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系列之 二十】

“打治昏睡病的针太疼了

他们在头上给我们打针

他们在脖子上给我们打针

他们在背上给我们打针

……

我稍微伸一伸脚

警察就猛击我的头部

打治昏睡病的针太疼了”

——传唱于中非共和国的民歌

最令医学工作者头疼的，无疑是各类广布于社交媒体的阴谋论式的谣言。然而，这些谣言的起源究竟在哪里？在《是绝育的疫苗，还是子宫的政治》一文中，Feldman-Savelsberg等学者记述了一则有关疫苗的谣言：1990年前后，非洲的喀麦隆共和国调整了疫苗政策。之前，孩子的父母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接种。如果选择接种，具体的时间与地点也都由孩子的父母自行决定；政策变化以后，国家要求全体居民普遍注射疫苗，取消了个体在接种选择方面的灵活性。在部分地区，学校甚至以锁闭校门、禁止考试等方式，要求尚未接种的学生补打疫苗。

与疫苗相关的流言很快开始扩散。尽管注入的其实是破伤风疫苗，谣言却将接种与政府的生育政策联系起来。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一方面，部分负责接种的医生也在提醒她们：“这个疫苗可能会损害你们以后生育的能力。不过，要打完三针才会达到这个效果。”其他版本的传言更是言之凿凿，称“疫苗运动是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是让全体青年女性在15年内无法生育。”类似版本的阴谋论甚至还刊载于当地报刊，进一步放大了接种对象的恐惧。

女学生对此感到十分忧虑和恐惧。一位叫Eurika的当事人如此回忆：“我很苦恼，害怕让我整天吃不下饭。我总觉得自己以后就生不了孩子了。”甚至有学生直接从教学楼的窗户跳下，以逃避“绝育的药物”。此外，接种以后，许多女学生主动施行不安全的性行为，以检验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否仍健全 。 根 据 Feld-man-Savelsberg的调研：接种疫苗的女学生中，有94%发生了如此行为，41%成功怀孕。流言很快消散；怀孕的女性中，亦有一半比例选择了流产。

这一案例显示的是喀麦隆人的愚昧吗？医学知识的缺乏，或许是背后推手之一；然而，在实地走访中，学者们注意到：近30年前法国在当地开展的“治愈昏睡病”运动，与如此局面有撇不开的联系。粗暴施行的接种行为，唤起了喀麦隆人关于当年运动的集体回忆：不注射的，要受粗暴的惩罚；注射者死亡比例很高，还有许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当公共卫生运动以强硬手段铺向基层，事前的说明又不充分，将二者进行类比，是很自然的反应。

这一案例具有更加广阔的含义。仅以“昏睡病”运动为例：当年对互信的摧残种下恶果，严重阻碍了公共卫生事业在当地的开展。普通人既抗拒打针，也厌恶验血，甚至拒斥一切现代医学。类似的运动不是孤例：美国曾在黑人身上做过试验梅毒的塔斯基吉实验。也曾在巴基斯坦以“假疫苗”为诱饵，希冀确定本拉登的藏身之地。近年来量化历史学者的工作发现：这些举措，后来都成为了当地阴谋论的原型，也阻碍了当代提升当地居民健康水平的努力。

击毙自杀者：非洲各国的“治愈昏睡病”运动

直至今天，昏睡病仍是阻碍非洲地区健康水平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大敌。分布于当地的采采蝇叮咬人畜、吸食血液时，有一定几率将携带的锥虫注入体内。这种寄生虫即是导致昏睡病的“罪魁祸首”：患者先是头疼脑热、伴有淋巴结肿大，且容易感到疲倦；之后，锥虫会侵入神经系统，导致极度的嗜睡。患者将很快死去。尽管14世纪时已有学者录得疑似昏睡病的病例；直到20世纪初，科学家才确定致病的病原及其宿主。

20世纪20年代，法国在所管辖的殖民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治疗昏睡病”运动。在中非、乍得、加蓬、喀麦隆、刚果等国，在当地护理人员及众多士兵的陪同下，法国军医走访各个村镇，确诊并治疗昏睡病。士兵首先强制聚集村民，验血以确定当地感染锥虫的平均比例；接下来，根据之前检验的结果，军医会组织集体治疗。直到1950年代后期，这一行动才告终止。各地经历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历经近30年。

然而，治病未必等于救人。运动中使用的药物的特性，足以使当地人感到恐惧：初期，军医使用的药物是阿托益（Atoxyl，原意是“无毒的”，颇具讽刺意味）。尽管这种含砷化合物确实可以杀灭锥虫、治愈初期感染者，但有效的治疗剂量几乎与致死剂量相等。如此治疗方案，非常切合以下笑话：为了防止一个人自杀，警方抢在他动手之前将其击毙。除可能导致死亡外，这一药物还有近20%的几率导致失聪。

运动早期，法国医疗队的给药范围十分广泛：仅1928年，喀麦隆就有约66万人接受注射，其中只有17%是确诊的昏睡病患者。由于阿托益的副作用实在严重，后期的运动更换了药物：潘他米丁（Pentami-dine）。然而，这种药物同样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除剧烈疼痛、眩晕与低血压外，这种药物还有可能导致注射处长出坏疽，甚至死亡。讽刺的是，之后的医学评估发现：对预防昏睡病，这种药物的效果微乎其微。

实际上，即使是相对安全的潘他米丁，在当时的欧洲多地也是禁用药品，原因即是“太过危险”。

在法国推行运动的地区，当地人对抽血和注射都充满了敌意。原因无他：打针太疼，死人太多。开头的民歌，即是例证之一。

为了检验当地这种悲剧性的集体记忆的坚韧程度，Lowes和Mon-tero整理了当年法国开展运动的档案材料，并与今天当地人的行为作比对。在2000年后多次进行的“人口与健康调查”中，为了检测当地人患有艾滋病或贫血症的状况，调查员会请求采集受访者血样。然而，各地都会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拒绝采血。“拒绝采血者占整体受访者的比例”，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今天当地人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程度。

二位学者的分析显示：当年法国医疗队活动的时间长短，与今天当地拒绝采血的受访者多少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控制地理、气候、疾病相关及多项其他特征的前提下，统计发现：1927-1965年间，相比完全没有开展运动的地域，法国医疗队每年巡回的地区，拒绝取血的受访者比例要高60%。此外，相比老年一代，青年一代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变得更加信任医疗系统，背后可能有文化的作用。

二位作者还对此结果做了因果识别：他们选取了“相比小麦，当地更适合种植木薯的程度”以及“当地距离殖民地时首府的距离”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对英属殖民地的统计发现：这一变量与当地人拒绝采血的比例并无显著关联；然而，这两个变量，又会显著影响法国医疗队逡巡当地的时间长短：适重木薯的地区，灌丛及水塘分布更频，采采蝇的数量也会更多。医疗队会因此更频繁到来；距离首府近，则是便利了医疗队的交通。

基于工具变量的分析确证了以上结论：法国当年推进运动的粗暴行径，确实导致了当地人对医疗系统的长期不信任。与此相呼应，法国医疗队当年停留更久的地区，今天当地孩童接种疫苗的比例也会因此更低。开头提到的中非的阴谋论，即是相关的阻力之一，此外，医疗队的停留时间，也会影响世界银行项目开展的成功率：停留愈久，医疗类项目验收时获得“成功”评价的比例就愈低；然而，其他类别的项目不会受到影响。

总之，通过比对分析历史档案与当代数据，量化历史学者确证：失败的公共卫生运动，确实在非洲多国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技术的局限越出施害者与受害者本身，成为当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来自医疗人类学者的质性研究，则是揭开了如此文化向下传承的具体机制与情景。如果说，法国政府的措施尚且蕴涵了“好心办坏事”的成分，接下来的两个案例中，“作恶者”的意图更加明显，之后受到的抨击也更加深重。

人有病，天知否：塔斯基吉实验的漫长阴影

1930年代初，坐落于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大学中，展开了一项即使在当时、也是充满争议的实验。大学中专门研究梅毒的机构挑选了400余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给予他们定期的治疗。机构同时与这些参与者达成协定：他们去世以后，要将遗体捐给机构研究；作为报酬，机构会为他们提供一个体面的葬礼所需的全部费用。治疗在当时还被称为“坏血”的梅毒颇为昂贵，每年需花费约300-1000美元。因此，许多患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诊疗。

然而，他们受骗了。中心给予他们的，并不是用来治疗梅毒的药物，而是毫无用处的阿斯匹林和补铁剂。许多就医者最后死于梅毒，机构则对此守口如瓶。尽管研究中心内部对此多有争议，但直到实验结束后的几十年，此事一直不为公众所知。至1972年，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才以《40年来，美国的梅毒患者未获治疗》的题目刊发了这一消息。如此触犯医学伦理与种族平等的做法，在全美引起震动。1997年，时任总统克林顿正式为此道歉。

与法国的行为类似，塔斯基吉实验同样在美国各地、尤其是黑人聚集区域中引起了不少流言。最常见的版本之一，是援引一张“白人医生从黑人患者身上抽血”的图片，声称这是白人给黑人注入梅毒病毒的场景。嫌隙由此而生。1996年美国政府委任的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塔斯基吉实验）为非裔美国人与生物医学职业的互信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实验）是导致非裔美国人不愿到诊所就医、拒绝捐献器官以至拒绝接受预防接种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一恶劣事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塔斯基吉与黑人健康》一文中，Alsan和Wanamaker量化评估了当年研究对之后黑人健康的长期影响：这一丑闻的发酵，几乎完全逆转了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之前数十年的努力。1972年以前，尽管白人黑人间在生活水平上还存在差异，但二者的死亡率差异已接近消弭。仅1968-1972年间，55-64岁间黑人男性每年每千人死亡数减去同龄白人男性每千人死亡数的差值，就从12降低到10；65-74岁间，这一指标从11降低到9。

信任的破灭掐灭了这一束希望的火光。1972年后，黑人与白人男性间死亡率差异的减少趋势几乎完全停止：仍以55-64岁间男性为例，从12到10只用了4年；然后，之后16年间，这一数字一直围绕着10波动。对65-74岁男性，结果更为惊人：1972-1988年间，这一差值从9一直上升到16！总体而言，塔斯基吉实验，导致黑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折损了1.5年。此外，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的因素之一，是越靠近当年实验地区的地方，以上负面影响的幅度越大。

另一个加强结论的因素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当年的实验没有涉及女性，黑人女性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相对也较轻。1968-1972年间，55-64岁间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每千人死亡率的差异从12降低到9；对65-74岁间女性，这个数字从15降低到13。二者的变化趋势都与同年龄段男性保持一致。1972-1988年间，还是55-64岁间两族群女性的死亡率，差异从9继续下降到6；65-74岁间女性，差异从13进一步减少为9。信任危机较轻的女性群体，受到的负面冲击也较小。

为验证以上发现，二位学者还借用“普遍社会调查”中的数据，分析了美国各地不同族裔居民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程度。统计分析显示：黑人男性“不信任医生诊断”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他群体，且这一差异随受访者居住地与当年实验地点的距离减小而增加。与此同时，以上因素也会显著降低受访者就医的概率：居住地与实验地点的距离每减少1000公里，参与者当年前往医院的频率平均下降0.59次。距离的这一影响，同样只在作为实验对象的黑人男性中显著。

总之，以上严重违背医学伦理的实验，为美国的公共卫生健康事业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当年作为受害者的黑人男性，因此拒斥现代医疗系统，这又损害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寿命。如Corbie-Smith所言，塔斯基吉实验，已成为了“欺诈、阴谋、不端与冷漠的象征”，警醒着后来者注重伦理。然而，近8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政府机构没有汲取之前的教训：这一次，他们以“注射疫苗”之名，行追纠疑犯之实，再一次损害了民众与医疗系统之间脆弱的信任。

背弃希波克拉底：“假疫苗”如何败坏真疫苗的接种

2011年3月，一队医护人员来到巴基斯坦境内的阿伯塔巴德，为当地人“公益”注射乙肝疫苗。他们广泛张贴海报，还向当地基层医务人员支付酬劳、以推进相关宣传。当地不少人参与了接种。3月进行第一次注射以后，按照这一疫苗的特性，接种者应当在1个月后再进行2次接种。然而，等到4月，这些当地人却发现：这一队医护人员，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当地消失了。再往后的5月，一个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军在当地击毙了本拉登。

2011年7月，来自《卫报》的重磅报道，解开了这几件事情间的关联。原来，这些医护人员受雇于美国中情局，目的是收集当地人的血样。之前，中情局已怀疑本拉登藏身附近，需要进一步证据确认。借助接种时获取的少量血液，情报人员得以比对当地居民的DNA序列与2010年在美国去世的本拉登妹妹的序列，籍此确定当地是否有本拉登的近亲活动。

这一消息在全美掀起轩然大波：多所高校及社会组织联名抗议，最终迫使中情局承诺：不再假借接种疫苗之名，收集情报或基因样本。然而，在巴基斯坦，这一新闻带来的冲击或许更加令人震撼：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原教旨主义政党，开始借机宣扬疫苗的危害。他们宣称：疫苗代表了腐化的“西方的生活方式”，会“破坏信仰的牢固程度”；此外，配合接种疫苗，有可能就是在配合美国派来的间谍。盘踞附近的塔利班势力，甚至直接开始暴力袭击推广接种的医护人员。

在《我们信任疫苗吗》一文中，Martinez-Bravo和Stegmann评估了以上负面新闻对当地疫苗覆盖率的影响。控制家庭收入、母亲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量、所在地区、出生效应等变量后，统计分析的结论仍然颇为显著：丑闻爆发后，当地省份的儿童中，接种麻疹、百白破或百日咳的比例均大幅下降，具体幅度在9-13%之间。在塔利班开始攻击接种人员前，这一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家长的选择不太可能是因为惧怕伤亡，更多地是因为对疫苗失去了信心。当医护人员背离当年立下的誓词，不再“以病患的健康生命为首要顾念”，不再恪守“医学知识绝不与人道相违”的信仰，他们带来的伤害不仅加诸于病患的身体，也见诸于恒久流传的观念与文化。

（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