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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的低音

谭徐锋2019-01-27 02:17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谭徐锋/文

2018年,整个世界可谓风雨飘摇,出版业似乎也乏善可陈,尽管出版物的数量其实非常众多。历史出版,在这一年度,似乎反而有较多可圈可点之处,或许未来辗转来看,今年的历史出版领域会值得铭记。

政治史的生机

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也是永恒之事。政治史的核心,可能永远绕不开最高统治者,比如现代欧洲之前的国王与古代中国的皇帝。今年政治史方面涌现了不少力作,让人应接不暇。

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一书,学界期待已久,终于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推出中译本。该书重点关注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

作者以整体史的思路,对社会的仪式、图像、手势与民众反响进行了深度研究,布洛赫曾经自嘲“我是在进行一种旁门左道的研究吗?”他为此付出了超人的劳作,更是专门修习了医学等知识,作为一项心态史研究,本书创立了新高度,以至于年鉴学派后辈并无有多少人可以逾越。卡洛·金兹堡在此书意大利文版序言盛赞布洛赫开启了一种新思路,对于史学以外的学科也很有启示,“使用极为芜杂的文献,如神学、医学、法学方面的著作,政论、行政文书、民俗学报告、绘画、版画、编年史、史诗,来重构一个统一的历史问题;所用材料之广博,不禁令人想到瓦尔堡与他的后继者们也是在那些年间所开展的研究”,这些丰富的维度,至今依然精彩绝伦。

当然正如作者自我定位的:“在本质上是为欧洲政治史贡献一份力量——我指的是宽泛且真实意义上的欧洲政治史。”“帝国、王室,这些显赫的词语在人们灵魂中产生了怎样的回响?”本书就是作者最好的回答,也值得中国史学者予以解答,因为皇帝与皇权在中国古代史上如影随形,层层堆累,形成了深厚的历史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在广阔的中国史领域,正所谓方兴未艾。

侯旭东教授《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似乎就呼应了布洛赫的主张,认为,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为此,作者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该书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对于日常统治进行了深度探索,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以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

这一研究一反思“中国古代专制说”为契机,但并非为此进行辩驳,而是着眼于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将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引入皇权统治研究,也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却弥足珍贵,相信后来者会越发受益于这一突破。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此前在学界研究还很不够,这一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是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对此有所反思,尽管关注的是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他力求从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新出石刻资料与传世文献兼顾,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对于中晚唐时期的皇权、藩镇与个体命运进行了足够细腻的解读。正如陈尚君教授所言,作者“对于新发现唐代文献之全面细密的把握,并在利用这些文献发现问题、探求传统史学无力解决的历史重大事件真相等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在当下不少八零后史学者身上有了可喜的变化。

伊佩霞《宋徽宗》一书积累了多年,并非仅仅研究皇帝,但是却给了这位亡国之主以浓重的笔墨,这位艺术天才统治时期,宋朝达到了文化上的鼎盛时期,甚至是中国古代史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作者抛开了此前史学界对宋徽宗的道德指责,将其还原为一个人,对其生活史进行了重建,“力图从徽宗的角度去观察他的世界,以求对其活动有所理解;并且尝试在世界君主制度的范畴内,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皇帝,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讲述徽宗的故事”(邓小南教授推荐语)。作者的整体布局颇有巧思,对于宋史的关照也很深入,这一写法,使得我们观察古代政治大人物有了更多元的角度。

政治史的多重透视,提供的不仅仅是皇帝的新说与故事,更重要的是揭示其中各种权力的交相为用,以及那些沉默的群体,以及看似微不足道的声音,随着权力结构的松动与史学研究者的努力,那些音符无疑将不断跳动,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多声部之一。

这一时空与声线的描摹,难度不可谓不高,然而其中的挑战与趣味却值得年轻一代历史学人投袂而起,相信不久会掀起政治史研究的新潮流。

文化史交错生辉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的新作《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重塑了俄罗斯文化深刻复杂的多重面向,展现了上层欧洲文化与底层农民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分歧和互动,以及这一因素如何对19世纪以降的民族意识和文学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者从芭蕾、绘画、诗歌、戏剧、音乐,以及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展现俄罗斯文化的情感结构,以及面对外力冲击,俄国人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如何的动荡。

相对于他有争议的《耳语者》,费吉斯此书为我们研究文化史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如何利用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进而跳出考证的旧圈子,这是新一代文化史研究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独有偶,王东杰《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就呈现出文化史研究的新风貌。作者有思想史的深厚训练,对于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也好不陌生,但又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紧跟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路子。为此,他截取了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等命题,对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演进提出了新思考。

这一尝试,让我们对于文化史的可能路径有了更多期待,如何在新文化史与旧文化史之间找到新路,可能需要重巡历史时空,改变论题与论域,因为论题转换,原本丰富而开放的历史文献就会无形中更为宽广,话题与思路的灵活运用,这样才能激发活力,进而在继承中有所创见,感受学问之幸福的滋味(王东杰语)。国外新文化史最近变化也很剧烈,如何有所守而出之新,避免邯郸学步,颇堪玩味。

这里既需要思想史的厚度,又需要新文化史以及社会科学的启发,其中虽然有不小的挑战,但近世以来巨量级的文献无疑堪称富矿,端看有心人如何采撷与耕耘。

重要文献的海量涌动

近三十年,有不少饱学之士,经过多年沉潜,不仅推出了精彩的学术著作,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业绩。这在当下尽管很难纳入所谓的学术评价体系,取得一些科研绩效,但却是扎扎实实的基础积累,便捷了无数学人的使用,更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影响之巨大,可能罕有其匹,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此前一直没有一部较为精善的全集,研究者很多只好因陋就简,所谓的文本校勘工作一直处于较为缓慢的地步。著名学者、无锡国专硕果仅存的学生汤志钧先生耗费了数十年心血,与其公子汤仁泽一道,整理出版了二十卷的《梁启超全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的一种。编者上群碧落下黄泉,费心搜求梁启超的各种已刊未刊著述,最终全集1500万字,煌煌巨制,可谓梁启超研究的功臣。其中收罗较为全面的是梁启超书信与集外文,这些论著的集中呈现,注定会重写晚清民国史,有待会心人一一梳理。

另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郑天挺先生的西南联大日记,郑先生长期求学、执教于北京大学。抗战爆发,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在明清史领域贡献卓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至1946年7月14日,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起止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

郑先生既是著名学者,更是学术管理者,长期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在那一关山度如飞的烽火岁月,维系着西南联大的弦歌不绝。这里面,既有他个人的生活、家庭与学术创见,更有大学内部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以及与陪都、云南各界的互动与冲突,还有不少民间疾苦、社会百态的一手素材,比如当地物价、薪资、补贴等的长期记录。

这部日记细密,但又好不琐碎,里面更是透视出国难时期形形色色人物的多种情态,更表彰了士人风骨,西南联大群像如此真实而深入地呈现于世人面前,真是拜郑先生所赐。

同样是描述那段困难岁月,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则从湖湘、秦陇的角度,以读书笔记的形式,留下了其学习探索的宝贵记录,也包含了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地的教学、研究、学术交往情形,以及家庭生活、社会状况、经济发展与物价消长。这一段时光,作为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张舜徽先生读大书如克名城,每日读书不辍,日记一丝不苟,以毛笔小楷认真记录了生活日常与学术思考,后人展读其日记,不仅可以激发学术的敬畏之心,更可以探得学术门径与读书之法。

张先生的日记曾经长期记录,可惜后面多散失,当湖南图书馆将辛苦搜寻到的部分手稿交给老先生时,他选择的是捐献给湖南图书馆,并将自己的手稿与藏书也一并捐出,其中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胸襟,让人感动,更为后人留下典则。

类似的日记、书信今年还出版了不少,尤其凤凰出版社下了绝大力气,推出了如《袁昶日记》《额勒和布日记》《吉城日记》《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等珍贵史料,经过专业研究者的悉心整理校勘,为学术界、文化界深入了解晚清民国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其中不少此前很难见到,如今刊布于世,为不那么有趣的出版行当增加了几许亮色。

当然,珠玉在前,如何调制出高妙的学术佳肴,实在也是考验学者智力与定力的门槛。“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幼年曾如此追问。布洛赫以为,“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一个曾经投身一战战场的史学大师的观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风云激荡中,他对历史抱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历史的魅力,端在于体味那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苍凉,在前尘往事的回眸中,品味那些高低不一的音符不断跌宕起伏。唯有那一组沉郁的低音,低沉而有力,在人心里躁动不安,又时远时近地让你不畏浮云遮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