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科学怪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何在

朱嘉明2018-10-05 10:26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朱嘉明/文 1818年1月1日,《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问世,它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作者是年仅19岁的雪莱夫人,玛丽·雪莱(Mary Sheley,1797-1851),其中译本多取名《科学怪人》。在过去200年间,《弗兰肯斯坦》的影响经久不衰。

《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缘起与梗概

雪莱夫人的闺名是玛丽·葛德文(Mary Godwin)。按照世俗观点,她是不幸的:出生几周,母逝;共同生活六年,夫亡;三个孩子夭折。终其一生,她是雪莱遗孀。

人们好奇创作《弗兰肯斯坦》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

这首先要追溯到她的家庭:父亲葛德文(Wiliam Godwin,1756-1836)是位无政府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积极支持者,著有《政治正义论—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Mary Wolstonecraft,1759-1797),是女权运动思想先驱,著有《为妇女的权利辩护》。玛丽自幼得以见识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来到家里,与父亲一起高谈阔论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从而深受父母及其精英群体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影响。

其次是雪莱 (Percy Bysshe Shely,1792-1822),浪漫主义诗人,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十八岁进牛津大学,热爱科学。一年后,因撰写《论无神论的必然性》被学校开除。雪莱推崇空想社会主义,其诗作融合了浪漫主义和革命理念。

再有雪莱的朋友圈。玛丽因雪莱而卷入当时英国最年轻、最有激情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多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者,甚至与意大利革命组织“烧炭党”有过联系,同情西班牙革命。以代表作《唐璜》闻名于世的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便是雪莱朋友圈中的重要一员。他们关注人文、自然科学,讨论生命起源,对于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医学家、发明家、植物学家、生理学家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及其生命理论,自然也很关注。

天赋之外,这些都促使玛丽接受现代人文思想,学习科学知识,具有异于常人的眼界和思想力。《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成型于1816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湖南岸的一座别墅里,参加的人物包括拜伦、拜伦的医生波利多里、雪莱、以及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那年夏天阴冷多雨,北半球平均温度骤降3华氏度,夜晚寒冷。拜伦提议每人写一个鬼故事,玛丽讲出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又在雪莱的鼓励下,将其扩展成小说。

书中有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名门望族,立志探索外部物理世界和生命起源,甚至超自然的奥秘。他十七岁到德国大学求学,后成为科学家,并萌生制造同类的想法。他也确实创造出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生命体,然而最终,他与创造物在北极同归于尽。第二位是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生命体,被唤作“造物”、“怪物”、“恶魔”等。它是男性,相貌粗俗而丑陋,渴望融入社会,却难以被接纳,只能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尽管如此,他学会了使用火,自学英、法、德语,具备读书能力。他在短短几年的生命中,在美德与罪恶之间徘徊,在生存与死亡中挣扎,以自焚完结生命。第三位是罗伯特·沃尔顿,北极探险船船长。本书的故事通过他得以连接。

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第一部分(第1-9章),讲述弗兰肯斯坦的人生经历,特别描述他制造生命体的过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雷电使这个创造物睁开眼睛。那一刻,弗兰肯斯坦选择了逃离,陷入因怪物引发的恐惧与纠缠。第二部分(第10章到第17章)讲述人造生命体在过去一年多的遭遇,被冷漠、鄙视和遗弃;心理演变过程,美德和罪恶行为交叉。期间,这个人造生命体向弗兰肯斯坦提出为他制作异性同类的请求,以换取他远走南美洲和最终从世界上消失。第三部分(最后七章),弗兰克斯坦害怕他造出的生命体繁衍后代,给文明世界带来不堪后果。因而违背承诺,毁灭了成功在望的异性人造生命体。这引发怪物的精神崩溃,对弗兰肯斯坦施以剧烈的报复,导致弗兰肯斯坦父亲死亡,弗兰肯斯坦自身病亡,怪物自杀的震撼性悲剧结局。

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设计并非基于理性批判,而是出自雪莱夫人的情感,善良和同情;以书信和叙述相结合,穿插而行,将整个故事置于主人公亲眼所见的范围。

《弗兰肯斯坦》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

雪莱夫人出生时,英国正值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时期。美国独立和民主制度已经历了时间考验,乔治·华盛顿正式退休。在欧洲大陆的法国,拿破仑发动“果月政变”。直到雪莱夫人创作《弗兰肯斯坦》的1816年,西方世界仍然处于18世纪的惯性之中。18世纪曾被说成“理性时代”、“启蒙时代”、“批判时代”、“哲学世纪”等。人本主义和博爱主义处于主导地位,产生了休谟、康德、莱辛、狄德罗、伏尔泰等哲学家,还有博爱主义的代表人物歌德。

人类知识传播范围扩展,传播工具多样化,包括法国的百科全书和期刊,博物馆、研究院、大学等公共机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交织;现代科学的学科体系得以奠定;技术发明几乎在所有产业都有长足进展。

在《弗兰肯斯坦》故事诞生前一年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及法国革命时代,欧洲专制皇朝复辟。之后,英国探险家富兰克林(Sir John Franklin,1786-1847)多次进入北极地区。所以,雪莱夫人选择北极作为《弗兰肯斯坦》的重要场景。1831年,《弗兰肯斯坦》第三版问世时,欧美的工业体系已趋于完整;雪莱夫人去世前三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几个月后,万国工业博览会显示英国的工业和科技发展成就。雪莱夫人通过《弗兰肯斯坦》的角色,传达了她对自己所经历的19世纪的感受、体验和预期。

反观1818年的中国,处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虽有过“咸与维新”,还是“嘉道中衰”。禁锢之下的文化和思想精英,来自传教士的零星科学和技术知识,生存于诸多权力压迫下的女性,且不论识文断字者的匮乏,绝无产生《弗兰肯斯坦》的可能。

为什么《弗兰肯斯坦》200年来的影响经久不衰?

有统计称,以《弗兰肯斯坦》为背景的舞台剧迄今已有近百部,电影超过70余部。在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1位虚拟人物》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居第6位。正是《弗兰肯斯坦》所具有的得以不断深入诠释的张力,使读者以各自的视角反复挖掘,加以诠释,所涉及的主题相当宽广:

1.科幻小说的先驱。《弗兰肯斯坦》有科学和技术知识含量。早在1816年,雪莱夫人几乎是产生人造生命思想、考虑器官移植的绝无仅有的人物。她在已知与未知、幻想与现实之间搭了一座桥,区别于神话和奇幻,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先河;提出了在工业革命和进化革命的双重进程之初关于人类能力的全新设想;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让“人造生命”梦想成真。她也表达了对科学前途的忧虑,呼唤新时代的理性。所以,1973年,当代英国科幻作家奥尔迪斯(Bri-an W. Aldiss;1925-)在《十亿年的狂欢:科幻小说史》(Billion Year Spree: A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中,将科幻文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追溯到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

2.人造生命体的身份认同。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生命体与人类之间没有血缘纽带和“情感”沿袭,被视为异己“怪物”。而这个具有人的心智的生命体主动适应人类,学语言、说话、阅读、人类情感,甚至文明和道德。遗憾的是,他的努力失败了,唯有孤独、痛苦和绝望,最终是怨恨的积聚和喷发。这是整个悲剧的基本根源。200年前,雪莱夫人即揭示了“身份/认同”,这一人的生命意义前提,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

3.科学的“两重性”和科学家的“罪与罚”。弗兰肯斯坦是唯科学至上典型。作为科学家,他创造了人造生命体,触及了“罪与罚”的问题。玛丽笔下的弗兰肯斯坦,有着源于理性的傲慢,社会责任心缺失,任性而虚荣。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弗兰肯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呢?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曾指出:一种强烈和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一种对未知领域冒险的欲望,一种来自新奇事物的刺激力,以及实现个人胜利的目标。所谓的追求真理不过是借口。与雪莱夫人时代相比,今天科学高度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的持续革命,人类正在逼近“人造人”的奇点,包含超越人类希望发展的方向和底线的可能,造成因科学过度干预生命而出现的“弗兰肯斯坦综合症”(Frankenstein Syndrome)。倡导和警示科学家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及道德精神始终与科学与技术的发明和进步相伴随。

4.宗教和人性。在西方的传统宗教文化史中,对生命知识的渴求与实践,被认为是来自人类原罪的召唤。既是对神灵的亵渎,又是对上帝的僭越。雪莱夫人在《弗兰肯斯坦》中隐含了关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两重性:一方面,以弗兰肯斯坦作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家代表,不顾任何代价去追求知识,让专属上帝的绝对能力降临凡人,展现了新型科学家的自负理性;另一方面,在文字背后有对神、对人类创始者和造物者的敬畏之心。不得不承认,科学家无法摆脱人的自私、欲望和贪婪,很可能在“科学”的名义下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用智能凌虐压榨剥削其他生物。弗兰肯斯坦制造一个生命体的欲望到底值得肯定,还是值得否定?进而人是否有能力、有权力挑战上帝创造人的这种功能?雪莱夫人并没有回答。但是,《弗兰肯斯坦》的题词是《失乐园》中的一句:“造物主啊,我能请求您,从我的凡体泥胎,再给我造人吗?我能恳求您,从黑暗中拯救我吗?”以此表达人造生命体对创造者弗兰肯斯坦的诘问。

5.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产生于20世纪。但是,雪莱夫人对弗兰肯斯坦和“机器怪人”有精神层面的描述,超越了那个时代所谓哥特作品范式。故事中的弗兰肯斯坦和他创造的生命体,以及其他人物,几乎都是病人,精神分裂病人,表现为人格缺陷、心理疾病、性格扭曲、行为怪异、偏执、抑郁、被迫害心态。当所有的人都处于病态,特别是心理病态,就会导致沟通难度和误解迭加。《弗兰肯斯坦》中的死亡情节比比皆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人类存在所谓“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并派生出攻击、破坏和战争,表现为他的攻击性和残忍性,以及在强烈的死亡冲动而不能自拔时,选择死亡。正是“死亡本能”和“死亡冲动”,终结了《弗兰肯斯坦》。此外,《弗兰肯斯坦》也涉及“性”。机器怪人最后请求弗兰肯斯坦为他创造一个异性同类,其表层原因是寻求情感满足,背后是“性”渴望。可以说,对于异性的精神和生理需求无从满足的绝望,点燃了机器怪人走向极端的导火索。

6.女性主义反思。雪莱夫人笔下的四位女性形象各异:第一位,弗兰肯斯坦的母亲卡罗琳娜,温顺贤淑,“世上最善良的人”,属于欧洲主流社会“完美”的“房中天使”典型。但是,卡罗琳娜对于收养的伊丽莎白,却奉行双重标准,视其为“一份漂亮的礼物”,并以潜移默化方式将伊丽莎白改造为变相“童养媳”。第二位,伊丽莎白,形象妩媚而端庄,心地善良,性格刚毅,追求公正,酷爱诗歌和大自然。受卡罗琳娜影响,自觉作为弗兰肯斯坦“私物”,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身份或个性。第三位,莎菲,土耳其商人之女,其母曾沦为女奴的经历使她自幼反叛,敢于违抗父命,冲破语言、父权和社会的三重阻碍。第四位,贾丝汀,遭生母厌弃,被卡罗琳娜收为女仆,接受教育,成为恪守职责的仆人和“最感恩图报的小生命”,心甘情愿地充当男性主人的附庸。雪莱夫人继承了母亲的女性主义基因,借《弗兰肯斯坦》表达了她对自身所处社会的女性社会地位、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思考。

7.整体生态体主义。雪莱夫人以大自然作为“人造人”的场景,以“她”来称呼大自然。她认同大自然赋予人类灵感,救赎和净化人类心灵,是人类身体和精神的避难之所。人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需要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本书还展现了雪莱夫人对于人类伦理生态体系,特别是家庭体系的立场。随着科学进展,支撑人类繁衍家庭的结构被打破,可以产生没有母亲的后代。传统的人伦之爱被瓦解,母爱残缺,仇恨很容易滋长,最终吞噬人的良知和情感。

《弗兰肯斯坦》提出了一系列深刻问题:当人类决定和可以实现“人造人”时,是否意味着科学可以征服甚至驾驭自然、控制自然?如何处理科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如何对待异类生命体? 如何将被造的人吸纳到人类伦理生态体系之中?如何构建人与“人造人”之间的情感基础,实现精神生态的和谐?雪莱夫人隐含着对科学超越自然生态的科学中心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忧虑。回答这些问题,何其难也,200年了人们还在寻求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科学进步绝不意味着可以丧失对自然和生态的敬畏,要想避免毁灭,需要实现整体生态体主义意义上的救赎。

8.浪漫主义和怪诞审美。为什么雪莱夫人将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物”设计成丑恶和恐怖的样子,而不是一位翩翩少年?除了看得见的原因:符合恐怖故事,让弗兰肯斯坦和其他人排斥“他”顺理成章,形成与其内心世界的反差等,如果做更深入的探讨,则可以看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所形成的浪漫主义审美观对雪莱夫人创作的影响。浪漫主义引发了审美模式的革命,一大批怪诞和丑陋形象诞生,他们内心世界复杂矛盾,性格乖张多变,集真善美假恶丑于一身。美与丑之间不复存在清晰边界。怪诞成为真实世界和人类的常态,丑甚至成为现代西方艺术的一个潮流。《弗兰肯斯坦》开创了丑和怪在科幻小说中的中心地位。

9.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角。对于雪莱夫人,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及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并非久远。弗兰肯斯坦和沃尔顿是被赋予特定的理想主义的代表。弗兰肯斯坦要探求生命奥秘,沃尔顿要探索人迹罕至的极地奥秘,俩人都渴望在自己的领域实现创造性贡献。只是,弗兰肯斯坦更为执着和激进。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最终受制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雪莱夫人的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流露了作者对科学主义和激进思想的失望,对卷入悲剧的各个方面的深深同情。全书故事的悲剧结局就是激进主义所支付的总成本。

在《弗兰肯斯坦》中,可以看到雪莱夫人通过人造生命体的不公正遭遇,展示阶级和阶层差别,人与人的不平等,穷苦大众,宗教压迫,甚至政治镇压。所以,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将《弗兰肯斯坦》的主题说成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人造生命体代表被压迫阶级,他与制造他的主人的对立,是阶级对立,不可调和。

《弗兰肯斯坦》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何在?

雪莱夫人第一次宣示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制造出有别于传统人类孕育模式的“另类人”。只是,它属于孤立事件和个人行为。被制造的生命体没能繁衍后代,仅仅是一个活动于非都市地区,甚至荒凉北极的生命体。如今,“人造人”已经不可逆转。在过去200年间,《弗兰肯斯坦》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多领域维系着持续和深刻的影响,本文挑选6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加以呈现。

1.“Robot”的机器人模式。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apek,1890-1938)编写的《罗梭的万能 工 人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R.U.R.)科幻舞台剧出版。其时,捷克是东欧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1921年,该剧首演,轰动一时,被译成30种语言。因为《罗梭的万能工人》,Robot成为机器人的代名词。与《弗兰肯斯坦》相比,在“人造人”方面,它有如下变化:外表和人类无异,制造的原材料是有机合成物,近似于赛博格和复制人,被称为“机器人”;“机器人”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有自己的领袖;在对人类怀有敌意的机器人带头下,“机器人”从乐意与人类合作演变为对抗,甚至导致人类灭亡;而“机器人”与人类冲突的地点起始于工厂。

2.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在《转圈圈》(Runaround,即《我,机械人》(I,Robots)的一个短篇)中,第一次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除非违背第一定律,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三定律,除非违背第一或第二定律,否则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此时此刻,机器人尚不存在。人们普遍认为“机器人三定律”不过是小说家幻想,属于“虚构学说”。但是,它却成为自己作品中机器人的行为准则。之后,阿西莫夫提出“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构成“基地系列”(The Foundation Series)的“硬科学”基础,预测银河帝国命运和人类未来。1985年,阿西莫夫在《机器人与帝国》中,将“机器人三定律”扩张为“机器人四定律”。阿西莫夫是“弗兰肯斯坦情结(Frankenstein Complex)”概念的提出者,他的“机器人三定律”很可能是受《弗兰肯斯坦》启发而得。

3.福柯的 “人之死”。“人之死”(death of men)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事物的秩序》(《词与物》)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福柯看来,直到18世纪末期至整个19世纪,所谓“人”的概念进入知识学科,“人”逐渐成为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对象。人是知识的客体,认知的主体。若将19世纪的知识进化过程理解为“人的诞生”过程,“人之死”则指的是19世纪以后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死亡。人们一般认为,“人之死”受尼采“上帝已死”的影响。而有研究者发现,《弗兰肯斯坦》中包含着福柯“人之死”的痕迹:弗兰肯斯坦制造的生命体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对上帝的挑战,看到尼采“上帝之死”的影子,也意味着对基于人文主义的“人”的挑战,看到福柯“人之死”的逻辑。

4.哈洛威的《赛伯格宣言》。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1944- ),两次提出“赛博格宣言”。第一次是1985年:《赛伯格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及女性主义》;第二次是1991年:《赛伯格宣言:二十世纪末期的科学、技术及女性主义》。哈洛威因此而成为二十世纪末期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赛伯格”概念介于有机体与机器之间,是尚未存在和具有可能性的通过现代科学创造出来的人机复合体。时至今日,赛伯格属于虚构的和没有性别的怪物。但是,哈洛威不仅相信赛伯格终究成为现实,还希望通过赛伯格概念颠覆和超越关于人的心智和身体,男人和女人,人类和动物,有机体和机器,公共和私人,自然和文化以及传统认知系统。哈洛威主张赛伯格理念关系地球的人类存亡。从《弗兰肯斯坦》表现的19世纪初的“女性主义”意识到哈洛威20世纪“赛博格宣言”代表的“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关联,亦即对现存“人”本位,二元对立的逻辑范式和父权制的人类社会秩序的挑战和批判。

5.福山的《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200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福山这样定义人性:人类典型行为与特征的总和,源于遗传而非环境因素。福山关注“基因工程革命”,因为传统的体细胞疗法只能改变体细胞的DNA,只能影响个人,但是,“基因工程”可以定做婴儿,影响千百万人的选择,传导后代,产生人口级的影响,最终变更人性能力,传统标准的人类消亡。福山在21世纪初提出的问题是深刻和及时的。人们对新兴的科学和技术抱持憧憬,但是,因为人在控制上的无能,很可能付出人性浩劫的代价。所以,福山主张要保护人性及人权统一性或连贯性,保护人类完整的、演化而成的复杂本性,对抗自我修正的企图,避免“人性浩劫”。对此,雪莱夫人在弗兰肯斯坦中也埋下了伏笔。

6.人工智能的突破和 “后人类社会”来临。人工智能进展的重要体现是创造具有智能的“机器人”,拥有学习、思维、语言、行为、社交,甚至创造能力。人工智能科学派生出了“机器人学”,探讨机器人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将和他们创造的人,包括机器人,基于改造的人,以及有超能力的人和平共处。这就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与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所讨论的未来世界。2004年2月25日,日本福山县召开的机器人会议通过《机器人宣言》,其中就有要善待机器人,机器人具备和人平等的权利。然而这里有一个悖论:人类不是机器人,有什么权力来规定机器人所要遵守的规则;机器人不是人类,为什么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制度和规则?

结语:现代普罗米修斯的隐喻

如果追溯雪莱夫人用“现代普罗米修斯”作为《弗兰肯斯坦》副标题的原因,不乏雪莱的影响。雪莱和拜伦都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包括普罗米修斯的崇拜者。1819年,雪莱完成《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剧。他通过普罗米修斯受尽三千年苦难折磨而信心未泯,终于获救,以及宙斯儿子冥王推翻父亲统治的故事,告诉人们残暴酷虐统治本身必会招致自身的毁灭,光明终究会替代黑暗,美好战胜罪恶,要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雪莱夫人通过《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所要传达的是:不论弗兰肯斯坦有过多少过失和失败,在精神世界有过怎样的矛盾和挣扎,依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其背后是生命、信仰、永生和死亡的关系。弗兰肯斯坦的遗言体现了普罗米修斯精神:“我所失败的未来可能会由别人完成”。

200年前,雪莱夫人集知识、思想、历史感、艺术敏感和文学表达能力于一身,通过《弗兰肯斯坦》,触动了宗教、科学和人性的深层关系,提出了现代人类状态是否是人类的终极状态这样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折射了雪莱夫人的理想、梦想、科学观念,以及对生命的革命性思考。雪莱夫人当年签写的名言“For I am fearless, and therefore powerful”(我不恐惧,因而有力量),在200年后的今天,仍然支撑着这本科幻小说的生命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