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流感》剧照）

“他们毫无道理地受苦，又毫无依凭地抱着希望。”——加缪     

——有关病毒灾难片的银幕札记

周泽雄/文

一

近日，日本导演北野武的一句话，频频得到自媒体人士引用。经检索，他是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向记者这么说的，日本人在那场地震里失去了将近两万条生命，记者把它与三年前发生于中国汶川的地震相比，请北野武作答，他说：

我认为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万，甚至超过两万，这样巨大的死亡和失踪人数也会成为电视和报纸的头条。但是，如果您将这场灾难简单视为“两万人丧生的事件”，那么您根本不会理解受害者。然后，再只从数字上来对比，说似乎比死了八万多人的中国四川大地震更好，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随后，他一字一顿地补充道：“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悲哉斯言！也许我们很难诚实地抵达这番认知，追随它仍是必要的。

不过，我记得，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名著《鼠疫》里就对此有过沉思，还无奈地给予否定。加缪笔下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提出了如下困惑：“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里厄接着想到一场晚近的灾难，尝试在“无名死尸堆”里认出“几个熟识的面孔”，但他马上放弃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

加缪似乎告诉我们，人可以凭借出色的“同理心”拒绝将死者数字化，但人类的移情力和同情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太多的死者注定会变成数字，在我们脑海里失去活力，变得陌生；我们能做的，只是把遇难者的名字一一镌刻，在静谧的墓园里整齐排列：那看上去既像是告慰死者，又像是自我安慰，好像自己尽到了幸存者的缅怀义务。

在我讨论过的电影《倒扣的王牌》里，借落难矿工里奥而大肆炒作的无良记者丘克，说过一句世故到底的台词：“一个人倒霉好过80个或284个。这就是人性。”太多的不幸者会令民众的同情心无所适从，无处寄放，“一个人”常常不是太少，而是正好。所以，无论政客、记者还是艺术家，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以点带面。他们擅长借助象征手法，将某个概率上像中奖的不幸者推上前台，让其吸附所有人的关切目光。大众的同情心被点着了，那道指向一位或数位受害者的道德光束，仿佛黑暗中的烛火，在吸收我们全部焦虑和同情的同时，亦使周遭陷入死寂。更多人的苦难开始隐退，他们面目模糊，无法避免变成统计数字的宿命。当弗吉尼亚·伍尔芙抱怨“十二个成年男人和女人的死亡，给我们的感动还不如托尔斯泰作品中一只苍蝇受的苦难多”，她固然是在赞赏托尔斯泰的才华，但也在指出一项心理事实：人类太容易为凑巧进入眼帘的苦难伤悲，而同时想象两万名受难者的不幸，既在我们的道德穿透力之上，也在我们的艺术感知力之外。

以未知致命病毒突袭韩国为题材的韩国影片《流感》（2013年），展示了一幕过于残暴的场景。病毒以风卷残云之势猎获自己的战利品，死去的民众堆积如山，政府正动用大型机械抓斗车来料理百姓后事。尸体如粽子般被防护塑料布紧紧包裹，在一个类似废弃球场的地方层层堆垛，其中还有不少尚未咽完最后一口气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火焰喷射器那玉石俱焚的雷霆一击。他们是人，每条生命承受的惊恐都足以引来一场六月飞雪，但镜头下的感染者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轻易倒下，貌似无知无觉。我们应该对每位个体抱有等量的关切吗？当然应该，可惜做不到。编导金成洙谙熟这一切，他的镜头把观众的关切瞬间推移到一个女孩身上，孩子身边那只观众熟悉的手机屏幕突然一亮，顿时承担了人们全部的救赎希望。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在情感上观众则一致认同：只要孩子得救，我们作为“万物之灵长”的那点同情心，就得到有效释放了。你当然猜得到，孩子活了下来，其他人则变成无人过问的数字和背景板。

这么说不是为了否定人性，而是指出人性的道德限度；同时，借助加缪和北野武先生的指引，我们也能眺望道德前景的天际线，竭尽自己的心灵和智慧，避免把他人数字化。

比尔·盖茨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人类的高度警惕已使得核冬天不再成为人类文明的首要威胁，当代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未知病毒带来的全球性传染病。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使得历史上大多限于地球一隅的传染病，动辄变成全球性灾难，而政府面对此类危机时，总会显得经验不足，仓皇狼狈。这个看法极具现实迫切性，有趣的是，盖茨还顺口奚落了电影人，指出电影里那些通常由帅哥靓女扮演的灾难片，无助于提升我们的警觉。

我猜，盖茨先生看过的灾难片不够多，小见以为，灾难片在对新型病毒的预警方面，多少承担了“艺术吹哨人”的角色，这值得感谢。然而，由于电影叙事独有的追奇猎异、蔑视平凡、树立英雄的倾向与病毒的袭击方式格格不入，导致感染者的真实影像难以通过银幕得到细腻呈现。武汉作家方方写道：“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呼应了北野武的动人叩问，但身为导演的北野武本人，怕也难以用艺术手段把“一粒灰”还原成“一座山”。诚然，人不应拿高于自己的标准——通常指“神”——来劝勉自己，但不能还原，对死者终究是一种伤害。

请注意，我只是在谈论电影。

二

由未知病毒引发的局部或全球性致命传染病，确为电影人所偏爱，但未必为电影人所擅长。常可追溯到某种野生动物或生物实验室泄漏的传染病毒，与自然灾害带来的人间苦难有着本质不同。比如，地震受害者的身份较为单纯，他们只是迫切需要他人援救，撇开特殊的环境变数，他们不会给援救者带来额外麻烦；病毒感染者的身份则不限于病人，他们承受的苦难是如此深重，除了受害者之外还莫名领受了加害者的身份，他们令人同情又令人畏惧，既是需要全力救治的对象，又是必须竭力隔离的不祥因素，他们在最哀哀无助之际，似乎还得萌生一点愧疚。泛泛而言，每一种灾难都是刻骨铭心的，不同性质的灾难不宜比较高下。具体而论，病毒感染者身上特有的反噬援救者的特性，又令他们的身份过分奇怪，人类业已建立的制度和道德文明，每每不敷应对。

也许，当代文明已有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在假定该种传染病不会发生的博弈式判断基础上制定的。相关决策者可能认为，倘以随时扑灭一场突发的大型传染病作为行政基础，会因财政透支过度而令经济崩溃；而即便不作高度预防，病毒本身的自限性也会在肆虐一年半载后扬长而去，人类社会在至多付出1%的人员代价后——这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数据——仍可继续前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尽管创作者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凡处理此类主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一个激烈的程式化情节：使感染者与病毒同归于尽。

国内观众较早看到的病毒类灾难片，是摄于1976年的欧洲影片《卡桑德拉大桥》（TheCassandraCrossing）。两名恐怖分子闯入位于瑞士日内瓦总部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楼，与警察交火后，一名身上溅有实验室肺鼠疫病毒的恐怖分子混入一辆国际列车。病毒高逾60%的传染力令人哗然，大批乘客受到感染，高级别的政府和军方高层判断，倘任其扩散，欧洲将面临不可收拾的生命血洗。他们计议已定，诱骗列车偏离轨道，驶往波兰境内某个神秘地点，声称那里会有完善的隔离措施和治疗条件。真实情况是，列车将经过一座年久失修的危桥，即以古希腊女巫命名的“卡桑德拉大桥”，军方确信，一旦驶上这座桥，全体乘客将随着断为数截的列车而魂归西天，病毒也将与之偕亡。届时，他们只需用得体的言词、肃穆的表情发布一个沉痛公告，就能将一桩惊天惨祸扼杀于萌芽之中。不用说，策划者决非屠夫，他们出此下策只是奉行“丢卒保车”的本能策略。他们坚信，此乃当下唯一可行的危机对策。

好莱坞摄于1995年的《极度恐慌》（Outbreak）再次蹈袭了这个套路。影片一开始，镜头回溯到1967年，非洲扎伊尔某营地出现了传染性极强的致命病毒，军方毫不拖泥带水，一枚从飞机上扔下的超级炸弹，精准高效地将疫区就地蒸发——遇难者中包括大量尚未感染的人，有些还是前来营救的医务人员。镜头转回当代，一只由韩国船员走私带进美国的非洲白猴，再次掀起一场凶险无比的病毒性传染病。不多久，加州某濒海小镇的居民因一次电影院飞唾事件而集体沦陷：他们既是等待援救的灾民，又是将要释放的超级病毒。国防部长当机立断，授权军方对那个约有2600名美国公民的迷人小镇实施毁灭性轰炸。当然，按照美国人的行事规则，决策者必须在法律里找到合法依据。他居然找到了，即，宪法虽未授权美国总统剥夺美国公民的生命，但条文包含一个前提：“如无正当理由。”那么，只要把当下的“剥夺”视为“正当”，事后再给予死难者一个类似烈士的名份，炸弹就可从容投下了。显然，他找的根本不是“合法性”，而是借口——不太有人傻得连借口都找不到。

上节提到的韩国电影《流感》亦然。就像所有续集类影片都会把灾难规模做大做强一样，《流感》也以电影人特有的“把事搞大”精神，展示了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政府决策。影片说的是，由一名幸存的外国偷渡客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短时间内席卷了一座靠近首尔、共有26万人口的现代城市。当感染者不计其数、遇难者填坑盈谷，观众熟悉的老计谋再次上演：总理大臣与美国军方合计，决心以一种“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的恐怖气魄，对市民实施灭绝式处理，数架美国战机腾空而起，堪堪就要向市中心投下巨量炸弹。

不用急，上述三部影片里，大规模屠杀民众的弭灾术并未真正发生，“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戏码总会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而幸存者脸上绽放出的微笑，会在尾声阶段安抚惊吓过度的观众。但稍一回想，我们的不安并未减轻。此类剧情转机无不带有超常侥幸，感染者都是以一种概率极低的方式得到营救，类似当年出埃及的犹太人在绝望之际突然得到上帝自天而降的玛纳天粮。如果编导打算告诉观众，你幸免于难的前提是撞上天大运气，那等于在说：你无处可逃。

此外，对当局邪恶性的夸大，也会因失真过度而减弱影片的预警功能。观众并不容易确信政府会如此狠辣，政府只是如加缪所说，在处理类似灾难面前“知识几乎为零”而已。如此，影片的现实预警就转换为一种科幻想象，灾难也蜕变成大众娱乐。比尔·盖茨小觑这些影片，不为无故。

电影总要借助强烈的戏剧性和英雄人物来渲染剧情，但匍匐在致命病毒之下的感染者，生存形态恰恰没有戏剧性可言，它本质上是反对英雄叙事的。所以，电影很难直面传染病受害者，后者的苦难超出了银幕边界，似乎任何对他们处境的客观描述，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贬低，“他们毫无道理地受苦，又毫无依凭地抱着希望。”（加缪语）他们只能被推向远处，在远景镜头里，以一种集体受难者的形象加以呈现。这类悲剧天然具有复数形态，我们的同情心难以深入个体，编导也帮不了我们。他们个个不同，却被处理得高度相似。这是此类影片命定的缺陷，方方和北野武仿佛镀有佛光的仁心善语，无法在银幕上得到善待。

三

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传染病》（Contagion，2011年），是病毒类灾难片里评分最低的，也是我唯一愿意推荐的。导演请来一众影星助阵，仅奥斯卡影后就有三位，却没有获得应有声誉。显然，主题的庄重性和悲情性，限制了编导的艺术活力。他拍得太严肃了，十来条情节线齐头并进，全景式叙事令观众窒息在冠状病毒的压抑氛围下，来不及对个体命运细细打量。好在你至少可以把它看成一部严肃的纪录片，并获得知识性收益。影片讲述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如何在几个月内导致2600万人丧生，该病毒由某只栖息在猪圈里的蝙蝠促成，从中国澳门始发，经由国际航班迅速殃及全球。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没有发生，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它非常可能发生。

英国影星裘德·洛扮演的自媒体写作者艾伦，戏份较多，颇值一议。他是一位渴望出名的博客作者，拥有对全球突发事件保持警觉的眼睛。他最早注意到一位日本职员在巴士上蹊跷死亡，作为一个满脑子“阴谋论”的写手，他认定此事异常，第一时间把消息透露给旧金山《纪事报》。在那一刻，他充当了“吹哨人”角色，如果纸媒不那么机械颟顸，这桩后来变得不可收拾的惨祸，原是有望大幅减缓，他也将以英雄造型名留青史。他在报社撂下一句“平面媒体已经死了，没救了”的狠话，又设法找到当地一位传奇科学家萨斯曼博士，警告他美国可能遭遇生物武器袭击，萨斯曼冷冷地呛他一句“博客写手不算作家”。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上接二连三发出警告，很快积攒了人气。他对政府抱有敌意，他认定世界卫生组织正与美国政府联手隐瞒真相，政府官员还与药厂合谋，靠出卖民众来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具有正义品格的记者不同，他是个擅长拐弯的实在人，他决定参与其中，分一杯羹。随着博客浏览数激增，他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他联系了一名投资客，打算向不明就里的美国民众推销一味草药：连翘。为证明连翘有效，他假装自己受到感染，还对着镜头装模作样地吞服了药汤。他相信，只要两天后展示出健康貌（他本来就很健康），金钱将滚滚而来。果然，当他的博客拥有1200万访问者时，他也赚到了450万美元。他的骗术非常有效，病急乱投医的美国百姓在药店里为了连翘每天打得不可开交。

谁都可以指责他自私。他当然自私，但不难发现，在我们笼统称为生命力、意志力的精神元素里，自私是一种危机时刻支撑生命的基础性“原力”，如果把它从生存动机中抹掉，绝境中人就难以生还了。我不清楚电影人是怎么想的，但上文提到的几部影片中，编导提供了近乎千篇一律的解答：自私，无论听上去多么不堪，都有效促成了个体和群体命运的转机。《卡桑德拉大桥》里的乘客得以幸存，来自以张伯伦大夫为首的乘客的奋勇抗争，当所有乘客的生命同时受到威胁时，由“自私”这一丛林动力所释放出的超常意志，才最终逼停了那辆病毒列车，大多数乘客得以幸存。《极度恐慌》的剧情更露骨，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上校军医丹尼尔固然展示了超级英雄气概，但是，他驾机勇闯病毒小镇的初始动机却是挽救受到感染的妻子，正是这份不属于“博爱”的私人关切，才使绝境中的镇民顺带得到救援。《流感》剧情也如出一辙：在女儿感染病毒后，母亲金仁海医生不管不顾，用危险且明显违规的的方式，将仅存的康复者身上的抗疫血清注射到女儿体内。幸存者被杀后，女儿体内的血清成了全体感染者的唯一希望，也是国家逃过此劫的唯一转机。假如金医生并未将女儿生命看得比全人类还重，依照剧情，市民将集体遭殃。

文明社会取得的道德进步，原有其脆弱性，当人类承受超常规的病毒袭击，要求他们在丛林世界里展示文明社区的道德境界，是一种局外人的苛求。当遭遇极限困境，我们总是被迫召唤出本能潜力。这是我们最大的共性，灾难的烈度越大，身心的层级越低。一旦自身安危受到莫名威胁，人们甚至会在一分钟内完成由文明公民到街市暴徒的转换。处于这种层级的感染者，才是值得抱以最大悲悯的。当然，英雄永远值得期待和感谢，《传染病》里一名低调的女科学家艾莉，在自己身上注射试剂，使疫苗提早上市，勇气与功德，令人赞叹。

银幕与现实从来不是简单的镜面反射关系，银幕上的黑暗和光明，与现实还会构成反讽式对立。通常，电影难以调和北野武的困惑，电影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结局，凡是有碍票房的死亡，编导都不会让它发生；生活却不会这么取悦我们，恣意任性的病毒更在我们的意志之外。非常扫兴的是，关于“死了一个人这件事”，无论它隶属哪一类数字统计，都是现实中人必须单独负荷的沉重，而十有八九，电影对此兴味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