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壹图网）

如果做一档真人秀节目，把文坛最顶尖的几位作家聚到一个房间，那他们会如何相处？

观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联想到“文人相轻”这个词，历史也确实如此。波德莱尔将雨果损得一塌糊涂，将《悲惨世界》贬斥为“卑劣愚蠢的书”，夏多布里昂阻挠年轻后辈的成长，巴尔扎克容忍不了欧仁·苏的小说比自己的畅销。

大文豪们为了竞争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贬低他人的作品价值；为了争夺沙龙女主人的赏识，互相争宠；为了获得法国文学院院士的头衔，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拉票贿选，揭露对手的隐私。

人民群众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以致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與薪”。法国文学家之所以相互敌对，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的社交空间，同在一个屋檐下。

法式沙龙是考验机智的比拼，斯塔尔夫人躲避大革命，流亡到德意志。她观察到德国人非常有耐心，所以能忍受冗长枯燥的沙龙对话，但法国的沙龙主讲人是“一个被嫉妒的对手所包围的篡权者”，他必须以精彩的表现保住自己的地盘。丹纳说：“我们（即法国文人）被人群包围的时候，思路最活跃……别人的想法鼓励着我们，于是我们便思如泉涌。”

法国人厌恶集体生活，又无法摆脱集体生活。巴黎既是天才的培育温室，也是天才的角斗场。

在巴黎这座城市，三代人的时间里涌现了莫里埃、伏尔泰、狄德罗等众多文豪，引来了歌德的羡慕。德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盛况，因为作家们分散居住各地，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

其他国家的文学家是形单影只的单个巨人，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但是法国文学巨匠都是双子星，高乃衣和莫里哀、蒙田和帕斯卡，伏尔泰和夏多布里昂，他们成双成对出现，既互补又对立。

英国人布尔沃·利顿观察法国后，做出评论：“没有比作家更加团结的法国人了，作家比其他人更固执的维护他们的制度。”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文学的态度跟法国判若云泥。

论媒体曝光度、还是业界专业度，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奖（甚至是普利策奖）能与龚古尔奖媲美。《文学法兰西》一书从制度层面入手，介绍法国文学奖、出版运作、贵族赞助等一系列制度，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作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是哥伦比亚大学法语和社会学教授，他熟悉法国的一切，从法语文学到法式大餐。

每年的龚古尔奖隆重程度堪比戛纳电影节，新闻媒体会兴高采烈地报道颁奖典礼，热烈探讨得奖作品。法国的电视媒体，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关注文化、文学类节目。长期担任龚古尔奖评委的弗朗索瓦·努里西耶感慨：“法国作家在巴黎公众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在世界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寓居巴黎，有次开车去乡下，到了地方后，发现车位紧张。结果停车场管理员知道她是作家后，优先安排她停车。斯泰因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说：“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连警察都对艺术家和作家特别客气。”

官方重视文学始于路易十四时代，这位君王赏掖文士，他任命莫里哀为凡尔赛宫和圣日耳曼宫的娱宾总管，任命拉辛为“皇家史官”。国王对其他文艺界人士颇有尊崇，在向建筑师芒萨尔封爵的动议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路易十四说：“我能在15分钟内册封20个公爵，但要数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芒萨尔”。

凡尔赛宫廷洋溢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气氛，海峡对岸的英格兰则不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国家机构，模仿法兰西学院，结果不了了之。1664年高层组建一个委员会试图规范英语语法，后来形同虚设。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赞助文人，歌功颂德的文章也不给赏钱。

这种现象跟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有莫大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有小政府传统，宫廷没有多余的钱财供养文人。查理二世试图赞助文艺界人士，受累于巨额债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的赞助制度直到十八世纪早期才形成，这时候作家已经可以直接靠市场和出版业维持生计，不用再寻找宫廷、贵族赞助人了。当时印刷机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廉价的木浆取代了造纸工艺中的亚麻和柳絮，书籍报纸的成本大为降低。

历史规律多次显示，每一次媒体传播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文学爆炸式发展。巴尔扎克笔下，初见世面的文青们借助雄心、耐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征服了巴黎，他们来之前口袋里没几个钱，登上文坛后名利双收。拜伦、拉马丁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入文学市场，一个出版商人打趣地说，过去两年作家繁殖速度就像苍蝇那样多。今天唐家三少的成功也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进入起点网站。

文学大繁荣同时带来了文艺圈子的分层，十九世纪法国文坛里，尊卑等级森严。写诗歌、戏剧的地位最高，写小说的低人一等，小说内部也分三六九等，纯文学是阳春白雪，科幻、侦探、罪案文学属于下里巴人。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竞选文学院院士，尝试了几次都落败，评选委员会认为“他的小说不过是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书。”

但凡稍有成就的小说家，大多会投身戏剧创作，证明自己的实力，福楼拜、龚古尔、都德都有这段经历。因为小说在报纸上刊登连载，而报纸新闻又跟大众市场捆绑在一起，是一种平民化的产物。至于写新闻评论的，更是等而下之了。

巴尔扎克的经历就很惨淡，他因为投资印刷厂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朋友劝他“先从事一种务实的职业，有空闲时间顺带写点文学作品。只有采取这种方法，你才能高枕无忧。”如果不是因为凭《舒昂党人》《婚姻生理学》等作品翻身，恐怕巴尔扎克一辈子都要忙碌于金钱事务。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巴尔扎克必须挥霍钱财；为了挣钱，他又要拼命写作，这完全不同于悠游度日的传统文学家。巴尔扎克的一生都在欠债和还债之间渡过，他嫉妒别人的小说比自己卖得好，又不想让舆论认为自己只是肤浅的畅销书作家。

在这种前提下，一些人不禁怀念起旧制度，那时作家跟在贵族后面，出入于华贵的场所，多多少少能沾到点光。而在市场经济下，他们投身于残酷的出版业竞争。文人离开了宫廷、沙龙，走进办公室，跟市侩的商人打交道，在版税等问题上讨价还价。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戈蒂耶、福楼拜、罗西尼、圣勃夫、梅里美、大小仲马等文人，向玛蒂尔德公主寻求庇护，赞助人制度没有消亡。皇帝拿破仑三世本人缺乏文艺修养，1862年他给帝国图书馆购书的拨款少于用来修缮皇家马厩的钱，笼络文人的职责就落到了堂妹玛蒂尔德身上。

公主主持的沙龙极富威望，享有“艺术圣母”之名。当然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作家们既然接受王室成员的资助，就不方便攻讦朝政。龚古尔对马蒂尔德公主说：“公主阁下，您不知道，你为政府提供了何种服务，您的沙龙平息了多少仇恨？您在政府和文人之间充当了怎样的缓冲器？如果你没有用你的高贵关心和友谊收买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攻击皇帝。”龚古尔还推断，如果第二帝国能对左拉更宽容些，他绝不会跟民主派来往。

文学流派跟作家本人的阶级地位有着隐秘的关联，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流派，除了龚古尔兄弟，几乎人人都跟新闻业有关系。推崇理性、要求诗歌科学化的高蹈派（Parnasse）有三个贵族，而浪漫主义者十一个人里面七个有贵族背景，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的伯爵，大小仲马和乔治·桑虽然是贵族的私生子女，但仍高于平民百姓。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确实很浪漫，因为他们不需要跟钱发生瓜葛。他们从理念到生活都秉持超然于物的态度。

自然主义小说家抛弃“罗曼蒂克的情节”，以科学为指导，保持绝对的客观和中立，忠实记录现实世界。左拉对生物学、遗传学多有涉猎，读过《自然遗传的哲学和生理学论著》《情欲生理学》《物种起源》等科学著作。自然主义文学衍生出了类似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崇拜，科学成为新的口号，左拉说：“谁与科学为伍，谁就与我们为伍。”

在公众的刻板印象里，文学跟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法兰西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富有文艺细胞，缺乏科研精神；德国人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严谨有逻辑。但我们不能忘了，启蒙运动发源于法国，而不是德国。

法国的科学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科学家用牛顿力学揭示经院哲学的荒谬，伏尔泰等思想家则以自由平等为号召，抨击教会的压迫与无耻，启蒙运动从两个侧翼战场向旧制度进攻。

布封既是一个杰出的博物学家，又是一个文笔出色的作家。居维叶论述说：“不管公众对布封的动物学理论怎么批评，他的写作风格是毋庸置疑的。”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面提出了人口理论，狄德罗的小说里，主角跟女人谈情说爱之余，还讨论达朗贝尔的数学。1827年伏尔泰《哲学通信》里对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进行比较，伏尔泰多次称赞牛顿的伟大成就，进行深入的研究翻译，欧洲多数人对牛顿力学体系的理解，借助于他的通俗化科普。

保尔·瓦雷里曾说过的，作家并不只是写字、出书的人。法国的作家积极参与公共话题，伏尔泰传播科学，批判天主教权威，在卡拉斯事件中捍卫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伏尔泰、雨果、萨特都在公共事务方面活跃，作家介入社会生活是法国的一大特色。

伏尔泰在思想界地位之高，声誉之隆，当时罕有匹敌，以至于有人把十八世纪称作是“伏尔泰的世纪”。英国人不可能把十八世纪称作是“休谟的世纪”。

对文人的礼遇和崇拜，在雨果身上登峰造极。这位文学巨匠呼吁大赦巴黎公社的成员，抨击法军抢劫圆明园的暴行，他毕生致力于人道主义，为被压迫者辩护，因而获得了超然的地位。雨果流亡海外之时，还不忘帮助其他生活更为艰苦的流亡者，为流浪儿童提供免费晚餐。无论是保皇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还是极左分子，都对雨果敬畏三分。

他结束流亡生涯，重归故土，受到万众欢迎。诗人溘然长逝之后，法国政府举行了国葬，巴黎有两百多万人民众自愿为他送行。没有一个总统或者元帅能有这种哀荣。龚古尔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法兰西民族真是个奇怪的民族，他不再要上帝，不再信仰宗教，却一下子又崇拜起了雨果，把他奉为神明。”

法俄两个国家，容易诞生文人崇拜，因为文学能超越政治分歧。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俄国人内讧重重，只有普希金能把他们团结起来，普希金是各方都能认可的人物。他身上有很多让侨民感同身受的东西：他的贵族温和自由主义立场、他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与对艺术自由的信念、他对秩序权威的谨慎支持（普希金把君主制视为对抗无政府暴力的堡垒）。

俄侨里的保皇派纪念末代沙皇，自由派纪念宪法颁布日，没有任何历史事件能让大家统一庆祝的情况下，普希金的生日便获得了国庆日般的地位，诗人是俄罗斯的魂魄。

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里，写作只是一份职业，并不会享受到超常的待遇。冷战时期，美国作家罗伯特·罗威尔比萨特更早投身于反战运动，表现同样活跃。但罗威尔的死只是文坛事件，而萨特的死成为大众国民参加的葬礼，美国失去罗威尔，只是文学界的损失，法国失去萨特，则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

众所周知，法国右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多次批评萨特，阿隆攻击革命狂热，萨特始终以资产阶级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具有坚定的左翼思想倾向。法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言人人殊，基佐捍卫君主立宪制，托克维尔预见到大众民主的弊端，乔治·桑首倡女权运动。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热爱，使法国成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