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罗小虎2019-08-26 14:47

(图片来源:壹图网)

罗小虎/文

格雷厄姆·艾利森1940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哈佛大学。著有《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核恐怖主义:可预防的终极灾害》、《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等书。他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为从里根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的国防部长提供咨询服务,两次获得美国国防部公共服务特别奖章——这是非军事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近日,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在中国大陆出版,为此,本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艾利森教授。

经济观察报:你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引起了很多争议。“修昔底德陷阱”真的是国际关系铁律,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吗?一些批评者认为,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可能无助于理解现代的情况:首先,在全球化时代,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其次,因为核武器,没有国家敢轻易发动战争。你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格雷厄姆·艾利森:如我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当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可能取代像美国这样的守成国时,警钟应该响起:前方极度危险。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三方的外部事件或行动,本来无关紧要或很容易处理,却可以触发主要国家的行动和反应,然后在一场双方都不想要的战争中结束。在(书中的)16个案例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有12个案例以战争结束。

但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既不是宿命论,也不是悲观主义。美中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在这些案例中有4个没有爆发战争。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发生了战争,他们的领导人将无法指责修昔底德或某些历史的铁律。

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核武器,以致和美国一起制造了21世纪版本的“MAD机制”(相互保证毁灭原则),因此,军事战争不再是合理的选择。但是,当我们说某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可能的范围是不受我们有限的头脑的想象约束的。1918年,一场极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结束,以致于需要历史学家为它设计一个全新的分类:“世界大战”。当他的一个同僚逼问他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德国总理西奥博尔德·冯·贝斯曼-霍尔维格著名的回应是:“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认为,你在书中过分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而忽视了中国科学和和政治的发展,更忽略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谈中国崛起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

格雷厄姆·艾利森:引用已故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的话,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在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之后的35年里,通过经济表现的最佳评估,中国从美国的10%飙升到2007年的60%,2014年飙升至100%,今天飙升至115%。到2024年,按现有发展轨迹,它有望是美国的1.5倍。在一代人之前,中国在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等方面,都处于大多数国家排名的低端;今天它与美国相媲美,并且通过一些措施表现优异。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只会加速这种迅速崛起:如果中国今天拥有韩国的人均GDP,其经济将是美国的2.8倍。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的研究发现,在过去500年中,有16个案例中新兴崛起大国挑战并取代了守成大国的地位,其中12个以战争结束。这12次战争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新旧国家之间的地位转移是和平的?有什么因素?

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本书倒数第二章为“通往和平的12个方法”。每一个案例都为政治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因为他们都在试图迎接当下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和平崛起,挑战并超越了英国,以及制定“冷战”战略打败苏联,都具有指导意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每当一个崛起国家如中国,威胁到一个守成国家如美国,他们之间的价值观、传统和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加剧基本结构的压力。在美国和中国对于国家、经济、个人角色,与国家关系、时间本质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中,最容易发现这种不匹配。

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但美国和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是相似的:两者都具有极端优越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非凡的——无人可敌。如果创造“文明冲突”这一术语的塞缪尔·亨廷顿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是——文明差异作为冲突的根源,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应该对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报以更大的谦虚。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目前美中之间的经济冲突只是贸易问题吗?还是贸易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换句话说,亚太地区是否存在霸权斗争?你认为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策主管在中国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总统是认真挑战中国的。在他看来,这是迫使中国改变与美国做生意方式的唯一办法。但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关税冲突相对而言微不足道。既定的或是延期条款都不会显著影响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竞争的轨迹。即便中国对特朗普团队愿望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做出让步,中国经济依旧有可能以超过美国两倍的速度继续增长,加深两国之间结构性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美国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吗?面对这一点,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什么?

格雷厄姆·艾利森:自把手稿发给出版商之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寻找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确定了9种可能的“逃脱途径”。

目前,我和中国、美国学者一起积极探讨的一种途径是,把中国古代的概念“竞争伙伴”和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解除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一个见解结合起来。当时他呼吁,联合国和苏联在一个“世界安全的多样性”中共存。肯尼迪的想法是,美国与其寻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埋葬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不如活着,并让对方也活着——活在一个多元的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中。

肯尼迪的想法,是否可以通过一千年前中国出现的概念“竞争伙伴关系”得到扩大和丰富?竞争伙伴关系听上去自相矛盾,但它描述了中国宋朝皇帝,在断定他的军队无法战胜辽——中国北部的一个蛮族王国,同意和辽所建立的关系。在1005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中,宋和辽同意在某些领域积极竞争,同时在其他领域高度合作。

当前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能否从这两种想法发展成一个21世纪的混合体,在一个“世界安全的多样性”中形成一种竞争伙伴关系呢?这是我最近在《国家利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