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1954年，秋。 

清晨六点的号角声划破北方长空，惊醒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的一众少年学员。

身穿背心短裤的学员们奔至茵茵操场，在晨练中你追我赶。

大将陈赓时任院长，他被年轻人的欢歌笑语所吸引，饶有兴致地走出办公室，默默地在操场边踱步，看着小伙子们跑圈。

阳光洒在一名上海少年肩上，陈赓与其四目相对。

这名少年是缪鸿兴，一名刚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被光荣地选拔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舰船电气专业的学员。

从踏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那一刻起，缪鸿兴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谁都不曾想到，未来的近70年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核电事业将因为包括缪鸿兴在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这群学员，打开一扇崭新的窗。

缪鸿兴大开大阖却始终如一的核电人生，从这里开启。

“光杆司令”南迁

从1962年到1967年，短短5年间，缪鸿兴经历了来哈军工之后的第一次跌宕。

时间倒退回更早几年，那会的缪鸿兴意气风发，刚刚开始学习舰船电气专业，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学习之余，他会和同伴们结伴在哈尔滨城里出行。说是出去散心，但他们一般是当做“长途行军”准备的，照样只穿平时晨练时候穿的短裤背心。

他笑言：“一上街，当地人都会多看我们几眼。”

简单、热情、执着，是缪鸿兴在哈军工苦读时的性格关键词。六年的读书时光一晃而过，算上一年预科，五年舰船电气专业的学习时间一晃而过。这为缪鸿兴未来的核电人生，打下了坚实的第一步。

1960年毕业后的缪鸿兴，正式进入哈军工318教研室（负责海军核潜艇动力装置方向相关教学研发工作，后整体划入205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他的第一份事业宏图尽展眼前。

不过，自1962年起，核潜艇工程突然下马，上级决定对205教研室实行“留点缓办”，只保留教研室建制，学生全部转到其他专业。

缪鸿兴突然变成了一名“光杆司令”。

不得不停止教学工作的缪鸿兴，没有止步，也没有颓废。相反，他和同伴们继续编写讲义、建设相关实验室，依旧忙得热火朝天。

他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说实话，当时虽然没闲着，但不能参与一线教学、科研实操工作的现实让大伙儿还是挺难受。”但是，他的人生字典里终究没有“放弃”二字，也没有“转行”二字。

就在那时，缪鸿兴顺理成章成为了教研室反应堆控制实验室的负责人，开始频繁积累一些相关方面的实验室经验。

短暂的沉淀之后，缪鸿兴的人生轨迹，很快和中国当时一项关乎核电发展的重大政策决定，融汇到一处。他未曾想过，一场关乎中国核工业发展起步的浪潮，正愈来愈近。

率先释放宏观信号的城市，是上海。

两名回上海探亲的同事带回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搞核电站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从未有过的开山之作。囿于缺乏人手，酝酿当中的核电站，很多工作甚至依赖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

缪鸿兴知道，机会来了。“光杆司令”拿出了刚入校时身穿背心短裤晨练的韧劲和热情，他难掩兴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合计，干脆一起写个报告，请求参加一线建设！上级的批复很快到了：同意！”

1967年7月，缪鸿兴和205教研室在内的一行23人（含家属）举家南迁，加入当时上海成立的“122工程筹备处”的核电站建设队伍中。

他的核电人生，即将在上海迎来一次重大转折。

突如其来的汇报

“缪鸿兴，你要跟欧阳予、赵嘉瑞他们一起去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事隔几十年，这句话依旧时不时蹦出来，回荡在缪鸿兴的耳边，仿佛刚刚发生在昨日。

那是1974年。

中央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压水堆方案，并要求728院派专人参会，负责向包括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内的与会领导、专家做讲解。

中央作出上述会议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122工程筹备处”核电站建设小组对压水堆的专项研究已经取得令人可期的阶段性成果，缪鸿兴，便是参与该项研究的人物之一。

时间的长镜头持续拉长，拉回到更早的年月中。那时，初至上海，加入“122”小组（1970年2月8日，为了响应周恩来当年关于在上海建设核电站的指示，上海市科技组成立上海市728工程处，“122筹备处”改名为“728”工程处）的缪鸿兴，正意气风发地埋头扎进压水堆专项研究中，如鱼得水，迅速成长。

从1973年开始，他与团队成员还曾共同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多的研究设计，试图印证其可行性。

正当缪鸿兴沉迷于研究中时，一个即将影响他一生的重大惊喜悄然而至。

他被组织选中了。在上述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召开的前两天，728院的一位负责人士告诉缪鸿兴，他将成为负责向包括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内的与会领导、专家做讲解的人员之一。

缪鸿兴一听，整个人懵了。那一年，他39岁。

1974年3月31日的下午，缪鸿兴和欧阳予（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总设计师）、彭士禄（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赵嘉瑞等一行人，怀揣关乎开创中国核电建设先河的压水堆设计模型，叩开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大门。

这一行人到达时，整个会场已经坐满来自中央、部委及各相关单位的百余位人员。

当看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人时，缪鸿兴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

他打开图纸，摊在地上，整个人半跪在地上，用手指着图纸做汇报。

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即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听完缪鸿兴的汇报他抛出疑问：“高放乏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随后，又提问关于废水处理的问题。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

那场会开完，缪鸿兴等一行人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其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恩来亲自同意给728工程拨了8000万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在当时，这是难以想象的天价。

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诞生由此启程，而缪鸿兴，也有了一个新身份——“秦山一期核电”副总设计师。

对于他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汇报安排，以及投身中国首座核电站建设的经历，并没有打乱他潜心研究的步伐，也没有带给他翻天覆地的荣誉加持。

低调、谦逊，是缪鸿兴每每回忆起这次汇报时的态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集体努力的结果。”

缓慢清晰的个人讲述中，缪鸿兴不厌其烦地使用着“集体”这个词。

“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怎么能轻易放下？”

“你好，记者同志，我是缪鸿兴。”

2019年的一个秋日午后，面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缪鸿兴如此开场白。

对于曾参与中国核电开山之作的辉煌经历，他的语气平和有加，甚少表露情绪起落，即便谈及过往最艰辛的特殊岁月，缪鸿兴也仅仅用一句“耽误了一点时间，走过一点弯路”淡淡带过。

其实，在接受记者采访邀约后，他主动放慢了节奏，特地准备一个晚上，逻辑分明地整理、回顾了自己的核电人生。

较真，不打无准备之仗，是缪鸿兴对人待事的特点之一。

时间再次倒退回1974年那场令人难忘的汇报前夜，缪鸿兴没有休息，而是在心里来回“过”汇报内容。突发状况紧随而至，有人发现，我们带来的核电站模型控制棒无法驱动了。他当场急出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向总理交代？

缪鸿兴和同伴们一起围着模型转圈，七嘴八舌，最后终于让控制棒又动了起来。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了。

正是这样无数个投身坚持的“凌晨”，不知不觉间，连接起缪鸿兴的一生，也连接起中国核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国门进而参与世界核电技术竞争的的岁月。

回顾一生，缪鸿兴没有给出更多的形容词。他思虑再三，认真地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点，核电站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而且要用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和科技来搞；

第二点，核电站要实践一代、研究一代。时间宝贵，在预研方面中国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充分利用好分分秒秒发展核电技术；

第三点，对高放核废料的处理一定要重点研究。周总理四十五年前对核电站最关心的，就是废料的处理问题。目前来看，中国现有的技术还只能采取深埋或者照射减少衰变期的方式进行，仍不尽善尽美。

缪鸿兴说：“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也要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负责。这一点必须要用国内最先进的科技技术去搞，万万马虎不得。”

时至2019年，此刻距离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核电站并网发电的1991年12月15日，整整过去了28个年头。

在这28年间，缪鸿兴没有停下，因为在他看来：“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怎么可能轻易放得下呢？”

直到2017年，已达82岁高龄的缪鸿兴，依旧会不定期和部分地参与国核自仪工程有限公司的 NuPAC和NuCON的开发和研究工作。

当他持续与中国核电发展共振之时，2017年底，他还做过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那一年，他一鼓作气，登顶海拔1860余米的黄山光明顶，意气风发之态，一如195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那个晨练的少年。“核电赤子”缪鸿兴，依旧在奔跑。

他的核电人生，不会按下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