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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七夕,你还不结婚吗?

田进2018-08-17 15:10

(图片提供: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实习记者 田进 8月17日,又是一年七夕节。

当天上午9点至10点的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结婚宣誓厅10余米的队伍未曾断过,即使婚姻登记处开设12个窗口,不到5分钟便能完成婚姻登记手续,等候区的近20个座位也未曾出现空缺。一小时内,100余对青年男女在这里签订了一生的约定。

与此同时,据民政局每年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依法办理结婚手续的为1063.1 万对,这是自2014年结婚对数首次出现下滑以来,已连续三年保持超6%的下滑速度。2017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437.4 万对,离婚率(结婚次数/年平均总人口数)相比2007年的1.59‰上涨超1倍。

1063.1 万与437.4 万的数据对比,意味着2017年全国每5对结婚的同时就有超2对选择离婚。不婚与离婚,已不再只停留在数据上,它更多成为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事实。

离婚和离婚之外的

今年30岁的田杰,在2017年8月选择结束了他为期六年的婚姻。离婚,是他生活的有300多户家庭的村庄此前十年未曾发生过的事,而2017年,就有包括他在内的三对夫妻选择了离婚。

与田杰所生活的地区相比,当下,离婚在更多地区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2018年8月2日民政部公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 中国离婚率已连续十五年上涨,过去31年,离婚对数上涨6.53倍。

对于为什么离婚,田杰表示:“双方过的都不快乐,前妻提出离婚,自己也就同意了。当初自己离婚时父母比较反对,可能他们觉得不光彩吧。但我们觉得倒无所谓,离婚后双方也能寻找适合自己的下一段爱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分析道,离婚率上升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普遍现象,是婚姻不断走向平等的一个标志。

不过,政府部门则希望更多的婚姻能够天长地久。国家民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离婚率位列所有城市前四。2016年7月,民政部对“关于增设婚姻缓冲期,完善离婚登记制度的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时提到,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现上升态势,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妇女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婚姻观念的日益开明,人们对婚姻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有的当事人通过离婚等方式开始全新的生活。

此次答复中还提到涉及当事人经济利益的政策导向影响以及冲动离婚是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此次答复亦是针对解决因冲动离婚而提出的增设婚姻缓冲期,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增设离婚缓冲期问题的研究工作,条件成熟时,将适时提请启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工作。

2015年2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先后在所辖12个县市全面推行离婚预约登记制度。离婚预约即需要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可以选择先填写《离婚登记预约表》,工作人员也会建议并劝说当事人先“预约”,7天预约期满后再办理正式离婚手续。

此外,2016年北京、上海等地婚姻登记部门便已设立了离婚调解室或离婚劝和工作室,杭州、广州等城市也推行了预约离婚制度,通过设置一至两周的感情缓冲期,以减少冲动式离婚。

帮扶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是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中国的婚姻现状也面临着新增婚龄人口大幅下降、初婚年龄推迟即晚婚的问题。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的人口未婚;而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0.92%女性人口未婚。

从具体地区来看,据杭州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杭州的结婚平均年龄呈逐年递升趋势。2017年杭州市的国内居民结婚登记中,男性平均年龄为33.1岁、女性31.0岁,与2014年相比分别晚2.6岁、2.7岁;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为28.6岁、女性27.1岁,与2014年相比分别晚0.61岁、0.99岁。

为了解决青年人晚婚的问题,从社会到国家层面,各方相关措施接连出台。

首先,父母的催婚成为了众多单身青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2016年1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国内40岁以下人群中超过七成人曾被父母逼婚。

2017年6月25日,共青团浙江省委婚恋交友事业部(以下简称事业部)挂牌成立,据事业部工作人员介绍,事业部是为了解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事业部成立当天亦举办了“‘亲青恋’2017相亲大会”。在2018年1月25日举行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表示,目前不健康的婚恋观、交友圈窄等导致青年人婚恋难,建议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

而共青团帮助青少年婚恋交友,可追溯至在2017年4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在《规划》中,青年婚恋问题被列为十大领域工作之一。《规划》提出既要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同时重点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姻服务工作。《规划》发布一个月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在介绍《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有关情况时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

同时在延长婚假、产假天数方面,各省市也相继出台相关条例。

按照《婚姻法》以及《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男25周岁)的,可享受晚婚假15天。在此基础上,2018年4月21日实施的《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出,4月21日后登记结婚的夫妻,最长可连休25天婚假,1月14日后生产的孕妇可休产假180天。2017年11月1日,南京市政府亦对《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定》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女方产假延长30天的规定。

相关措施能否解决晚婚问题?王广州对此分析说:“一些家庭政策会有利于结婚和生育,国际经验也表明外在的公共政策会产生一些效果,但根本问题不是外在干预就能够改变的,公共政策很难改变个人选择和偏好的变化趋势。”

王广州对记者表示,晚婚比例提升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近些年结婚成本上升太快。“离婚或不婚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如日本和韩国,目前一人户占家庭户数的比例都在20%以上。”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当晚婚甚至不婚现象越发普遍,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撰文表示根据大量人口数据分析发现,青年女性晚婚趋势与生育率下降密切相关,晚婚是理解生育率下降并达到极低水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据《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7。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曾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总和生育率将在1.8左右波动。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无法维持人口代际的基本平衡。

从2011年11月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1月全面放开二孩,为促进生育率,近几年政府层面的措施不断出台。2018年7月3日辽宁省发布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更是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只是,在此基础上,出生人口下降的局面依旧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在2012年至2017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六年下降,共减少了2400余万人。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经济观察网表示,“人口问题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亦将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历数出生率低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文章还建议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健全社会保障,尤其是切实降低年轻人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成本,来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