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德/文  近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加上大连13岁少年杀死10岁女童案的发生，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以及是否应当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

我国刑法规定的一般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6周岁，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种严重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旨在强调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刑法上的非难和刑事处罚。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长期坚持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的成熟性与成年人不能同日而语，理应区别对待。未成年人的不成熟性与可塑性、可改造性是一体两面，对犯下错误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并予以特殊管护，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应该说，我国坚持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有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已经连续9年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判断。

但是近来发生的12岁少年弑母案、13岁少年杀死10岁女童案等未成年人极端暴力案件还是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严惩“恶魔少年”。这让笔者想起了台湾导演杨德昌拍摄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1991年上映的电影，根据一起真实的少年杀人案件改编。张震主演的主人公小四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最后却用尖刀刺死了自己心爱的女生，时年只有14岁。一个少年走上杀人之路，并非个性使然，“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明争暗斗、逼仄的社会环境、残缺的家庭、焦灼的爱恨，都是将片中少年们推向犯罪深渊的因素。一起杀人事件不仅事关个人的罪与罚，更是社会病症的爆发，是一个时代的痛与觞。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些悲剧的社会事件，在谴责施暴者、作恶者的同时，不妨思考一下是什么导致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发生。

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而言，笔者不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更多青少年投入监狱是应对恶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优先选项。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尊重传统，保持法律稳定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涉及亿万人群，兹事体大，决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拍脑门决策。我国刑法确定14岁责任年龄并非偶然，而是综合世界各国规定，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青少年接受教育程度等条件，确定的刑事责任界限。自1979刑法制定以来已延续四十年，历经考验，非经足够的民主立法程序，不宜轻易调整。

二是刑罚是重要但绝非优先的社会治理选项。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失范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其发生的原因往往很复杂，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没有天生的罪犯，青少年的心智成熟度决定其无法完全、理智地认知和控制自身行为及后果。往往是家庭关爱不足、学校教育不当、周围社会环境失序等因素推动其走向行为失范，乃至违法犯罪。比如，我们看到，大量的城市未成年人犯罪是由流动未成年人实施的，这绝非偶然，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政策，而不是把他们投入监狱，寄希望于惩罚和报应来解决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威胁。科学研究证明刑罚的威慑效应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刑罚所强加的标签会让他们强化自身反社会的一面，这是社会学、心理学反复证明的。刑罚固然对社会控制十分重要，但是在应对青少年犯罪方面更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三是我们的执法司法政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只要逐步改进，当可应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在执行和落实方面仍需加强，目前，符合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惩治规律的少年司法制度并未完全建立，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最终失之于宽或者放任自流。通过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倡导和弘扬家庭美德，构筑稳固的家庭环境；统筹社会帮教资源，完善少年司法体制，形成惩罚、教育、感化、挽救合力；在法律上建立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实现个案正义等等，都是理性、可行和值得探索的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立法修法更应该审慎科学，民众更不能动辄鼓吹刑罚化来处理社会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是一种懒政思维和情绪化思维。（作者供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