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的“早春二月”

李冬君2019-07-01 15:48

【文化好东西】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乡愁,总是游离于精神与肉体的不确定中,于是,哲学为人类描绘了一个终极家园,以一种精神回归自我与内心的方式,让乡愁不再失所。

还有一种乡愁,是哲学无法给定的,它散发着泥土的厚味,却驻扎在情感深处,那是一种深深眷恋于故土的思乡情怀,一种很个人化的具体记忆,孕育于故乡水土,与你与生俱来,那是一种带有母亲味道的乡愁,是故乡的水土给定的。即使你远在天边,终老无回,那记忆也会如影随形追随你左右,与你耳鬓厮磨一生。

有人说,谁的故乡不沦陷?说的是哲学无法给定的第二种乡愁。机缘巧合,怀着这种乡愁,我偶遇了宁波慈城,这座始于唐代的龟型格局的古县城,让我看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文艺复兴定力。

美少年的城西往事

《二月》是柔石在慈城时完成的一部小说。1924年春天,柔石经妻舅吴文钦介绍,由宁海来到慈城普迪小学教书。想必是冬天的萧索在冻结生机自由的同时,也在竭力枯干诗人的思想,使他在丧失自我质疑以及自我诘问的思考力之前,匆匆离别了慈城。

至于他们走向哪里?人生是落寞还是辉煌?小镇似乎并不太在意,但他们来时带来的新鲜气息,却缓缓地流进小镇的岁月里,依依不舍于泛黄的陈年往事,徘徊在街巷,保守着不变的民国格调。

1963年著名导演谢铁骊根据柔石《二月》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故事的主人公萧涧秋、陶兰,以及没有任何镜头的李志豪等,故事那么简洁单纯,如柔石的青春,如二月的慈城古镇。自“共和政治”以来,12年的民国气象所孕育的江南小镇,新精神的美学意象与大上海不同,与京城更不同,必是干净、淳朴、新鲜的简洁依托着小镇的古雅。政治必有审美的拯救,才能给赤裸的功利穿上理想的衣衫,那不是政治口号式的泡沫运动,而是以美学的悲悯,为新旧交替中的幻灭,精心编织的终极家园,是在肯定个体自我的内在性追求中,使精神有还乡之感。慈城的早春因此而生气勃勃,虽然飘着雪花,结着严霜,却并不惨淡。

萧涧秋一来就下雪了,雪花是白的、围脖是白的。窗外的干枝梅是虬枝上朵朵花雪难分的白,玻璃窗帘和玻璃门帘是半帘的纱白;长衫则是蓝士林土布,半遮脚上的黑皮鞋。

就这样,青白两色衬着早春的色调,不紧不慢,在小镇期待着桃红柳绿的受谢。但故事的情绪是沉郁的,柔石给予导演谢铁骊的色彩灵感是单纯清白的,因此,春夏的繁复因思想的裁剪,便顺理成章地混进小镇的人情世故里,当象征自由理想的爱情尘埃落定时,已是下个青白季节了,一个身着青衫的美少年,一名青短裙白纱巾的美少女,留给慈城东门那座石阶小桥上的身影,暗示了民国时代理想主义的主题色调。

乡居的色调,在中国江南皆为青白。蓝天白云下,绿山清水间,除却青白,其余色彩都难以言喻。青白有自己的无色主张,它具备独立的表现力,即便在色彩缤纷中,也会沉静一方。像天空与水,那是一种包容的色,让人一眼就看透本质的色,虽不敢赞天地之化育,却在参与四季的流转中,将自己退隐为承载一切的美丽底色。

青白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尚之色,它与江南的黛瓦白墙抑或山水笔墨有着一样的色质,有着一样的励志寓意——所谓淡泊明志、清白为家。除却青白两色,宣谕着老宅恪守青白为家的祖训,其余无论煊赫与小康皆内敛于门里,表白着以节俭诚信兼善乡村的教化功德,这样的青白之志,就像青花瓷那样简洁纯朴,是中国乡村建筑的礼制叙事。

这一充满乡土味儿的伦理色泽,在民国时代是慈城人的阳春白雪,他们在青白之间,提纯了具有美学意味的新精神,以充满书卷气的清新、婉约和雅致,赋予了小镇革命后的审美气质,普世为那个时代良善美好的理想格调。

萧涧秋站在讲台上,从长衫的右襟上方抽出一支钢笔的细节,瞬间闪亮了普迪小学。一个民国美少年的象征,站在那些接受免学费和免书本费的平民孩子面前,平实可亲、淡定儒雅的做派,将会给平民少年们的心态带来怎样的美玉般的美育?怎样的精神自信?孩子们给先生的鞠躬,是一个民族在向一百多年来中西合璧所孕育的民国美少年的姿态敬礼。

这一代水晶般的美少年,他们生逢那个诞生美少年的时代,是一群“崭新的自我”。看看那时的美少年便知,正如任公先生所说“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他们从新的历史地平线上横空出世,毫不吝惜地挥发着一身的青春朝气,擎着他们的理想主义,带着生命初始的冲动奔向未来。这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之幸,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视野观看《早春二月》。

古镇慈城曾经贡献了这样一名美少年,在早春二月的时光里,共和国的革命战士李志豪在广州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萧涧秋在照顾他留下的一双儿女和妻子时,那坦荡无私的勇敢行为,比白玉还白,比阳光还明亮,这大概就是成长于民国时代的美少年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上有着士人之风骨,西化之风流,丰沛之传统,独立之人格,这一切,造就了美少年的自由英姿,成就了新型精神贵族的格调。

这一美少年的民国范儿,给民国女子沁骨入髓的印象,才有了女主角陶岚的不放弃。细雨绵绵中的油纸伞下,是对真理的惆怅与迷茫;桃花柳荫下,是细语着甜蜜的爱恋;古宅里的钢琴之夜,是精神碰撞的今宵别梦寒。这对美少年爱侣在早春二月的诗意中,为古镇慈城镶嵌了一朵民国乡愁之花,敦促我们在发黄的胶片上,去搜索一息尚存的小镇记忆。

这里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里有“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柔石苦闷时,也常常到慈湖或城西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慈城献出了李志豪,迎来了萧涧秋,又送走了柔石。它对美少年千叮万嘱,“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这里不就是美少年歇脚的温情小镇吗?可1931年柔石死于主义的“巴别塔”,一位29岁的民国美少年,身中国民党执政党的十发子弹。大先生鲁迅闻此噩耗,震惊愤怒,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悲痛道: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柔石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看到大师李叔同写于1941年的《送别》歌词,但这首《送别》,的确如那首宋人王观写的《别意》,真是慈城的诗谶,王观在一曲“卜算子”中送别好友鲍浩然,到浙东寻觅小镇的春意;弘一法师的《送别》就像为柔石离别慈城而作,在柔石逝去的整整十年后,再次为美少年的飘逝而做的超度。

时光流逝的老木板,简洁的西式半圆形、流线型木拱取代了传统的斗拱或繁复的“牛腿”,一同印证了普迪小学的年轮。作为慈城的民国记忆,普迪小学是小镇抹不掉的历史胎记,无论当年的光鲜,还是如今的破败,都是历史给予慈城的恩赐。

1915年民国共和的第三个年头,大金融家、慈城乡贤秦润卿先生在家乡捐建的了一所小学,取“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秦先生还亲立“勤、俭、公、忠”四字为普迪小学的校训。专供贫苦儿童入学,学杂费全免,赠送笔墨文具,教师待遇从丰。

幸逢共和国的青春时代,学校很快名声四起。十年后,也就是柔石到来的那年,学生激增,校舍不敷,秦先生再捐资另建一所普迪第二学校,两校学生总共接近1000人。同时设立“抹云教育基金委员会”,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并资助考上中学或大学的慈城少年。对不升学的学生,则推荐到上海工商企业界谋职。一直至1952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接管。“抹云楼”,是秦润卿先生在家乡自建的一座藏书楼,取秦少游“山抹微云”的诗句。除了老先生与秦少游同族同姓之外,也许老先生嗜书成癖之余,多遣心于秦少游那般闲外世事、性情本色的浪漫情怀,故而晚号“抹云老人”吧。“抹云楼”有四万多册藏书,1949年以后连同不动产全部捐赠于浙江图书馆。

萧涧秋在离开慈城时仰天长叹:我会有长长的未来。是的,这长长的未来是人的理想精神在历史中的接力。所谓物是人非,小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送别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慈城依旧在,普迪小学依旧在,东门的石桥、城北的慈湖都还在。登上山顶,俯瞰老城小镇,它的民国格局未变,在怀旧的年代里,更像一朵含苞的未来之花,在你的眼底待放。

倾城之恋虽迟暮

小巷悠长,一辆老式自行车颠簸到尽头,弯一个弧线转角,便又转向了另一个小巷,叮铃铃的不只是铃声,还有那唏嘘般的散架声都留在了幽静的回音里。斑蚀的青砖院墙上,白色的歇山顶撑着青瓦人字线条屋脊,时时“翘楚”。偶尔一面昔日大户人家的影壁,躲闪在爿瓦的墙体里,凹凸着屏风形体的小巧,依稀民国旧家的碧玉旗袍藏在影壁后面的深宅里,偶然婀娜一瞥,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幽灵飘过,可偏偏就有人在那影壁下燃起煤球炉子,青烟缭绕伸出墙外的绿叶光影,惊扰了树巅藤蔓上的虫鸟。

鹅卵石铺就的老路,两边的排水沟上盖着石板,除了安步当车,所有的轮子在上面都要备好接受颠簸的耐性,时间的趣味在颠簸中一点一点的抖落,这便是老城的好处,在摇着蒲扇的节奏中慢慢地品日子,摩挲旧物的情感手润,温暖着年代资本的自豪,在度日如年中延宕了时光的年岁。

于是,具有穿越之感的各时代路径,便在这里交错纵横。民主路、民权路各卧小镇东西,贯穿南北;而纵贯东西、由南至北的路依次有,中华路、三民路、尚志路、中山路、民生路、日新路;再早些的有火神巷、太阳殿路等;再晚一点则是居于小城正中央的唯一主干道,叫解放路,直通那座至今保存完整的唐代古县衙,是整个县城的最中心地带,也是海拔最高的地表,将古典、民国和当代提纲挈领起来。

小镇之路是有思想的,除了贯穿共和对各种权利的宽容交错之外,还有“不成长主义”的顽石般持守,以及“不发展主义”的苔藓般态度。苔藓的温柔会融化顽石的倔强,生活智慧里便满是润滑晶莹的岁月包浆,像似看不见的时间手润,任由一代代慈城人盘桓、摩挲,留下美丽生存的印记。思想的凹凸与智慧的迂缓,在古城小镇的大街小巷中穿行,让那些急于发展的粗鄙和贪婪的低俗在颠簸中惴惴不安。

慈城人的人文理想,与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不同,除了宗祠或少数进士第外,少有那种高大、封闭、隐秘的藏富建筑;也少有封而窄、狭以闭的小巷被宅基地夹成紧密的一线天。慈城有大屋,如冯俞宅,如富字门,如大夫第等,多是一字排开的疏朗,门庭气宇宣喻的是大户人家的闲庭雍容。

冯俞宅古建群,一面高大的五马墙头上的煊赫,带着“马头”所有的文化期待与时间顽强地博弈,黛瓦白墙如时光的泼墨,早已墨韵如染,被年代的笔刷涂抹成黑色。这面令想象诧异的高墙巨垣,怎么看都会想起那个发生在话剧舞台上的、民国时代的暴雨之夜的悲剧。半墙腰竟然留有一个清晰的“人”字型歇山小屋顶的年代刻痕,如记忆之索深嵌于这面墙体里,勒出历史的伤痕。而伤痕里的故事则风化为大写意,偏偏将那拆了的小屋留下一根可供无限想象的线索,在那漆黑的夜里,四凤在《雷雨》中被雷雨吞没,她没有享受到共和的福音,却殒命在社会转型带给大家庭的剧痛中。

慈城,出门跨桥,出城见山,行路在街巷,差不多是水路参半的半路半水。走在巷里和水边,总能看到“爿墙”的风景相伴,是平民百姓家居的房屋山墙或院墙,碎瓦片、残砖块的,细细密密地码砌起来。简陋、原始、粗厉的质感,露出单纯、朴素、温暖的人情“原教旨”。未曾勾抹的墙缝,填满了淡淡的乡愁,一种原生态的美感似乎左右了全部与生活相关的琐事,以一种民间叙事的真诚,絮叨着一个个家族历史遗落的花絮。一片也不能丢,一块也不可弃,生活本身就是泥瓦匠,将这一切都砌进一个民族的精神墙体里。那墙体所积蓄的丰沛能量,在审美上带来核裂变的震撼,给予建筑学家本土本色的“盖亚”神话般的灵感。只要将心灵匍匐在大地上,侧耳细听它的沉吟,衰弱的现代神经就会绝地而起,重新拥有非凡的造物力。如宁波博物馆不规则的立体墙面,皆皆印证着“爿墙”的内在魅力,以一种喧宾夺主的力量,煌煌登堂入室,赢得了人类建筑学界的侧目奖赏。

隐逸,原本就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为士大夫们借了去还原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智慧。其实,爿墙里面的矮小屋居,才是百姓日用隐居的现实版;是一种真实诚恳的谦卑而淡然、节俭而低调的生活态度。也许它在文明层面上的功能不完善,或可称之为简陋,但它正以自身的不完善和简陋恩赏了人的主体性空间。人的性灵没有被城里的高楼大厦所遮蔽,本性的选择能力依然青春,本能的满足能力依旧鲜活。只要有水一渠,即可灌田;有泉涓涓,声与耳谋;有樵可采,以供赏眼;有苗可栽,劳筋动骨;有鲜可茹,鼓腹而游;桑麻蔽野,禾稼连畦。这便是地僻非僻,山贫不贫。

历史文化的形成,除了时间的积累,还有空间的养润。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与人的关系,便构成了人文地理的核心,决定着人文地理的内容和形式。

与寂寞一巷的爿墙相望,是另一片民国老宅的衡宇,深藏于那些民国老街道上,不露豪华的声色,却因淹没在“七十二房客”的嘈杂中而幸存下来。虽然,当年中西合璧的神采,早已沉寂在历史的背后,但建筑格调所寄寓的求新情怀,底蕴犹存,如周信芳故居。一色的青砖砌就的高垣大墙,马头不再,视线可以越墙而过,可与欧化的圆拱型天际线对视,精巧错落的各色屋顶取代了传统一字排开的人字型屋脊,层次感变化着立体的节奏,凝固的旋律开放宽松,青砖内敛典雅,红砖温暖亲切,这便是民国时代在建筑上的共和气象,中西合璧的时代风尚。

山中一日,世上百年。如今慈城人有幸,依然生活在民国格调里,恍若隔世。那不变的彩色碎花玻璃,镶嵌在老门老窗上,在不知不觉中竟也拥有了近百年的年代资本。当年轻的钢化玻璃遮天蔽日之际,它则以毁灭之后的孑遗而孤傲鹤立,悠然于小镇的各个角落,竟能在草莽式以及篡改式的低级修复或粗鲁再造、并借旅游名义转化为摇钱树的大潮中,安然处之。

“不成长主义”启示录

慈城,这座安命于唐代龟型格局的民国小镇,真是以乌龟般的定力慢行在历史精神的关照之中,才得以渐渐显露其冰山一角的文化伟力。这是经历了大规模毁坏古代遗存之后所唤醒的尘封的精神记忆,是那种诱人祈向于凭吊、追思、怀远被阻隔后反弹出来的沉痛反思。

其实,对于经济利益诉求所带来的历史遗存的毁坏,我们已经开始反思;但是对于文化上的自以为是,几乎还未意识到。从文化革命到文化搭台以及文化包装,无不附着了当代人的自负能量所带来的过度阐释。无论是低级的商业包装,抑或高级的复兴传统文化的涂抹,甚至带有意识形态的改造,对于历史遗存来说,都是一种外在的带有入侵性的、无法复原的破坏。因为一切事实和立场都可以按照功利性的想象重组和编辑,而只有精神逻辑不能。

精神逻辑的姿态必定是人性的逻辑形式,只有符合人性的逻辑才会被一种普世的审美之眼所选择。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历史遗存的审美是唯一性的,它之所以留存下来的唯一意义就是为证明某一历史阶段的人类创造之美,它本身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更没有义务承载现代人的文化意识,它应该是一种纯粹审美的、并不追求功利意义的人类精神记忆。如何对待历史遗存,在当下中国是一场观念的较量,它迫使修复古建不得不成了中国人的哲学问题。

慈城人是用人类性的眼光对待文化传承的,用艺术哲学的审美素养审视一座古建所凝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呈现,用现代技术缜密的逻辑术语,去修补和重构具有人类精神价值的历史碎片。在文化复兴再度濒临被各种功利围追堵截的时刻,他们以审美之眼,在观念较量中不迎合权势、不讨好俗众的免于精神坍塌的胜出,这是一份对历史遗存的担待以及建立在能力上的分寸感。分寸感是美学标准,是潜藏于生命中恰到好处的时空比例,是心灵与历史的交谈,但需要教养的敦促。慈城人以乡土与古典为根基进行精神突围,守着古典的家底,将滋养留给后人。

慈城小镇,一个来自于千年古镇慈城的现实文本,这座唐代龟型格局的古城,带着它与生俱来的天地福气,滋养那带有“灵魂眷顾的思想”,在此固执着“不成长主义”、“不发展的自由”,保守着现有的状态,以减法丰富它的质感,以浓缩提升它的品质,以精致谋求它的存续,用如此单纯的道理,为人类的乡愁重建精神家园。

在浙东这个小镇以不争的保守主义节奏,享用了他们的“年代资本”。试问,在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还有几座城市敢于说,我们的年代资本就在那儿,我们没有透支它,我们只是在它的怀抱里生活而已。如何陈述这踽踽独行于保守主义精神中的古典高贵,无论当下多么丰富的信息语境都显匮乏,而它逐渐显露的意义则在未来兑现的精神预期中,敦促我们去回顾古典的人文追求对今天的启蒙结果,并在获得终极的信念中,登上山顶,俯瞰慈城,一朵绽放未来意识的古典精神之花,正含苞待放一种未来的文艺精神。

林风眠说: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接一个过去,我依然沉默。慈城怀揣着理想主义对人性关怀的未来预设,以一种带有穿透性的悲悯情怀将古典与未来对接,自己则沉默如斯芬克斯,以迟暮的倾城之恋,固守自我,思接千年,长风相随,吹拂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