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文 进入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发展成为威胁全世界的重大疫情，美欧也出现大爆发局面。此时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理应加强国际协调，形成最大合力，共同应对公敌，尽快遏制和战胜疫情威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前期中国爆发疫情，经济社会遭受重大冲击时，美国却表现的是隔岸观火、无动于衷，甚至是幸灾乐祸、随意点评。而在中国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但欧美却开始暴露问题，疫情明显恶化，并冲击到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情况下，美国不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全力以赴抗击疫情，而是刻意向中国甩锅，推卸疫情责任，引发互相驱逐媒体记者的风波。最后在疫情急速爆发情况下，美国又不得不采取强烈的封城、隔离、控制跨境人流等应对措施，美联储也不得不大幅度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再次推出量化宽松（QE），包括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等各种举措进行救市。与此同时，美国有人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的敌对行为，甚至有议员公开宣称要“让中国为疫情付出代价，废除中国持有的部分美国债务（目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将近1.1万亿美元），并接受美国的关税惩罚”。

现在，美国的疫情局势着实令人担忧，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可能将比意大利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美国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的冲击可能远超预期。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也让不少人对中国3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以及存放在美国等国家的黄金的安全和保值非常担忧，有人提出：美元是美国的货币，是世界的问题；美国又开始滥用美元霸权，通过美元大放水将新冠疫情和金融危机导致的损失向全球分摊，中国持有最多的美元储备和美元资产，又将是分摊最大的；持有的美债、存放美国的黄金等都面临重大风险，因此，应尽快大规模减持美债，出售美元资产，扩大投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规模压缩储备规模（没必要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储，降到1.5万亿基本够用了），并把存放在美国的美元及黄金储备拿回来，既减少储备资产的风险，也对美国施加反制力，乃至对美国总统竞选产生影响。

这种观点和想法似乎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却是偏离实际、非常危险的！

首先，在记账清算体系下，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

现在，投资贸易等跨境资金往来都是通过清算机构（主要是银行）从付款方存款账户扣减，转而增加收款方存款账户进行清算的，是以增减债权债务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货币现金收付方式清算的，是以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替代货币现金的转移（所谓货币跨境流入、流出，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入、流出），因此，中国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获得的美元，基本上都滞留在美国，表现为中国所拥有的美元资产（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或者用存款购买的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相应的就增加美国的对外债务。其中中央银行购买的外汇，就形成国家（央行）外汇储备。这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不同于现金或黄金的特性：“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外汇储备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进口、捐赠等方式用出去，但要“把外汇储备拿回来”则是不可能的。

其次，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持国际中心货币占最主要的成分。

要成为国际计价清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特别是中心货币，是有非常严苛条件的。只有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最强大，国际信誉优越的国家货币，才能被广泛接受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这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

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其外汇储备的多少及其货币构成，又取决于其国际经贸往来中实际货币的需要情况。比如，美国是国际投资和贸易大国，但由于美元就是国际中心货币，所以美国几乎不需要，或者只需很少的欧元或日元等外汇储备即可；而像中国，同样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国，但由于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所以需要较多的外汇储备，并且在外汇储备中，美元肯定要占大头（基本上都在60%以上），但也会保持一定比例的欧元、日元、英镑等外汇储备）。所以，中国现在拥有总额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真正的美元储备不到2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既不是全部都是美元储备，但美元又必须占据大头。在美元仍属于国际中心货币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压缩外储中的美元占比，转为以其他货币储备为主，是违反常识并存在巨大风险的（已经有过惨痛教训）。特别是当前美国为应对危机而大量投放美元，其实际购买力可能下降，但在全球恐慌情况下，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比值（汇率或指数）却是不降反升，此时，大规模出售美元或美元资产，转而增加其他货币或资产，时机并不恰当。

第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来之不易，价值巨大，必须妥善管理、有效利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严重缺乏外汇，因此，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创汇，并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外汇实施严格的国家管制，但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外汇储备也不足10亿美元。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重大改革，实现汇率并轨并推动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之后，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长，首次突破500亿美元，但从此开始，关于国家外汇储备是否太多了就出现争论，并随着国家外储的快速增长而不断增强。到2014年上半年高峰时，我国外储余额接近4万亿美元的高峰值，相关争论也随之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

认为国家外储太多的人认为，一方面，国家以20-30%的回报率招商引资，获得的美元又送回美国，只能获得2-3%的回报率，或者通过大量出口，用货真价实的财富换回一堆不断贬值的“绿票子”（美元），存在着巨大的财富流失，实际上是贴钱支持了美国。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远远超过了应有的合理水平，势必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造成货币政策独立性失控，并会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隐患。

这种观念曾经广泛传播、甚嚣尘上，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大误解与误导。

一方面必须看到，我国外储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对国际资本与产能吸引力强弱的重要表现。国家外储的快速增长来之不易，并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国际上一些按照进口规模、外债余额、社会购汇需求等因素计算的所谓“外汇储备合理规模”，实际上都是脱离实际，经不起推敲的；认为国家外汇储备扩大，央行基础货币随之扩张，货币就会超发，并将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更是严重误解、杞人忧天。实际上，货币总量的增长，不仅受到基础货币的影响，还受到货币乘数的影响，在基础货币扩张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压缩货币乘数控制货币总量的过度扩张，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后能够迅速积累起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是密切与储备货币发行国，特别是美国利益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增强中国国际信誉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持力量，特别是抵御境外资本冲击，甚至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有力武器，可以说，巨额外储已经成为中国手中的“金融核武”。

回头看，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由升转降，2015到2016年更是出现大幅缩减的态势，给外汇管理，特别是外储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管理政策迟迟难以调整到位，直到2016年四季度才开始采取措施严厉控制，但到2016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已经比高峰值减少了将近1万亿美元，经历了让一般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惊险一跳”。实际上，在二年半时间内外汇储备减少近1万亿，如果不是此前拥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也难以承受（即使还保留3万亿美元账面余额，但能够拿出来随时出售的流动性却可能严重枯竭），而中国之外，包括日本（其外汇储备约1.3万亿美元）在内，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根本无法承受，不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2016年4季度开始，我国一直在努力维持国家外储的规模不低于3万亿美元。现在还说“中国没必要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储，降到1.5万亿基本够用了”，纯属主观臆想、无稽之谈！

正因如此，本人在2011年就发文强调：“巨额外汇储备，饱受争议，但受益匪浅”，强调只要国家外汇储备不是通过外债增加的，就应该是多多益善！之后也不断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外汇储备购买、使用、货币摆布、损益结果等方面的管理与监督；强调对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外汇债务，未经国家（外汇局）承诺保证到期偿还的外汇供应，一律由其自主筹集外汇，不能将此类债务偿还外汇的压力全部推给国家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储备的被动减少。

第四，当前尤其需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不可盲目动用“金融核武”。

现在新冠疫情正在全球大爆发，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必须共同抗击的头号公敌，中国尽管在主要受害国家中率先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如果全球不能彻底遏制住病毒传播，中国仍然将面临巨大的输入性威胁，所以，中国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幸灾乐祸，而必须在巩固抗疫成果、有效防范病毒输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世界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对全世界的影响巨大，在全世界面临疫情严重威胁之时，更需要保持定力与理性，妥善处理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合作，千万不可受个别舆论影响就失去理智、草率行事。

其中，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或没收中国存放美国的黄金等资产，那就是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宣战，将对国际形势产生巨大冲击，并将严重影响美国的信誉和国际形象，将引发国际恐慌，加速其他国家从美国撤资，这将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对美国同样将造成极大危害，绝非少数人宣称一下就能实施的！

同样，如果中国现在就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并从美国撤资（包括搬回黄金等），那也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所以，对国家外汇储备和国际资金清算一定要有准确理解，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意义重大，必须有效管理、合理运用，千万不能乱出昏招、胡乱行事！

（作者系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前副行长）