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而人们终须勉力前行

朱与非2019-11-25 14:29

朱与非/文

这本书可能是哲学与大众最为亲密接触的时刻之一。不管哲学在一般大众眼里是何种模样,艾伦伯格先生肯定给出了那最为惊艳的样子。它涉及四位当代最为杰出的、至今广受传颂的欧洲哲学家,同时也涉及了一段格外艰难的、广受瞩目的岁月——1919-1929年的“黄金十年”。

关于哲学和人生,我们听很多人谈过。然而,这种谈论哪有比让四位哲学家各自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法更精彩?当然,这些哲学家不可能亲自走到我们面前,但一位优秀的写作者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

这书是要拉近我们与伟人的距离。但这种拉近不是把伟人降低为常人,通过揭示他们的小毛病而表明“不过尔尔”,而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拉近,是让生命本身的困惑和疑难借助伟人的经历展现出来,并且暗示“你也可以如此”。

我们很多人可能误解了“平凡”二字。在困难面前退缩,在邪恶面前苟且,从而换取一种短暂的事不关己状态,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平凡的生活”。然而,这只是平庸而已。伟人,或者我们这里说的伟大哲学家们,也都是凡人,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他们像我们一样,始终要面对生计的问题。

海德格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山区千人左右规模小镇的天主教堂的执事,当年轻的海德格尔要去附近的大城市弗莱堡上大学时,还多亏了耶稣会的资助,并且这资助还包含了让他未来到异国他乡做牧师的条件,虽然他后来因为身体不适而推掉了。本雅明的家庭更富裕些,但由于他感情上的冒险而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再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博士毕业后没找到教职,过起了卖文为生的拮据日子。维特根斯坦则出身于欧洲著名的钢铁业巨头之家,但他对金钱有特殊的理解,他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再次捐赠给了他的兄弟姐妹,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在一所小学里教书赚钱养活自己。相比而言,卡西尔的家庭最可以阐释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榜样,他自己也过得中规中矩,性情温和,生活幸福,除了晚年遭遇纳粹上台而被迫流亡海外。

幸福每每相似,而不幸各各不同。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风起时,却是将行时刻。我们与该书作者艾伦伯格的访谈,也正奉献给这样的时刻。

|访谈|

问:艾伦伯格先生,首先衷心祝贺您的《魔术师时代》2019年8月在中国出版。请问您想把这本书归之为传记、哲学书还是历史书?

答:非常感谢!中文译本实际上格外让我惊喜,因为它让我看到,德语哲学传统在中国曾经以及现在都占据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我的目标首先是写一本对所有人来说都朗朗上口的书,来描述德语哲学这最有创造力的十年,也即从1919至1929年间,这是我们文化空间里最后一次思想的大爆炸。因为,配得上哲学这一名称的东西,从来不是在所谓永恒问题的真空世界里发生的,而永远是历史性地、地理式地着床生根的,此外它也展示了对于自己的生命践履的一种直接关联。因而,我写他们传记的时候,必然让社会和历史的情势包括时代精神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本书的主导观念非常简单:危机时代是思想的好年代——而20世纪20年代恰是一个极端危急和动荡的年代。

问:书中讲述了1919至1929年间四位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的故事。在您构思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私人的场景让您想起必须是这四个人,而不能是其他人了?

答: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之间在1929年发生的达沃斯论争,显然是某个最初场景,书中也投入了很多叙述。但在同一年春天,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以及本雅明在1929年10月的精神崩溃,以及纽约股市的那个黑色星期五,也当然都是。此处有一个大格局跃然于我的面前,对此我深知,我可以有、也值得有一个自己的论述。

问:在什么意义上,他们被称为“魔术师”,而不是哲学家、思想家或批评家等等?您是否想要表达一个隐秘的观点:在这个“祛魅”的现代,他们通过其伟大思想的成就,可以让时代复魅?

答:哲学实际上应该是魔法的反面。魔法师操控、耍手腕、欺骗和隐瞒。而优秀的哲思则相反,它为清晰、透明和世界的敞开铺平道路。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然而,哲学也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伟大思想家——以其语词的纯粹力量——让我们以一种彻底全新的方式看到我们日常以为已经熟识的世界。我书中的四位“主人公”恰恰也有此能力。此外,也有一些格外具有克里斯玛魅力的个体,他们有意识地施展这种克里斯玛:他们清楚自己的天分,知道如何能够让他人为自己着迷。海德格尔在这里是一个格外极端的例子——他也是这种事情的彻底黑暗面的一个例子。

问:如果每个时代都有或者都可以说出一个“时代精神”,那么您认为1919-1929年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答:时代精神刻有确知时代已分崩离析的烙印(正如人们今天所说的那样),这种确知是,人们已不能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了:既不能在政治上,也不能在艺术上,也包括在哲学上。书中所有的四位“主人公”都是从战争中退回到书桌前,或多或少带有强烈的精神创伤。就像很多其他精神伟人以及通常所谓的正常人(这样的人实际并不存在)一样,所有四个人都面临着为自己寻找和筹划新生活的挑战,他们要找到对于世界、对过去还有对未来的新型的联系:因而这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哲学情势,带有高度的生存冲击力。

问:1919是一战之后的第一年。一战将茨威格所谓的“昨日世界”彻底埋葬。而更加糟糕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可能没有人预料到,大约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一个个体的鼎盛年代正处于一个阴郁、悲伤的年代——这里是否就有着您写作这本书时让人精神一振的世界图景?

答:肯定的,这本书也是某种形式的——以一个非常德语的词汇来说——挽歌。我们文化界的总体认知,直到今天一直处在——我们有理由这样说——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文明断裂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所有20世纪在德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单单透过这副眼镜来阐释。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躁狂抑郁的时代精神以及其不同寻常的精神能量(包豪斯、海森堡和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等)中并不必然导向希特勒和艾希曼。我们步入黑暗的道路,但另外的道路也同样敞开和可能——对我的这些主角来说,他们的思想及其生活中,首要涉及的也包括去展示新的道路:走向自由之路、清晰之路和敞开之路。即使对海德格尔来说也是如此,至少在整个20年代,至少直到1929年。

问:您书中的四个人物就像一部小说的四个主角,他们各自承受其悲欢离合、其命运和人们的反应。您能用简短的词汇各自描述他们的性格或特色吗?

答:当然,其中的三位——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海德格尔——都是绝对的极端人格:社会交往上有极大困难,写作上充满神秘气息,饱受抑郁之困扰,性关系上比较复杂,还具有自杀倾向。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灵性追寻者;本雅明以各种方式享受着大都市的混乱,比如村姑、赌博和毒品;海德格尔扎根于故乡黑土地和高居于山中小屋中追寻真理。所有三位都鄙视学院哲学和一个像教授一样生存的思想者工作岗位。卡西尔则是另一种伟大的人物,他实际上比较健全和中道:他热爱大学,既不怨己也不怨他人,每天早上起来,持续出色地工作,且对其周边完全人畜无害的样子。因而这是四个可以想见的不同的、同时代的样板,所谓的哲学式生存的样板。

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19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相遇事件的叙述。这个插曲是戏剧性的、有趣的,也是意义非凡的。但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念头:哲学家根本上有趣吗?我们觉得哲学家有趣,是因为他本来有趣,还是他借助传记作者的生花妙笔而显得有趣?哲学家因其思想而伟大;但他的生活不也平常?

答:一种极端生活绝非伟大精神成就的必要条件——卡西尔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来说,这四位哲学家在生存和思想、经验和想法、日常和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接近的、典型哲学的契合。哲学难免要关联到他们各自、本己、具体的生存之践履(不同于一个生物化学家或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同样这也是哲学对每个人来说这么有趣和吸引人的原因:哲学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一种找寻并且寻觅到每个人之在此生存中的场所和身位的一种方式。

问:海德格尔卷入纳粹运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名声。他的纳粹身份的揭露以及最近发表的三卷本《黑皮笔记本》是否也影响了您对青年海德格尔的评判?    

答:我们在“黑皮笔记本”出版之前早就已经知晓,海德格尔在其生命中的某段时期因投身纳粹运动而知名,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他曾是个纳粹。然而,黑皮笔记本是另一个切入口,因为它展现了一个哲学家——他恰恰用是最悲惨的方式滑到了自己的水平线以下——竟带有如此让人震惊的反犹主义沉滓;如此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内容,还有这种下降的水准。如此平淡、如此单纯、如此流俗。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海德格尔身上所有可能的渺小和性格上的可悲。人在其生命的某一阶段,如果我们能这样说的话,竟能变得“小于他本身”。没有一个人免于这种危险。但是自然,这一事实在一位哲学家身上也格外带有悲剧性——且特别值得深思——因为这位哲学家有很好的理由不是只被少数人一直视为20世纪最宏大、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们不应试图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和他对纳粹运动的亲近完全剥离。但这也不是说,要把其作品完全降低到那个层次,这一点同样重要且与事实相符。要举两个例子的话,思想家如阿伦特和列维纳斯向我们显示过,海德格尔的思想脉动如何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促进政治思想变得丰饶起来。我希望,我的书在处理海德格尔的问题上可以把这种矛盾阐明出来:寓于其思想的危险,同样也是因为它是最为卓越的思想之故——因而,也包含着新的思想洞天。

问:非常有趣的是,您让我们注意到了本雅明。他实际上是个悲剧性人物,但在哲学上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拥有同样的天赋。您认为他在哪些方面还有潜力让我们深受启迪?

答:本雅明以其个人风格、独到世界观和相应的对于一切方法和体系的拒斥,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四个人中最富当时的时代特性的人物,他的散文至今具有简直是先知式的透彻和力量。重要的是,不要把他缩减到其政治著作,尤其不要缩减到其马克思主义中。本雅明的核心处,毋宁是一个神学家而不是政治哲学家。于他而言,首要关涉的是在与超越之接触和借助这种接触中的治愈。这种超越是他在日常最具体的对象和现象中所探寻的,是他以拯救的方式尽力阐明的。从这个角度,与海德格尔包括维特根斯坦有着巨大的亲缘性。

问:不该忘记的是像卡西尔一样的职业哲学家。他的名字在中文世界首先因其《人论》一书而著名。“什么是人?”——这在您书中被标记为核心问题。您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还依然重要、甚至越来越重要吗?

答:我相信,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大问题:人工智能很快可能要从根本上侵入人类的基因,还有越来越值得发问的人与动物的界限问题——所有我们时代的伟大运动都指向人的问题。一方面这一直是哲学的元问题(恰如康德所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它从未像现在这样致命和有爆炸性。如果有一种新的思想飞跃的话,我相信,它会从这一问题切入。卡西尔肯定是最深入和最广泛处理过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之一。迄今亦是。

问:我们将迎来21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2019-2029年。您在这两个年代中发现了什么相同的东西,您想要比较一下这两个十年吗?

答:哦,共同点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且相应来说无比巨大:那个20年代是媒体爆炸的伟大年代,且也是我们今天称为“假新闻”的年代。它是全球化大力推进的年代——世界借助飞机、齐柏林飞艇和远洋巨轮而变得小而紧密。它是经济上变得不稳定的时间段,在德国首要的也是弱民主的年代,民主被极右翼和左翼从两方面加以攻击和削弱。我们只要睁眼看一看:这就是我们中欧今天的情势。就此而言,我把这本书想成一种预防式的接种,一种通过更好地理解那个相对接近的过去而给当前时代的疫苗。

问:您近乎完美地把人物故事及其哲学思想融为一炉,流畅如小说,深刻如哲学。这种写作风格我只在萨弗兰斯基和您这里看到,还有别的人吗?    

答:在这条轨迹上绝对要避免的危险,是一种传记的浅化危险。也即,想要把哲学家的思想完全从其生平中推导出来的朴素渴望。这当然是糟糕的。不,我毋宁要说一种格局进程——一种精神域的展开和阐明,这种精神域是我们作为文化生存体在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必然经历。也必然重新发现的。谁若真的思考,他就会对其自身所处的格局保持清醒,并且有能力凭借全新思想的力量跳出和打开那些各自已经被给予的框架。我想要呈现的就是这种动力机制。并且当然,萨弗兰斯基的著作对我来说是灯塔和扶手——因为他是这类书写的大师,于我而言,他是我个人的导师。如果问的是在我写作此书的道路上起了根本的刺激作用并且每天陪伴着我的那些作者,那我还可以提到的是MichaelHampe,StephenToul-min和EmmanuelCarrère的著作。

问:您的上一本书也取得过巨大成功。您能自我介绍一下经历、工作和未来计划吗?

答:《魔术师时代》肯定制订了我未来工作成果的道路:讲述哲学;借助特定思想人物而让哲思的力量和热情让大众触摸得到——这是我作为写作者将进一步追寻的目标。

问:从文化角度,您认为中国(准确而言,东亚文化圈)是完全异域的、因而与西方具有不可通约性,还是说,它会在这个某种程度上均质的(普遍约束的)地球上拥有一席之地?

答:我对这一文化圈既感到深受吸引和富有魅力,同时也对此确实毫无概念。这里首要发生影响的界限,在于语言的界限。但我今年夏天访问中国的途中,在各种对话的场合得到了一个生动的印象,那就是,在这种哲学对话中,切近发生着,且多么可能发生。思想的火焰是属于人性基础的——他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都熊熊燃烧。只要有足够的气体和空间,它就会点燃,并且生成属于自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