡献，惠勒参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氢弹计划。他提出的矩阵后来由维尔纳·海森堡在1943年发展为描述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散射矩阵。他在量子引力领域提出惠勒-得卫特方程。1934年，惠勒与另一位物理学家布赖特（Gregory　Breit）提出把光变成物质的设想：用伽马射线对撞产生电子和正电子。这个过程被称为布赖特-惠勒过程，把爱因斯坦的E=mc?方程式变为m=e/c?，在数学上是成立的，可以重现宇宙诞生100秒以内的景象。因为所需能力巨大，直到2014年，才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想出用两束高能激光对撞的方法。在本文写作时，该实验正在进行中。

从这个实验的实施，可以看出惠勒的思维超前，以致证实或证伪他的一个想法至少要在数十年之后。在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史中，这个时间距离不算长，还有困扰人们数百年甚至更久仍未得解决的问题。例如，意识是否对物质有作用？现在人们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数学和科学的突破中有难以解释的天赋在发挥作用，但它们的确立必须经过理性的演算和实验的证明。在完成这一步之前，人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足够的耐心。

意识与物质

惠勒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反对滥用他的理论。1979年，惠勒要求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把他称为伪科学的parapsychology（超心理学、通灵学）驱逐出去。这一“学科”是在十年前由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介绍入会的。惠勒反对超心理学对他的误用。他指出，量子观察中的核心不是意识，而是探测与被探测的区别。这是对那些轻率地把物理学引入意识的警告。但不可否认，探测者是因为有意识才去探测的。惠勒也说，他不反对超心理学的探索，只是在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之前应该对此有所保留。这是科学的态度，可是AAAS没有接受他的要求。

提出“超心理学”这个词的是约瑟夫·莱茵（Joseph　Banks　Rhine，1895-1980）。他在母校杜克大学建立实验室（后来脱离），试图用实验证明超感觉感知（ESP，如传心术、预知）的存在。莱茵的工作是认真的，他曾揭露一位接受实验者作弊。即使如此，在他的实验室，另外一些声称具有超感觉感知能力者的实验结果仍高于概率近一倍。但其他心理学家没有能够重复出莱茵的实验结果，否认了他的工作。荣格了解莱茵的工作并信任他。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至今仍然无解。2017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庆祝创刊125周年，为此发布125个世界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前两个是：宇宙由什么构成？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科学界还没有能够提出答案。如果意识的存在得到实证，无意识的存在也将同时得到间接证实。第二个问题被谨慎地限定在生物学范围之内。“意识的生物学基础”之说显然把意识当作物质的产物。在生物学基础之外，意识还有别的基础吗？

在生物学之前，哲学和心理学已经对意识做了研究，而无意识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久远的源头。这些探索的结果都没有被科学界接受。

数学和科学的天才与文学和艺术的天才可能受到同一种力量的驱动，虽然前者是被“误诊”，后者才是符合医学标准的病人。这种力量包括还没有被科学实验证明的无意识。受无意识驱动的“疯子”在反抗常规中获得突破。

大多数疯子并不比常人拥有更多创造力，这一事实不能否认他们中的少数天赋异禀。至少在近两百年来，这些“疯子”对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更多地分担了这个世界的痛苦。福柯说：“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尼采、梵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

天才的“疯子”还会继续出现，他们将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从而改变世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结束部分说：“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世界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依据“正常人”的标准来判定“疯子”，因为科学的世界也在变得疯狂，这种疯狂可能会成为衡量“什么是正常”的新标准。

阿尔托和梵高

福柯说到的三个人中的安托南·阿 尔 托 （Antonin Artaud，1896-1948），是法国演员、诗人和画家。荒诞派戏剧深受他的影响，暴露了理性时代人生意义的缺失，从一个侧面揭示精神病的成因。阿尔托在五岁时患脑膜炎，1919年染上鸦片瘾，1937年患精神分裂症。1947年，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梵高画展之前数天，画廊主人请阿尔托为画家写点什么。阿尔托写下了《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是的，他在80多年前已经提出“被自杀”概念。这也是对他自己结局的预言：阿尔托孤独地死在一家精神病院，被认为是自杀。阿尔托在这篇文章中说，梵高说出了“不可忍受的事实”，那些受到惊扰的人们逼迫他自杀。阿尔托对精神病的评论出自他本人的经验，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心理学。这位精神病人说的一切都证实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有些地方比他们更深刻。

阿尔托这样评价梵高的《自画像》：“我知道，没有一个精神病专家懂得如何用这样无法抗拒的力量仔细地注视一个人的面孔，如一把小刀，剖析其不可否认的心理。”这是梵高《自画像》能够打动人的原因。作为精神病人的阿尔托能够理解梵高的画，因为他们生活在相似的世界。

阿尔托继续说：“或许，在梵高之前惟一一个拥有这只眼睛的人是不幸的尼采：他拥有同样的力量，可以暴露灵魂，将身体从灵魂中扯出，让身体赤裸无蔽，让身体脱离心灵的诡计。那是一种渗透的、洞穿的注视，在一张被粗糙劈砍、如一棵方形树木的脸上。这虚无中的一瞥，如一颗陨石的炸弹投向我们，染上了填满它那空虚惰性的无调色彩。这便是梵高如何诊断他自己的疾病的，胜于世上的任何精神病专家。”

阿尔托在梵高那里发现艺术是精神病症的诊断，以及治疗。《加歇医生》是梵高在自杀前一个月为他的医生画的肖像，时间在1890年6月。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一度很紧张。梵高告诉弟弟，加歇也是精神病人。这是病人对医生的反向观察而得出的结论。久病成良医，梵高的“诊断”很可能是对的。阿尔托这样评论《加歇医生》：“梵高不是出于自己或自己的精神疾病才放弃生命的，而是在一个名叫加歇医生的恶灵的压力下才促成的。”同病相怜也相知。作为一位精神病患者，阿尔托比心理医生更懂得梵高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医生的治疗，而不是疾病。

可是，阿尔托有时也期待“治疗”。他说：“我也像可怜的梵高，我不再思考，但我每天临近内心巨大的混乱，我愿看着某个医疗机构指责我让自己疲惫。”他期待的不是治疗，而是指责、折磨，用一种痛苦压倒另一种痛苦，用疲惫消耗他的过剩的精力。

荣格论疯狂

荣格的无意识有强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心理病症。但他作为心理医生看到的世界仍不同于精神病人。在评论乔伊斯小说的《〈尤利西斯〉：一篇独白》（1932）文章中，荣格说，他始终没有把《尤利西斯》看作精神分裂的产品。但他又说，乔伊斯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相似的症状：推开现实，或把自己抽离现实。确实，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文学就是一种艺术）都是超越他们时代的，他们不在现实的泥潭里打滚。

乔伊斯“推开现实”，进入无意识领域。他在那个时代不是独特的。集体无意识在整个现代艺术中强烈发作。荣格在这篇文章中说：“在现代艺术家那里，这种表象不是个体的某种疾病引发的，它是我们时代的集体症候群。艺术家并非按个人的灵感活动，而是受限于集体的生活意志。这种意志不是直接来自意识，而是发自现代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它才会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在美术与文学中，在雕刻与建筑中比比皆是。”

集体无意识是沉积在心理深处的远古以来积累的人类经验，但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中，因此有些部分并不古老，也有近现代人类经验的沉积。集体无意识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灵感的源泉，当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精神分裂症。荣格接着上引说：“另外，现代主义运动精神的鼻祖之一——梵高——事实上是一位精神分裂症病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大概是说，集体无意识产生两个作用：精神分裂和艺术创造。

梵高是一位有传染性的精神病患者，使得现代艺术染上精神分裂症，而“病毒”就是梵高激活的集体无意识。天才而疯狂的艺术家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在他们的个体无意识之下还有集体无意识。疯子是天生的反抗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创造历史，无论是好还是坏，不仅在文学和艺术之中，也在政治之中。所以，苏联把不满者送入精神病院不是完全没有医学理由的——消极或积极反抗似乎不可战胜的权力，很难不被想象为疯子的行为。那些“理智的”人往往选择沉默，甚至还想治疗他们眼中的“疯子”。

阿尔托说：“精神病专家诞生于这样一个粗俗的土地：他们渴望在疾病的根源处维持邪恶，并因此从自身的虚无中发掘出一列卫队，以便削弱一切天才的反叛原驱力。”这句话对精神病专家也许有点不公平。但他仍忽略了一点：这样的精神病专家不限于精神病院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