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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琮/文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高度共识。《经济观察报》秉此宗旨，不久前举办了名曰“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变法之道”的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科技界乃至官产学各方的讨论热点，相关的文章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促进的法律法规、文件政策亦不计其数，足见其得到高度重视，亦折射出推进之难。

现有的报道除推出若干新词汇外，所提问题和应对之策并无太多新意。笔者以为与其纠结于“成果转化”技术细节的反复推敲，不如从技术创新和经济理论更广阔的视角，追根溯源寻求治本之道。

“成果”泡沫从何而来

严格来说，“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并不确，“技术成果转化”方为正名。

科学不同于技术，其根本宗旨本不在功利，技术进步虽多以科学理论和发现为源头，但多数情况科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应用。“成果”的称谓更欠严谨，成果者，成熟的果实之谓也，只有实现产业化取得市场成功的技术，方才实至名归。会议所关注的未能转化之“成果”，只是研发的半成品或阶段性结果，言“成”为时尚早。

而“成果转化难”之所以呼声颇高，也和对“成果”的错觉有关，误以为高校和研究院所收获“成果”甚丰，却“藏在闺中无人识”亟待“转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数量不菲未能转化的技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在技术上确有创新和突破，产业化及市场前景也不错，应当在现有研发基础上，以产业化为目标继续开发。在技术开发领域有个著名的“拇指定律”，即前期的试验研究只是五个指头中的一个，或者说只是迈出了“最初一公里”，后续的产业化开发才是路漫漫其修远。由于前后两段研发任务分隔、主体易位且利益攸关，对两者的难易程度和贡献权重，历来见仁见智，也往往成为“转化”难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是技术本身虽有突破，但要么是小试验放大后出现问题难以解决；要么是工程化所需装备等资源缺乏现实支撑；还可能是产业化生产线虽有望建成，但缺乏有效市场需求或不能盈利，总之“转化”尚不可行。

十多年前，中科院某领导和笔者谈及转化，称该院亦有不少项目技术上虽有建树，但由于对工程建设、经济核算和市场需求缺乏了解，在最初一公里处即误判方向选错路线，成果只能束之高阁令人惋惜。

等而下之的最后一类，是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成果”。和垃圾论文和专利一样，追求数量必然制造大量垃圾成果，尤其是成果关乎经费、职称和考核，更易催生泡沫。目前，科技和教育界学术生态不容乐观，即使是得到国家科技奖的项目，名不副实者亦非孤例。号称“成果”的项目虽林林总总，但未必都有转化的价值和可能，转化的真实需求远没有想象的大。

成果转化难实为“交易难”

“转化难”也需要深入剖析。纵观世界技术发明史，上述第一类项目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来不乏追求者。后续的产业化开发，虽功业浩繁也并非难中之最。

坊间抱怨的“转化难”，其实是指双方为如何转化达成合约难，亦即对半成品成果进行交易难。就经济学属性而言，有待转化的成果，和已完成产业化开发可直接应用的成果一样，同属在技术市场上交易的特殊商品，不过前者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属于技术交易和转让中最为复杂困难的类别。

半成品成果的交易合约，其内容和形式或许多种多样，但都绕不开对原开发方或有知识产权的让渡和重构，以及约定开发全程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包括后续开发的投入和新增知识产权的归属。

双方对此每自视甚高难达一致，亦在情理之中，所以才有了报道组文章的标题之问：技术的价值，谁最懂？

既然“成果转化”实则广义的技术商品交易，答案自然是在商品交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买卖双方各自算账直接交流、相互谈判达成协议，最合理最公平最权威。

评价科学研究成果，同行评议固然被广泛认可并行之有效，但鉴于技术半成品的特殊性，以及评估方知识能力的局限和权责不对等，加上可能涉及太多的技术秘密和商业利益，多数产业技术的价值，通过评估或第三方定价，不但难以准确公平，还极易滋生寻租投机。

除了技术价值“定价难”外，公平有效的技术交易还难在法治保障。

首先，难在知识产权保护远未完善，笔者团队获国家发明奖的项目取得专利保护后，仿冒者仍明目张胆却投诉无门，担心知识产权在“转化”中被窃取或流失，是技术交易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和研发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未臻完善，存在成果产权难以界定的风险。近年多起项目负责人涉嫌侵占研发资金案发，诉讼中虽各执一词却皆有理有据，暴露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解释并不严谨甚至相互抵牾，亟待系统梳理并予以完善。

最后是司法部门对技术研发和交易、技术人员对商业和法律的相关知识还相当欠缺，特别是某些技术专家缺乏自知之明，对商业和法律知识疏于学习和求助，倘无服务机构帮助指导，难免铸成大错令人惋惜。可借鉴斯坦福等大学成功经验，兴办技术转化服务，把被劣质项目套取的研发资金，转用于技术交易的商业和法律服务。

所谓“转化难”实则“交易难”，技术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远难于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交易。盖因技术交易、特别是有待转化的“成果”交易，标的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交易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相关方的责权利难以事先加以清晰描述和规范，制度经济学称之为存在昂贵的交易费用。

科斯在对交易费用的分析中指出，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可以选择make　or　buy,即自己制造或从市场购买，分别对应于科层交易和市场交易，企业的边界恰在两者之间。

科斯理论同样适用于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的模式是将技术研发分为两段，前段开发的半成品通过市场交易进入后段产业化开发。既然如前所述市场交易有时交易费用昂贵，人们自然会想到以科层交易取而代之，即在同一企业内完成开发全过程，此模式又可分为两类：即技术研发方自身兴办企业延续产业化开发，或现有企业作为研发主体在内部完成全过程。

前者适合技术领域比较单一，开发链条不长周期较短，所需资金和资源有限，多分布于轻资产类和新兴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技术研发方自办企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无论数量和水平、规模和效益均已十分可观。

不过真正能成就国际一流企业、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体现国家技术实力的技术研发，还是要依靠后者，即让现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技术先进国家研发模式的主流，也是奠定其技术强国地位之根本，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系前攀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