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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车轮下的良心

江汀2018-12-03 13:27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一个人要不被车轮压死,需要多大的运气啊,我真感到惊诧!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

这是布莱希特在剧作《四川好人》中发出的感慨。另一位处于困境之中的读者,自然会深刻地记住这样的句子。确实,一个正直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早或晚地会遇上自己的道德焦虑。突如其来的思想和一定数量的朋友,也许并不重要,总会有那样的时刻,你将在镜中,确认自己心脏的位置。无论以何种方式,一个人总是会向前走下去。

可以想象到,同样地,写作也是某种纾解的方式。那样的焦虑,必定事先存在于写作者的经验之中。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这也是建立关系的时刻。作为一位经典作家,这是布莱希特初次向我呈现的情境。

对我来说,布莱希特实在是一位特别的作家。读到《四川好人》,正是在自己广泛阅读外国文学的时期。布莱希特的剧作译本,是不可被绕过的文学经典,我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作品中,另一部使我不得不回想的是《伽利略传》,“从黑暗中走出理性,它一天都守卫在大门前”。

而我第一次记住他的诗作,是在汉娜·阿伦特的评论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译者是王凌云、谭毅。在关于布莱希特的那篇文章中,阿伦特引用了这一句:“不再顾念他的整个青春,但唯独不包括梦幻;/长久地遗忘着屋顶,却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屋顶上的天空,保有澄澈的蓝色,它仿佛只在人们沉睡时才显现。“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正是阿伦特从布莱希特诗作中摘引出来的。

再一次被布莱希特触动,是在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译者是绿原:

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

在一条落雨的村路上

黄昏时分我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鞠躬示意,求我们带他一程。

我们有房屋,我们有空间,我们把车开过去

我们听见我悻悻地说道:不

我们不能带任何人。

我们走了很远,也许有一天的行程

这时我忽然吃惊于我的这个声音

我的这个言行和这

整个世界。

这种惊讶,也传递给了我们读者,带着一种曾经发生过的隐痛。我想起一幅外国画家的作品,在临近海边的一片田野里,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前行,他的身后跟随一个透明的鬼魂,它有一只骷髅头。也许我可以复述出那样的场景,但很难传达出同样的情绪。

诗人批评家张定浩曾经谈论过布莱希特诗歌在汉语中的处境,他的感慨是,从德语直接译出的诗作,反而不如从英文转译的更好。当然,这也是因为那时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布莱希特的诗集,我们也无从了解诗人的整体轮廓。现在,经过等待之后,一本相对完整的布莱希特诗选终于得以出版了,译者是黄灿然。

整本诗集按照时间顺序编选,将布莱希特的诗人生涯分成了七个时期。我在灯光下摊开这本黄色的诗集,从中寻找自己所需的事物。首先,我查阅了那首“屋顶之上的天空”,还有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果然,这两首作品都选入了书中,并且标注了写作日期,前一首写于1917年,后一首写于1937年。而黄灿然先生的译文有所不同,这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接着找到的,正是《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惊讶。“但这一切,哪怕是最熟悉的部分,/我都使它们产生惊愕。/一位母亲给孩子哺乳,/我描述得难以置信。/一个看门人把一个冻僵的人拒之门外/我表现得闻所未闻。”这是1935年的《剧作家之歌》。布莱希特用短短几句话,勾勒出这种“惊愕”、“漠然”、“怜悯”交织的情绪,也重复展示了《四川好人》中的两极处境。而这种简明、清晰、线条式的诗歌语言,正是他所擅长的。

似乎布莱希特,正属于席勒所说的“天真的”诗人,或者用另一种译法来说,是“素朴的”诗人。他的简练、他的箴言体、他的社会实践和写作文本混合起来的一种综合形象,都使得他与另一类“感伤的”写作者完全不同。黄灿然在译序中引用了乔治·斯坦纳的评论:“对他(布莱希特)来说诗歌几乎是一种日常探访和呼吸”。与席勒的二分法类似,布莱希特自己也做出了差不多的判断,他认为,歌德之后的德国诗歌存在着两大阵营,“主教式的和渎神的”;显然,格奥尔格和里尔克属于前者,而布莱希特当然将自己置于后者。

“过于敏感的良心,若不被伟大的活动力保持平衡,是会造成忧郁的人的。”这是歌德对艾克曼道出的一句箴言,也许恰好能够用来比较布莱希特的境况。还是在阅读《四川好人》之前,我就曾在诺贝尔奖作家卡内蒂的自传中领略了布莱希特的形象。卡内蒂眼中的布莱希特,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写作者,“以各种方式让人觉察出他对‘高尚的’道德思想的蔑视”,“他取舍的东西必须立刻为他所用,这些都是他的原材料,他利用它们不停地生产着……他是一个一直在制造东西的人”。“原材料”和“生产”的说法,确实也贴合了斯坦纳所说的“日常探访和呼吸”;但至于“对道德思想的蔑视”,显然,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是布莱希特为自己套上的一层外衣,正如青年卡内蒂看到的那“一身无产者装束”。这身装束,正好可以用来象征布莱希特持续一生的“活动力”。

在同一个时期,布莱希特与好友本雅明都被左翼思想吸引,但两人作为诗人的呈现方式又完全不同,本雅明看起来确实是过于忧郁了。译序中引用道,“布莱希特一开始就使自己与流浪汉式的局外人维庸的‘尘世’诗歌为伴,而不是与他所见的德语传统中的放纵和深奥为伍”。在整本诗集中,布莱希特确实没有把诗当成“艺术”,而是当成“工具”——也许早期名作《回忆玛丽·安》除外。

诗集中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两首晚期诗歌。一首是 1944年的《我,幸存者》:“我当然知道:这么多朋友死去/而我幸存下来纯属运气。但昨夜在梦中/我听见那些朋友说到我:‘适者生存。’/于是我恨自己。”另一首是1953年的《难受的早晨》:“那棵银白杨,本地著名的美人,/今天是一个丑老太婆。那个湖/是一口洗碗水的臭坑,别碰!/金鱼藻中那些倒挂金钟廉价又艳俗。/为什么?/昨晚在梦中我看见一些手指指着我,像指着一个麻风病人。指节受劳受损,/破碎。//你们不了解!我尖叫,/良心受谴责。”

这两首诗,都是布莱希特记下的自己梦中的尖锐自省。同样地,这也使人想到阿伦特在评论文章中提到的布莱希特的诗学悲剧,而她也确实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这两首诗。阿伦特认为,当布莱希特为斯大林写出颂诗,他也就受到了丧失才能的惩罚。但她同时也同意《致后代》的著名结尾,请人们不要对他审判得过于严厉。阿伦特虽然批评布莱希特的政治实践,但也首先懂得他的“流泪谷中的黑暗,和巨大的冷漠”。

这本诗集恰好没有收录阿伦特提到的那部分政治性诗作。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布莱希特选集》中,收录的诗歌主要就是这种类型。它们可以在同样是近期出版的冯至译作《德语七人诗选》中找到。对照这两部分作品,读者可以看到,写口号式诗歌的布莱希特,确实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光泽。这也使我想到,在冯至先生自己的诗歌全集中,五六十年代的诗作同样显得苍白、空洞。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是同一种悲剧。

回到阿伦特文章的结尾,她总结道,“在20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而我也又一次想到开头引用的《四川好人》,做一位诗人,同样也是需要极大运气的事情,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诗人布莱希特,最后留下了怎样的面部模型呢?我们暂且读完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它写于他去世的1956年,可称是遗嘱式的作品:“我总是想:最简单的话/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如果你不挺身捍卫自己你就会倒下去/这你肯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