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勃逖 2019年以来，中国减税降费“力度超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是一季度、二季度的经济比较一下，GDP仍然下行了0.2个百分点。减税降费“还没有起到遏制经济下行态势的作用”，当然这包括有外部的叠加因素所在。当前，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导向，应当转向“稳预期”，这就要求减税不能是在税基上做文章，而要更多着眼于降税率。

2019年9月6日，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做此番表态。

2019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在2019年7月23日的公开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其中减税10387亿元。

刘尚希在演讲中称，当前中国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既面临外部的不确定性，也内生出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不确定性就会放大。

“那么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难以作出准确的预判——未来前景怎么样，我该怎么投资，我该怎么选择产业，这对企业来说都变成了难题。现在企业选择的难度更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前大得多，不仅要面对市场领域微观的不确定性，还要面对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也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还有加上政府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比如政府政策不协调，部门之间政策的打架，这也会带来不确定性。还有整个风险上升，监管的力度都在加大，各个方面都在从严，这种从严也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叠加之下，对企业来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形成明确的预期。”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的方针，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刘尚希认为，“六稳”的“落脚点是在稳预期上，怎么样稳预期、怎么样引导预期、怎么样管理预期，成为了当前宏观政策的重心。具体到减税降费环节上，也是“转向稳预期”。

在这位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看来，减税降费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一种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还有一种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最容易操作的就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只要减了就行，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政策就算成了，因为政府少收了，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降成本的减税降费，难度稍微要大一点，要有更多的针对性，对市场运行的情况，对产业的结构得有更多的了解，否则降成本的减税降费精准性、有效性就比较差。

“现在仅仅满足于靠内需降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已经远远不够，应当转向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稳预期的减税降费难度是最大的，减税降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要求减税不能是在税基上做文章，打一个比喻就是做包子，不透明，必须是从包子转倒做比萨，摆在明处，（企业和个人）才能有获得感。从在税基上做文章，转向更多是在税率上做文章。比如说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一下降3个点，这是出乎大家意料的。”

刘尚希表示，降税率在透明度、可预期性、稳定性方面，比其他几种类型的降税要大得多。因此，企业在做研发、投资，创新等考虑时，应当说可预期性也大大增强了。

那么目前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还要持续多久？减税降费的效果，大约会在什么时候能够比较显著体现？主持该环节讨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参与该环节讨论的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认为，跟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减税降费尚有“很多的下降空间”，“减掉1万亿多一点点，其实也没减多少”。

公开可见的数据是：201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减少了11709亿元的税费，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07846亿元，仍然同比增长了3.4%。其中税收收入92424亿元，同比增长0.9%；非税收入15422亿元，同比增长21.4%。

陈志武甚至担心，长久以来，中国是“习惯于加税，而不习惯于减税”；“一旦经济稳定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加税的趋势会重新恢复。”

刘尚希则表示，“不能仅仅制定减税降费的政策，还应该和其他的政策结合起来。政策还要和变革的推进结合起来。没有这些的结合，没有一个整体的考虑，只是靠减税降费就是把财政减光了，也逆转不了当前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