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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评论员 言咏 中国科学院6月29日对外公布了旨在为科研人员“松绑”的十项改革措施，涵盖审批立项、经费管理、人才引进三个方面，比如简化立项审批程序、建立立项咨询论证和中期检查绿色通道、下放800万元以下资产使用和处置权等。

这些措施是对国家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呼应。此前一天，国务院刚刚召开了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之后的7月4日，在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要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并围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开展“绿色通道”试点。李克强说：“这既是一个壁垒，更是一个富矿。我们一定要尽早解开科研人员的各种束缚，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钻研的业务领域。”

从2013年本届政府执政起，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改革着力点，先是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2015年起又将优化服务纳入其中。“放管服”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事关民众日常体验的民生领域、事关营商环境的政商关系领域以及事关科技创新动力的科研领域等等。无疑，科技领域的制度“松绑”意义重大，科技兴国不是口号，而是现实的强国途径。

和“两弹一星”时期相比，新时代的科研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一方面需要有激励机制留住科研人才，让他们在安心科研，不惧冷清、十年磨剑的同时生活不失体面。另一方面，也需要合适的制度鼓励科研人员把科研成果产业化，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之中，既保障他们得到合理的收益，又保障他们有法可依，不至于在一些灰色地带被动“失足”。

相比于经济和民生，中国在教育、科研领域的改革步子偏缓，市场化程度弱，与市场接轨的制度不完善。这些年，在科研成果转化这条路上“栽跟头”的学者不少：2013年在浙江大学副校长任上被拘的科学家褚健、2014年被捕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2016年身陷囹圄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事发之后舆论的态度是同情的，也是遗憾的。同情是因为他们在科研转化过程中犯下的一些错误——如果可以说是错误的话，是“制度之错”而不是“人之错”。遗憾则是因为，他们所带领的那些科研项目，都因为灵魂人物的离开而陷入停滞，从而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

2014年褚健入狱一周年之际吴晓波写过一篇文章《褚健困境》，文中写到：“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这个困境今日依然存在。在褚健之后入狱的李宁，至今仍身在高墙之内，案件也未宣判。这些案例对于后来者来说，有时候会是浇灭其科研热情的一瓢冷水。

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2016年有一趟访华之旅，他提到，中国高校应该设计机制激励教授，让他们能够享有发明专利的部分所有权，也要重视科技专利的商业化，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帮助寻找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与教授一起商业化。这也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一个原因。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无可作为，它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放宽政策、明确产权、理顺制度，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的那些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政策如果能被相关部门细化落实，中科院深化“放管服”改革而推出的10项“松绑”举措如果能不打折扣地执行，科技兴国就不是空话，只有突破壁垒，才能挖出一座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