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当七叔一身白色西装配尖头皮鞋，站在澳门报贩联谊会的红幕舞台上，唱起香港歌手罗文1978版《小李飞刀》的主题曲，堂下掌声雷鸣。这首在上个世纪红透东南亚及世界华人社区的歌，让一位六十多岁的粤剧老倌在8平米的空间里，重温了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和侠骨柔肠。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踩着单车挨家挨户从门缝塞报纸的“后生仔”。他与这帮老友，以及李寻欢，有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9月10日，澳门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候任人贺一诚赴京，接受中央任命。2019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20年，是“你可知Macau”唱响中国以后的时代。但在澳门，截至2018年统计局数据显示，2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76%，超过四成的人在这20年里步入人生的后半场。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出口加工业、房地产、金融、博彩在澳门已经有20年的高速发展，让这个城市从小渔村变成极具冒险与极乐色彩的东方赌城。

这20年间，第一批从香港带着资金、机器以及工程队的承建商，铲平了澳门与广东省珠海市相连的关闸口岸附近一带的农田，兴建了澳门首个大型屋苑，以葡萄牙语BairroIaoHon音译，取名祐汉新邨。“居于斯，诚最理想之佳景”是商人们为那一代的澳门人写下的“上楼梦”。

1988年，骆伟建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人员的身份第一次赴澳研究社情。他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就要在这座充满变数的城市里度过了。1994年后，骆伟建常驻澳门，担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之一。1999年，澳门回归后，骆伟建放下了手中的行政事务，作为第一批中文法学教授，前往澳门大学从事宪法与基本法的教学工作。

今年，骆伟建61岁了。9月6日，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感叹人生匆匆，从1985年开始跟随导师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至今，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围绕着“一国两制”。“人生好像就做了这么一件事”。骆伟建说。

初入澳门

“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车子贴着海边开过，人从一个小铁屋过关。”1988年7月，骆伟建第一次从北京到了澳门，当地人把这个时期称为“澳葡时代”。从珠海到澳门中间有一段是三不管区域，有一片小树林，很多人就躲在里面把“走私”的东西绑在腰上、腿上。骆伟建就夹在这些走私的人群中，开始了穿梭两地的双城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赌王何鸿燊等人独家经营的葡京娱乐场已经开业，博彩业在澳门蓬勃发展，但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初入澳门，骆伟建住进了现在妈阁庙位置附近的新华社招待所，一间普通的居民楼，上下两层专门接待从内地到澳门公干的人。他和同事就这样，开始在澳门走来走去。“当时，妈阁附近有一个站叫做万里长城，我就想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么大，怎么这条街这么窄。”

骆伟建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结束，工业、地产、金融、博彩四分天下都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后来，随着内地政策开放，澳门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本地工业逐渐萎缩，博彩业蓬勃发展。这个城市，成了各大派系的冒险与极乐之地，权利的争夺、黑与白的交织，为后来香港影视作品提供了无数经典素材。

1992年，一家新世纪酒店在澳门凼仔正式开业，与“赌王”何鸿燊旗下的葡京酒店一桥之隔。新世纪酒店恢宏气派的设计吸引了澳门的达官贵人，也吸引了骆伟建和他的同事们。“设计师是我们认识的人，一楼的落地玻璃望出去都是海景，整个餐厅非常漂亮，很多人都去那里吃饭。”

1994年，骆伟建担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开始与葡方代表协调处理澳门后过渡时期的工作。此时，距离1999年回归还有大约5年时间。这五年，要克服的难题并不少。当时，澳门执行的还是葡萄牙的法律体系，中文在官方语言里是无效的，中高层的公务员都是葡国人。除此之外，工业经济下滑应该如何应对，未来是否需要保留工业，以及如何扭转局面等等。“我们必须要在回归前争取本土化的，法律体系要向基本法靠拢、接轨，中文必须加入官方认可的语言里，中国人在公务员体系里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要有足够的上游空间。这是很重要的。”

权利与义务的拉锯在彼此之间存在了一段时间，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要求葡方给出本地化的时间表、以及人才培养的进度。骆伟建说，当时，澳门的社会形势不稳定，经济下滑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给社会治安埋下隐患，政府财政收入对博彩业的倚重越来越大。

1998年到1999年，帮派之间的斗争在澳门街头愈演愈烈，黑社会横行。等到骆伟建再次回到澳门时，新世纪酒店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式。“高官、政要都不敢去了，我们去得也少了，慢慢就没落了。”

次年，新世纪酒店更名北京王府大饭店，主要业务转为接待访澳团客，但再无往日风光。因为社会治安的问题，澳门一些投资也受到影响。

留在澳门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1988年第一次到澳门，1999年澳门回归，骆伟建忙碌了11年的事情正式告一段落。“那时候也没想到一国两制还有很多挑战，以为回归了好像也没事了。”

与此同时，澳门大学也完成了由政府主导的本土大学的历史任务，开始向国际化发展。2001年，一位朋友向骆伟建发出邀请，认为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希望他加入澳门大学法学院团队，与他同批加入的总共有6位学者。

回归后，澳门的社会治安问题得以解决，但经济并没有立刻复苏。澳门大学的原址规模极小，只是建在一座小山坡上的几间教学楼，没有活动场地、基础设备差。“两个老师挤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澳门天气炎热，顶楼空调开了1个小时才开始降温。”

2002年，澳门在博彩业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开放“赌权”，到2008年，澳门有六家博彩公司投入运营。

赌权开放，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研究报告显示，自赌权开放，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在世界银行数据中，由2002年世界排名第47位跃升至2013年的第4位。博彩税收水涨船高，政府财政盈余不断膨胀，十年增长近百倍。

直至2013年，澳门博彩业经历11年高速增长后，进入调整期。政府重提经济适度多元化，定位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希望适度降低对博彩的依赖。骆伟建说，这是回归前，他与同事们研究过的事情，当时没有扭转的局面，现在依然需要面对。

澳门回归后，与内地在经贸、文化、人才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2014年，澳门大学从一座小山包上，搬入广东省横琴岛建设的新校区，一大批海内外学者加入澳门大学。这所大学真正开始向国际一流学府的规格跃升。时任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曾公开表示，希望为澳门培养一位特首。

骆伟建说，在澳门这些年，很多朋友后来粤语已经非常熟练，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会“听粤语”，但至今还是讲普通话。这是一种彼此包容，就像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点开地图，这里既是中国澳门也是中国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