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天子到汉武大帝的歌

李冬君2019-09-16 13:29

【文化好东西】

少年天子《秋风辞》

奶奶专门管皇帝,一连管了三任。她与爷爷汉文帝一同节俭,无为而治;爷爷走后,她又时刻叮嘱老爸汉景帝,政治也要过节俭的日子,勿用儒生,因为儒生总想着花钱。

不可一世的少年天子刘彻即位了,奶奶还是管着他。他也没办法,就边玩边等待机会。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逝世。天子奶奶死了,少年天子从悲痛里终于熬出了头。这样复杂的心理感受,秦皇没有,所以,也就不写诗了。

楚人善感,好为楚歌,“刘项原来不读书”,可都爱唱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歌。老天啊,有如斯之人,才有如此之歌呀。

那刘邦和项羽,都是天放之人,发为天籁之声,歌声皆直指天命。

《垓下歌》仅28字,便将英雄气概和儿女情怀以及对天命的感慨,那么淋漓地表达出来,试问后世诗人,谁有如此大气派?《大风歌》只三句,就将帝王踌躇满志和内心深处的焦虑,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明末王夫之叹曰:岂亦非天授也哉!

天授的诗人,是不世出的,而世上多的是从科举制里出来的诗人。不世出的诗人,不一定非得读书,但不能没有天启,于天人感应之际一叹,才能出好诗。而为应试而诗的诗人,有事没事就训练自己做诗,写诗是为入仕。

以诗入科举,固然造就了一个人类罕见的诗歌大国,但也让平庸弥漫了诗歌。而平庸之尤者,莫过于乾隆爷。据说,这位乾隆爷,用一辈子做了48000首诗,就数量而言,他一人就能包办《全唐诗》,可他所有的诗都加起来,也顶不过一首《大风歌》。为什么?就因为《大风歌》两千年来一直在流传,而乾隆爷竟然没有一首诗能掠过耳,让我们过过嘴。

如今有几人会去拜读这位乾隆的诗呢,一般领教他的诗,也基本是借助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书画。经过他手的那些书画,大都被他在天头上盖了印写了字,有的还题了诗。本来进入皇家收藏的书画都是极品,皇帝盖个收藏印也就罢了,可这位乾隆爷偏偏兴犹未尽,还要在画面上发诗兴,字俗诗更俗,画面也随之被破坏了。不管是怎样的国宝,如何凤毛麟角,经他手一过都俗了,这就是我们看画时的第一感觉。有他的大印堂堂正正压在上面,就如同满人入关,非要在中国人的头上留根辫子一样。他这是以汉化的方式,对文化的糟蹋和占有。如今,辫子是早已剪掉了,可那俗气还在画面上,刺激你的神经抢你的眼,那是不可磨灭的烙印。

还是来看看汉朝人怎样写诗吧,除了天授之诗,刘、项偶得,汉初文坛还有抒发文人心曲、长叹深咏似屈原《离骚》式的骚体诗,代表人物还是那位洛阳少年贾谊。

他被贬到长沙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活着的屈原,整个朝廷都在跟他作对,举国上下都要整他,为此,他做了一篇《吊屈原赋》,一面凭吊屈原,一面为自我立言。

原以为,屈原过后再无来者,没想到一百多年以后,有人步他后尘,当然,没有跟他一样去投江,而是做了一篇《吊屈原赋》,在精神上与他共鸣。这一鸣,虽然有点虚,没有实际行动来作证明,但还是惊动了太史公,没人比太史公更理解更同情这一鸣了,所以,在《史记》里,就将这两位相隔了一百多年的知音合为一传了。

可惜那位洛阳少年生不逢时,他那华丽的诗性碰到了简朴的汉文帝,始以惊艳,尽情观赏,终觉无趣,任其风吹雨打,凋零芬芳。早生矣贾生!若晚生与少年天子同朝,情形或不一样,最起码,两位诗性少年都有一副婉约的心肠,都能感受到“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情绪和分量。但两位少年的性格却不太一样,贾生以婉约入忧郁,而有抑郁症倾向;少年天子则难免青春期惆怅,宜以婉约表达其淡淡的哀伤,不似贾生那般刻骨。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摇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便是少年天子《秋风辞》,不作苦人语不带萧瑟意,还能婉约惆怅于无常。

《礼记》有言:秋之为言,愁也。愁是青春期的感受,有一种对于诗与远方的迷茫与无奈和不由自主的感慨,如春之花儿初放枝头,无人来喝彩而难免自怜。

历史上,诗人很少将悲与愁分开,而礼则要区分,并给出分寸。宋玉作《九辨》,开头就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此乃老成之人,备尝艰辛之叹。而汉武帝之《秋风辞》,则是快乐少年,欢乐至极时忽生哀愁,是初尝人生的心酸。

宋玉的老成之悲,可谓极言之。天寒凉,物萧瑟,人凄清,秋来矣。草木摇落,雁南游,蝉无声,鸡鸣矣,天地薄寒中,游子独行。

宋玉自叹游子,其牢骚有点像屈原。悲苦如屈原,贾生与之同路,而各有各的心曲。宋玉沉浸于自我的物哀之心里,以美来解放自己,而贾生则陷于自设的政治伦理中,自悲不已,他们都没有像屈原那样走一条形而上学的路,回归宇宙本体。

屈原《离骚》,其言亦悲苦,然其牢骚,昂昂然,犹有凌云志。他曾以神话角色出场,上天下地,从古到今,寻求自我所在。起初,他想在历史中寻找自己,可他发现历史并非真实,而且从神话进入历史多半是靠不住的,他在《天问》里,一问接一问,就否定了传说中的历史。

这样一条形而上之路,后有《浮士德》可比。屈原与浮士德,一受理想驱动,一被情欲驱使,都有一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志,其终极追求亦颇类似,一回归本体,一回到上帝,虽然同为诗化,但属性有异,一属于哲学,一属于宗教。

然而,屈原太高,后世诗人几无人能及,惟司马迁作《史记》,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尚能继之。然《史记》之追求,亦只是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未以形而上学追问人性与政治,而是走向论成败得失的帝王学。

可宋玉悲秋,却成了一种独特的感时美学的范式,杜甫咏怀诗云:

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明末贺贻孙《骚筏》说,宋玉之前,从未有言秋悲者,宋玉悲秋,遂开无限文心,后人言秋声、秋色、秋梦、秋光、秋水、秋江、秋叶、秋砧、秋蛩、秋云、秋月、秋烟、秋灯,种种秋意,皆从“悲哉秋之为气”出。宋玉之后,悲秋成为一种格调。

汉武帝《秋风辞》例外,辞非悲秋,而是乐秋。在秋风白云、花草美人、楼船歌舞的欢乐中,少年天子箫鼓齐鸣,意气风发,乐极而生天纵我材、时不我待的感慨。《秋风辞》之于汉,一如《春江花月夜》在唐,都以一代王朝气象初开时的青春理想和壮丽景象来唤醒美的人生,让美在欢乐中带了一点淡淡的哀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秋风辞》曰:“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然而,毛泽东词云“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皇无诗,难言其文,可汉武有《秋风辞》问世,输谁文采?

帝王缠绵而能飞扬者,少年汉武帝是也!少年天子的无奈,是因为他头上还有一位管着他的老奶奶,可老奶奶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么一监管,反倒管出了一首好诗。因为好诗需要沉郁。

若无“猛士”之叹,《大风歌》也算不得好诗;若无少年天子“奈老何”的感受伏在诗里,牵引诗绪,《秋风辞》也很难成为好诗,好诗要有抑扬顿挫的风姿。

宋玉悲秋,像烙饼一样,在情绪上翻来覆去煎熬自己,竟有“九辨”。“九”,多也,多到极致。可快乐的少年天子,怎会忍心去煎熬自己?他不过忽生感慨,点燃了青春期的焦虑,像放焰火一样,把焦虑从内心深处放出去。灿放的焦虑,带着命运意识,飞向天宇,光昌流丽,依然是帝王气。

没有“小楼吹彻玉箫寒”的寒意,也不带“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绪,而是内心里充满忧郁的花朵,向着天命一展风姿,给无尽的欢乐,带来一声奔放的叹息。在汉诗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刘邦是歌者,而非诗人,他的诗,乃天纵之,而非自觉之。帝王作诗,而有诗人的自觉意识,始于少年天子《秋风辞》?

汉武大帝《天马歌》

封禅以后,刘彻作了王圣,政统与儒家道统互为合法性依据,王圣也要写诗。王圣的诗,显然不同于少年天子的诗,心境异时,事情异趣,其《天马歌》曰: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就文学性而言,这首诗真不如《秋风辞》,若论帝王气象,则以此诗为优。“太一”,或云北极星,或曰最高神,它来进贡了。真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奈老何”的青春愁绪,丝毫没有了。他像个无神论者,让最高神来向他进贡,洋溢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乐感。

帝王的乐感,由他散发出来,弥漫了宇宙,而有不可一世之霸气。此诗,确实“略输文采”,但不输气派,没了少年天子的文艺,却增添了成熟帝王的风采。“天马歌”如游仙来,诗眼不为历史所拘,而史眼即使极目眺望,也难免要落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如果越出这一带,历史就淡了,就进入所谓“荒服”了。从游仙来,就可超古今越生死,岂历史所限?他神游太一,出入最高神之门阀,神献给他一匹天马。

此乃神话思维,如屈原之《离骚》,能驱使天神以为其仆役。然而,虽然同属神话思维,但不同的是,汉武帝的神话思维里是要君道同体的王圣,太一神是最高神,可最高神是他一手封的,神也要服从他的道。

他用道来封神,这就如同他在百家中封了儒家,他在诸神中封了太一。如果说独尊儒术的合法性来源于他本人,那么太一神的合法性当然也就来源于道了,与其说他是太一神在人间的化身,而毋宁说太一神是他在天上的投影,是君道同体的呈现。所以,他放声高歌:“太一贡兮天马下。”他的视野不是北国,而是西域,因为天马在那里。现在,他像巨人一样,不仅在王朝生命线——秦岭淮河一线,而且在帝国生命线——龙门碣石一线,都站稳了脚跟,而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的丰硕成果。

当年,秦皇在这两线刚迈开步,脚下还很悬,难免失足。可汉武已经站稳,费了好几代人的力气,来之不易。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大大的拓展帝国的生存空间,他将长城从阴山下,向东西两方伸展。

长城向东伸展时,可惜在半道上拐了个弯,沿着燕山南麓,拐到了渤海湾。司马迁的眼光也跟着伸展的长城,从燕山南麓一线拐弯了,落在渤海湾的碣石那一点上。

汉武帝的注意力,始终都在西域一线,如果他像派张骞出使西域一样,派人到东北,前往大兴安岭一带察看,也许后来的历史会改变,长城就会从阴山一直伸向大兴安岭,帝国生命线也就从龙门碣石一线延伸至东北大平原,而东北大平原在汉朝就会与中原相连……但历史没有也许,只有已然,究竟是什么阻断了汉帝国的视线?

单之蔷先生指出,“也许”没有出现,原因是大兴安岭一脉绵延,过了阿尔山后便低了下来,好像中断了,燕山耸立起来横空出世,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降水变少了,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消失,草原出现。

阿尔山成了四大草原会合点,西北是呼伦贝尔草原,西南是锡林郭勒草原,南面和东南是科尔沁草原,西面是蒙古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相连,将往南延伸的东北大平原隔断。科尔沁草原和沙地以及燕山的出现,使长城拐到了渤海湾边。

长城没有和大兴安岭握手,而是顺着山势去和大海相会。于是,山海关出现了,中原农耕文明,在此停下了脚步。

而汉长城向西去,穿越河西走廊,深入到了中亚一带。若问汉长城究竟有多长?据说有两万余里,为秦长城两倍,而且分为内、外两长城,内长城就是秦长城,依山凭险,建材多为石料。外长城,则因山河形势,就地取材,或夯筑塞墙,或开挖壕沟,或依傍天险,或为栏栅和烽火台,一付进攻姿态。那无尽头的大漠汉塞,犹如苍龙起居,横卧于戈壁沙漠瀚海。

长城穿越河西走廊、玉门关一带,地多砂砾碎石,无土可筑,就先以红柳、芦苇编框,中间实以砾石,又以芦苇作垫,垫上铺土,层层叠压,垒筑而成。在每一层的中间灌注地下水,因其盐分渗透,使砾石凝结为墙体,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

依山而筑、居高临下的秦长城,是标志性和防御性的,而雄踞于大漠和草原的汉长城,则是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它不单是人工的农牧分界线,它有了新使命。

长城,首先是华夷之辨的文明分界线,作为农业文明的标志出现。其次是一代王朝赖以成长的帝国生命线,是汉帝国主权确立的标志。

汉长城是动态的,是汉帝国的生存空间和帝国不断前进的站点。是什么让汉长城动起来的?是战马。长城表现了一个民族伟大的定力,但光有定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动力。动力是什么?是战马。而天马,就是一切战马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太一。

天马之于汉人,不光作为马的最高理念存在,不仅通过诗表达出来,还反映在文物上。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青铜马,乍一看,势如飞奔,便称之为“铜奔马”,后经内行仔细一瞧,发现那马的姿势正是马术中的“对侧步”,马蹄下踏着的,原以为是燕子,便据直观印象,给了一个通俗的说法:“马踏飞燕”。后从张衡《东京赋》中发现“天马半汉,龙雀蟠婉”的说法,便改名为“马超龙雀”。

汉武帝还有一首《西极天马歌》,就唱出了天马一跃的抱负,诗曰: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天马从何来?从西极来。为何而来?为“归有德”,不远万里,投奔他而来。来干什么?来显“灵威”,来“降外国”,来助汉家将士“涉流沙”,而使“四夷服”。于是,现实中,便有西域战马源源不断,参与到汉家将士的队伍中来了。大宛汗血宝马,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体魄矫健,真有如带着天命下凡的天马。

从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上,似乎看不到西极天马那付“天行健”的派头,看到的是天马大战归来不动如山的“地势坤”景象,以厚德载物而四夷服。

历史上,秦皇、汉武并论,他们确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们的差异,有个性方面的原因,也有朝代不同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眼光和立足点不同。秦皇立足于关中,故其眼光顺着秦岭淮河一线,投向东方,有一种出海的欲望;而汉武来自代地,其眼光从阴山伸向祁连山,乃至于更远。两人都游仙,一个心驰蓬莱,一个神往昆仑。

秦皇往东方去求仙药,汉武到西域去找天马。秦皇出海失败,但汉武通西域却获得了成功。汉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游仙变成了国家追求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