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骆伟建:我在澳门30年,见证回归20年

张锐2019-09-27 15:44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当七叔一身白色西装配尖头皮鞋,站在澳门报贩联谊会的红幕舞台上,唱起香港歌手罗文1978版《小李飞刀》的主题曲,堂下掌声雷鸣。这首在上个世纪红透东南亚及世界华人社区的歌,让一位六十多岁的粤剧老倌在8平米的空间里,重温了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和侠骨柔肠。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踩着单车挨家挨户从门缝塞报纸的“后生仔”。他与这帮老友,以及李寻欢,有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9月10日,澳门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候任人贺一诚赴京,接受中央任命。2019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20年,是“你可知Macau”唱响中国以后的时代。但在澳门,截至2018年统计局数据显示,2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76%,超过四成的人在这20年里步入人生的后半场。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出口加工业、房地产、金融、博彩在澳门已经有20年的高速发展,让这个城市从小渔村变成极具冒险与极乐色彩的东方赌城。

这20年间,第一批从香港带着资金、机器以及工程队的承建商,铲平了澳门与广东省珠海市相连的关闸口岸附近一带的农田,兴建了澳门首个大型屋苑,以葡萄牙语BairroIaoHon音译,取名祐汉新邨。“居于斯,诚最理想之佳景”是商人们为那一代的澳门人写下的“上楼梦”。

1988年,骆伟建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人员的身份第一次赴澳研究社情。他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就要在这座充满变数的城市里度过了。1994年后,骆伟建常驻澳门,担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之一。1999年,澳门回归后,骆伟建放下了手中的行政事务,作为第一批中文法学教授,前往澳门大学从事宪法与基本法的教学工作。

今年,骆伟建61岁了。9月6日,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感叹人生匆匆,从1985年开始跟随导师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至今,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围绕着“一国两制”。“人生好像就做了这么一件事”。骆伟建说。

初入澳门

“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车子贴着海边开过,人从一个小铁屋过关。”1988年7月,骆伟建第一次从北京到了澳门,当地人把这个时期称为“澳葡时代”。从珠海到澳门中间有一段是三不管区域,有一片小树林,很多人就躲在里面把“走私”的东西绑在腰上、腿上。骆伟建就夹在这些走私的人群中,开始了穿梭两地的双城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赌王何鸿燊等人独家经营的葡京娱乐场已经开业,博彩业在澳门蓬勃发展,但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初入澳门,骆伟建住进了现在妈阁庙位置附近的新华社招待所,一间普通的居民楼,上下两层专门接待从内地到澳门公干的人。他和同事就这样,开始在澳门走来走去。“当时,妈阁附近有一个站叫做万里长城,我就想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么大,怎么这条街这么窄。”

骆伟建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结束,工业、地产、金融、博彩四分天下都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后来,随着内地政策开放,澳门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本地工业逐渐萎缩,博彩业蓬勃发展。这个城市,成了各大派系的冒险与极乐之地,权利的争夺、黑与白的交织,为后来香港影视作品提供了无数经典素材。

1992年,一家新世纪酒店在澳门凼仔正式开业,与“赌王”何鸿燊旗下的葡京酒店一桥之隔。新世纪酒店恢宏气派的设计吸引了澳门的达官贵人,也吸引了骆伟建和他的同事们。“设计师是我们认识的人,一楼的落地玻璃望出去都是海景,整个餐厅非常漂亮,很多人都去那里吃饭。”

1994年,骆伟建担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开始与葡方代表协调处理澳门后过渡时期的工作。此时,距离1999年回归还有大约5年时间。这五年,要克服的难题并不少。当时,澳门执行的还是葡萄牙的法律体系,中文在官方语言里是无效的,中高层的公务员都是葡国人。除此之外,工业经济下滑应该如何应对,未来是否需要保留工业,以及如何扭转局面等等。“我们必须要在回归前争取本土化的,法律体系要向基本法靠拢、接轨,中文必须加入官方认可的语言里,中国人在公务员体系里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要有足够的上游空间。这是很重要的。”

权利与义务的拉锯在彼此之间存在了一段时间,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要求葡方给出本地化的时间表、以及人才培养的进度。骆伟建说,当时,澳门的社会形势不稳定,经济下滑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给社会治安埋下隐患,政府财政收入对博彩业的倚重越来越大。

1998年到1999年,帮派之间的斗争在澳门街头愈演愈烈,黑社会横行。等到骆伟建再次回到澳门时,新世纪酒店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式。“高官、政要都不敢去了,我们去得也少了,慢慢就没落了。”

次年,新世纪酒店更名北京王府大饭店,主要业务转为接待访澳团客,但再无往日风光。因为社会治安的问题,澳门一些投资也受到影响。

留在澳门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1988年第一次到澳门,1999年澳门回归,骆伟建忙碌了11年的事情正式告一段落。“那时候也没想到一国两制还有很多挑战,以为回归了好像也没事了。”

与此同时,澳门大学也完成了由政府主导的本土大学的历史任务,开始向国际化发展。2001年,一位朋友向骆伟建发出邀请,认为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希望他加入澳门大学法学院团队,与他同批加入的总共有6位学者。

回归后,澳门的社会治安问题得以解决,但经济并没有立刻复苏。澳门大学的原址规模极小,只是建在一座小山坡上的几间教学楼,没有活动场地、基础设备差。“两个老师挤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澳门天气炎热,顶楼空调开了1个小时才开始降温。”

2002年,澳门在博彩业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开放“赌权”,到2008年,澳门有六家博彩公司投入运营。

赌权开放,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研究报告显示,自赌权开放,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在世界银行数据中,由2002年世界排名第47位跃升至2013年的第4位。博彩税收水涨船高,政府财政盈余不断膨胀,十年增长近百倍。

直至2013年,澳门博彩业经历11年高速增长后,进入调整期。政府重提经济适度多元化,定位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希望适度降低对博彩的依赖。骆伟建说,这是回归前,他与同事们研究过的事情,当时没有扭转的局面,现在依然需要面对。

澳门回归后,与内地在经贸、文化、人才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2014年,澳门大学从一座小山包上,搬入广东省横琴岛建设的新校区,一大批海内外学者加入澳门大学。这所大学真正开始向国际一流学府的规格跃升。时任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曾公开表示,希望为澳门培养一位特首。

骆伟建说,在澳门这些年,很多朋友后来粤语已经非常熟练,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会“听粤语”,但至今还是讲普通话。这是一种彼此包容,就像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点开地图,这里既是中国澳门也是中国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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